人事丨榮新江：去鄧廣銘先生家拜年的往事

去鄧廣銘先生家拜年的往事

 文 / 榮新江

一到過春節，就會去給幾位老先生拜年，雖然我在北京過年的機會也不是很多，但在的時候都會去拜年。拜年主要是聽老先生們聊天，見識。現在回想起來，記得最多的可能要數鄧恭三(廣銘)先生給我們講的事了，他的話匣子一打開，就滔滔不絕，問什么講什么，從學習方法、治學做人，到學人掌故，聽得我們總是不忍離去，直到下一撥拜年的人把我們“趕走”。

現在又是拜年的時候了，回想起來，我聽得最多的是鄧先生講他和陳寅恪先生交往中的一些事情。我們78級入學的時候，鄧先生是系主任，給我們請了很多有名的學者來上課，我記得的有楊伯峻、王利器、馬雍、李學勤、陳高華、劉乃和等等，他也自己做講座，講他治學的“四把鑰匙”。在他講到目錄學的時候，拿著一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他自己編寫《辛稼軒年譜》為例，來提示目錄學的重要。他很得意地說，清華大學教授陳寅恪先生看到他的《〈辛稼軒年譜〉和〈稼軒詞疏證〉總辨正》后，要從城外的清華園跑到城里來“親造其門”，拜訪拜訪他。

后來我讀到陳寅恪先生的《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1943年1月作于桂林），更加欽佩鄧先生的學問，也從中看出陳寅恪對年輕的鄧恭三有如伯樂識馬，一眼看中這是個人才，所以極力推崇。寅恪先生稱贊年輕的鄧恭三道：“其用力之勤，持論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神思之縝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倫。他日新宋學之建立，先生當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無疑也。”鄧先生這篇長文有陳寅恪的序，加上發表在當時最高水準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也就使鄧恭三在中國史學界站穩了腳跟，甚至說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地位。

有一次說到做序，鄧先生說陳寅恪先生一生給別人做的序不多，他曾聽陳先生說，在抗日戰爭的艱苦環境下，寫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總的來看，寅恪先生寫的序的確不多，但每寫一序，都有創見。后人在談論寅恪先生對中國歷史的總體看法時，時常引用一句話，就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以說明他對于宋朝歷史地位評價之高。此話即出自給鄧恭三《宋史職官志考證》所寫的序中。

其實在寅恪先生說這句話的時候，宋史研究還很薄弱，后人對于宋朝歷史貢獻的闡釋還不足以支撐他的說法，而真正把宋代歷史全面加以闡述的，應當是恭三先生的貢獻，他通過對王安石、岳飛、辛棄疾、陳亮等人物的論述，讓世人了解到，不論在政治，還是在文學、思想方面，趙宋一朝的華夏民族文化都達到了怎樣高的境界。

關于這篇序，鄧先生還和我說起一件事：這篇序在《史語所集刊》發表時，文中都用“先生”來指稱鄧廣銘。恭三先生看到后，就給寅恪先生寫信：說按照輩分，您不能稱我這個晚輩為“先生”。寅恪先生說：那好，以后如果結集出版，就改作“君”。

可是這篇序在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入《金明館叢稿二編》時，仍然用的是“先生”。于是鄧先生寫信給編輯此書的蔣天樞先生，說你的老師答應我把序中的“先生”都改成“君”，你怎么還用“先生”呢？蔣先生回信說：他受命編校先師的文集，其實每個字都是寅恪先生自己確定的，他只做編校工作，而不敢改動一字！這件事一方面可以看出恭三先生對于長輩的尊敬和愛戴，一方面也表明寅恪先生對于鄧恭三學術成就的再認定。

而我們可以從這次通信中了解到，上海古籍版《陳寅恪文集》的每個字，都是陳先生本人“欽定”的，雖然有些文字恐怕在當時的環境下出版時有所省略，如“晚歲為詩欠砍頭”的“砍”字用了我們整理敦煌文書時處理殘字的“口”，其實原本沒有缺字，這是我后來在香港徐伯郊先生收藏的寅恪先生夫人抄送友朋的親筆詩箋上看到的。今天的三聯版雖然把這些文字補上了，但整個文集的文字已經不能說是寅恪先生自己欽定的了。恭三先生的一番話，對于我們研究寅恪先生，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鄧先生不僅學問好，而且在駕馭文字上是很受當年長輩學者看好的。他其實有兩個時期對中國學術的貢獻非常之大，一是在抗戰時期的昆明和李莊，他幫助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后來是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先生寫信；另一是抗戰復原回到北平后，他作為北京大學胡適校長的秘書，代他起草或按其旨意給相關學者寫信。1996年我第一次去臺灣參觀史語所的時候，圖書館員正在把鄧先生的信掃描存檔，如果我們有機會一一閱讀這些信的話，一定會對那個時期中國的學術史有細致的了解。

在和鄧先生聊天的時候，他曾說道，當時傅斯年在李莊，最想把兩個姓陳的人弄來，一個是陳寅恪，這是大家都能想到的，另一個則是陳獨秀，這是大家恐怕想象不到的。

大概1939—1940年的一段時間里，內遷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史語所都在昆明靛花巷3號院，寅恪先生是史語所研究員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恭三先生則是北大文科研究所高級助教，他們兩位和其他老師一起同吃同住。傅斯年特意把他安排在寅恪先生的樓下住，這樣寅恪先生一旦有什么事情，就用腳跺跺地板，恭三先生就會上樓來。

鄧先生說，每次到樓上，就看到寅恪先生既不看書，也不寫字，多數時候是臥床呻吟，說我身體不行了，恐怕熬不了多久，但他總是說“如果我不寫完這兩稿，就死不瞑目！”所謂“兩稿”者，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可見，寅恪先生對于他這兩部書的自我期許，而這兩本篇幅不大的書，的確成為中國中古史劃時代的“巨著”，影響極其深遠。

談到《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鄧先生還和我說起一件事情。寅恪先生此書完稿后，交重慶的商務印書館出版。正好恭三先生1942年春應聘到重慶主編《讀書通訊》，后來又在遷到北碚的復旦大學史地系任教，于是寅恪先生就把這本書的校對工作托付給他。

他數次抱著寅恪先生的手稿，在日寇飛機炮火的轟炸中，傳送稿件。可是他辛辛苦苦忙到最后，商務的編輯說原稿沒有了，硬說是鄧先生給丟了，因為當事人只有兩位，所以鄧先生有口難辯，背了一個黑鍋。此書在1943年5月在重慶出版，雖然是戰爭時期，但很快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讀這本書的人恐怕都不知道恭三先生在背后所做的貢獻。

到了1985年，這部書的稿本居然重顯于世。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據曾在上海浙江興業銀行任職的民族資本家、上海市政協委員王兼士保存的稿本，影印出版。鄧先生看到這個影印本后，笑著對我說：我應當找當年的那個編輯去打官司，這書不是沒丟嗎？他大概是還給了陳先生，卻說是給我了，陳先生的書若是丟了，我怎么擔待得起！

在陳寅恪先生與大家一起住的時候，傅斯年還給恭三先生另外一個“任務”，讓他每天大家一起吃飯后，把寅恪先生在飯桌上聊天的話記錄下來。我過去從照片上看陳先生，都是非常文弱的樣子，想象不出來他在大家面前說話的神態。鄧先生告訴我，寅恪先生說起話來，別人是插不上嘴的，往往一頓飯，都聽他在講，其中當然很多話是在談學問，所以孟真先生希望記錄下來。

鄧先生說，他們當時朝夕相處，沒有特別感到這事的緊迫，而自己又于公于私都有不少事情要做，所以就沒有逐日去記，后來想想，有點后悔。順便說一句，我和朱玉麒君一起整理倉石武四郎《述學齋日記》，讀到他記錄陳寅恪在飯桌上的談吐，說“陳氏論如利刃斷亂麻，不愧靜庵先生后起矣”，和鄧先生說的情形正好相符。

在我們今天的晚輩看來，陳寅恪與鄧恭三是唐史研究和宋史研究的兩座豐碑。從年輩上來講，寅恪先生是長輩，但他對鄧恭三關愛有加，并且敬稱為“先生”；而恭三先生雖然在后來陳寅老的紀念會上，當著寅恪先生眾弟子的面說自己不敢冒稱寅恪先生弟子，但實際上他對陳先生是以“師”相待。

在兵荒馬亂的民國時期，兩位學者在多個場合不期而遇，“學術”像一條無形的絲線，把他們兩位聯系在一起，在各自的學術生涯中，為對方做了一些讓我們永遠難忘的事情。陳寅恪的故事今天已經被許多人翻來覆去地講述著，而鄧恭三的故事，則還有很多鮮為人知……

（壬辰正月初五完稿于香江）

本文原載張世林主編《想念鄧廣銘》，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