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龍 | 交融與一體：多民族國家視域下的“邊疆”與“中國”——《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云南與中國...

在中國傳統(tǒng)的話語體系中，“邊疆”與“中國”是內涵豐富的兩個詞語，無論是指稱政權、地理空間還是族群，二者的關系都構成了多民族國家中國的主要內容，甚至可以說是我們認識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形成與發(fā)展的鑰匙。這也是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確立為我國民族工作的主線和綱，而“何為中國”和“何以邊疆”等問題的探討由之也成為當今社會不同學科討論的熱點話題的直接緣由。

關于如何認識“邊疆”與“中國”，本來古人的記述就歧義叢生，而在歷代王朝史觀和近代傳入的“nation state”（“民族國家”）理論長期影響下，當今學界的認識更是分歧較大，筆者也曾經發(fā)表過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近讀《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云南與中國》，感覺視角、理論和方法依然是制約我們客觀認識“邊疆”與“中國”融為一體的關鍵性因素，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邊疆”雖然是用于指稱一個地理空間，但其不可能脫離政權疆域而存在，這是由“邊疆”的基本屬性是指政權疆域的邊緣地區(qū)而決定的。但是，作為多民族國家中國的“邊疆”是歷史長期發(fā)展的結果，在人們的意識中往往指稱中原以外的區(qū)域，而中華大地的歷史上又存在著很多的王朝或政權，“何為中國”“何以邊疆”就成為首先需要面對和必須明確的問題。鑒于雖然沒有一個歷代王朝將“中國”定為國號，但為了爭奪“正統(tǒng)”的需要卻往往自視為“中國”，而當今的多民族國家又簡稱為“中國”，且“中國”又有指稱地域、族群等多重含義，“邊疆”屬性的不確定性也由此衍生，認識出現(xiàn)歧義是正常的。這也是《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云南與中國》在展開論述之前特別說明要有一個學術預設的直接原因：

一個原本不是屬于某國（無論是古代王國、帝國還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區(qū)域以及居民，爾后成為某國的邊疆（領土），其中必然經歷此國之占領（無論暴力的還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轄，從而經歷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劇烈變化（可以大略理解為同化），而其中的關鍵還在于此區(qū)域居民身份認同的轉變。

在這一學術預設中，很明顯“某國”和“邊疆”是被視為獨立存在的政治空間的。結合該書的章節(jié)結構分析，不難看出其中的“邊疆”即是指稱“云南”這一區(qū)域，而“某國”則是指稱“無論是古代王國、帝國還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即傳統(tǒng)話語體系中的“歷代王朝”和當今的多民族國家。這一學術預設體現(xiàn)著作者對研究對象的定位，同時也決定著作者視角和結論的走向，因此仔細認識和理解這一學術預設就成為我們了解作者整個觀點的關鍵。那么，這一學術預設是否符合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fā)展的實際，是否適合作為詮釋“邊疆”融入多民族國家中國應有的視角，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這一預設在理論與方法的使用上存在時空錯位和諸多概念指稱的不確定性。

這一預設存在的理論基礎是17世紀才出現(xiàn)在歐洲的主權國家理論，但其并不適合闡述之前王朝的疆域及其歸屬，這是首先應該要明確指出的。“帝國”“領土”“占領”“行政管轄”乃至“現(xiàn)代民族國家”等詞語都是近代主權國家出現(xiàn)后隨著現(xiàn)代國際法的形成而衍生出來的概念，是用于指代當代主權國家的屬性、疆域及判定領土歸屬的標準，并不適合詮釋“條約疆界”出現(xiàn)之前古代王朝的疆域，因為古代的中華大地并沒有“帝國”“主權”等這些現(xiàn)代觀念，即便是當今的中國也并不是所謂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多民族國家，這是我國憲法明確規(guī)定并得到國際社會公認的國家屬性。

從中華大地政權演變的歷史看，盡管以中原為核心的地區(qū)存在著始于先秦時期夏、商、周、秦至清的歷代王朝，但在王朝直接管轄區(qū)域外的更遼闊的邊疆地區(qū)卻存在著更多的族群及其所建立的政權。這些王朝或政權之間雖然有些有著大致的分界線，如西漢前期西漢和匈奴之間以長城為界，即所謂“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唐朝和吐蕃之間也曾經多次會盟劃界，“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蕃國守鎮(zhèn)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為蕃界。”但各王朝和政權之間的這種邊界并不具有近代以來“條約疆界”的性質，且當時的人對劃界之后的是否起到作用也并沒有信心。如匈奴呼韓邪單于接受西漢冊封成為西漢“藩臣”后，在竟寧元年（前33）“上書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但侯應舉十條理由加以反對，最后元帝的回復是：“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條約疆界”在中華大地出現(xiàn)的時間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了東北地區(qū)的邊界，其后又通過簽訂《布連斯奇界約》《恰克圖界約》及子約《阿巴哈依界約》《色楞額界約》等一系列條約劃定了中俄北部的邊界，盡管并沒有實現(xiàn)全部劃界，但清代中國的疆域自此開始具備了“條約疆界”的性質是確定無疑的，近代殖民勢力對多民族國家中國疆域蠶食鯨吞了多少領土即是以這些條約確定的邊界為基礎計算的。因此，用主權國家理論所衍生出的“帝國”“領土”“占領”“行政管轄”等概念闡述清代之前中華大地政權和地域之間關系的歷史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即便是歷代王朝也不具有“主權國家”的性質，用當今的國際法規(guī)則去審視古代不同政治空間之間的關系屬于時空錯位，結論雖看似能夠成立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更重要的是，將“某國”和“某國的邊疆（領土）”視為兩個獨立的政治體或政治空間，認為后者經過了一個由“原本不是屬于”“某國”到“爾后成為某國的邊疆（領土）”的過程，這一預設是否符合中華大地上政權形成與發(fā)展的實際也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在該書的“導論”中，作者點明了自己的觀點：“筆者認為，全球互動以及中華殖民主義（Chinese colonialism），才是中國成功兼并云南的原因”。為了論證這一觀點，作者申明“必須采取長時段且更為開闊的取徑，來理解云南是如何在兩千年之間，從一個獨特的、獨立的文化及政治實體，轉化為中國邊疆的一個省份。”結合上引作者學術預設中的表述，該書的最終目的是探討“歷代王朝”代表的“中國”如何“必然經歷此國之占領（無論暴力的還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轄”而實現(xiàn)了“成功兼并云南”，而“中華殖民主義”的認識則預示著作者將歷代王朝對“云南”的經略等同于了近代以來西方殖民勢力的殖民擴張，故而歷代王朝也有了“帝國”的稱呼。遺憾的是，將歷代王朝等同于近代殖民勢力，稱之為“帝國”，將其對邊疆的經略稱之為“殖民”的認識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做法，不會得到稍有中國歷史常識的人的認同，對此似乎沒有必要做進一步的回應。不過“云南”是不是“獨特的、獨立的文化及政治實體”以及如何認識其和歷代王朝的“中國”之間的關系卻是困擾史家和當今學界的難題，迄今尚未有人給出一個完善且被廣泛認同的學理解釋。

該書舉出了“云南”和“越南”做對比，認為“云南”是“中國的發(fā)明”，“云南在十三世紀中葉被蒙古征服之前，不管在文化上、族群上、經濟上或政治上，其實都是更加'東南亞’化”。不過，盡管從史書的記載看，“云南”由“西南夷”到南詔、大理實現(xiàn)了局部一統(tǒng)，和東南亞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族群上出現(xiàn)了某些聯(lián)系，但稱之為“'東南亞’化”乃至“獨特的、獨立的文化及政治實體”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如何看待南詔、大理的出現(xiàn)及其與歷代王朝的關系，文獻記述與《德化碑》、“袁滋題記”摩崖石刻等碑刻資料為當今學界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資料，大量的論著對此也有系統(tǒng)而翔實的論證，無須贅言。在此，可以舉出12世紀王氏高麗大臣金富軾針對自西漢至唐稱雄東北7個世紀之久的高句麗政權的認識，似乎可供我們認識“云南”的情況做參考。

高句麗自秦漢之后，介在中國東北隅，其北鄰皆天子有司，亂世則英雄特起，潛竊名位者也。可謂居多懼之地，而無謙巽之意。侵其封場以讎之，入其郡縣以居之，是故兵連禍結，略無寧歲。及其東遷，值隋唐之一統(tǒng)，而猶拒詔命以不順。囚王人于土室，其頑然不畏如此。故屢致問罪之師，雖或有時設奇以陷大軍，而終于王降國滅而后止。然觀始末，當其上下和，眾庶睦，雖大國不能以取之。及其不義于國，不仁于民，以興眾怨，則崩潰而不自振。

高句麗政權在建昭二年（前37）出現(xiàn)在西漢玄菟郡高句麗縣轄境內，東漢時期崛起，曹魏、慕容鮮卑、隋朝等王朝或政權屢次興兵征討而未能讓其徹底臣服，但總章元年（668）為唐朝統(tǒng)一，設置安東都護府進行管理。作為王氏高麗大臣，金富軾撰著的《三國史記》雖然基本資料源于中國古籍，但記述的是漢唐時期我國東北到朝鮮半島出現(xiàn)的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的歷史，視野雖然不能算作“全球視野”但也涵蓋了隋唐時期的東北亞遼闊地區(qū)。在這一視角下，金富軾對高句麗的興亡做出了如此認定：“亂世則英雄特起”是高句麗崛起的有利條件，而“不義于國，不仁于民，以興眾怨”且面對“隋唐之一統(tǒng)，而猶拒詔命以不順”是導致高句麗為唐朝統(tǒng)一的直接原因。南詔、大理的崛起及其與歷代王朝的關系雖然有自己的特點，但金富軾對高句麗興亡的認識似乎依然可以為我們提供有別于《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云南與中國》作者的另外一個視角和思路。

除“帝國”“民族國家”和“中華殖民主義”的認識之外，將中華大地上先后出現(xiàn)的歷代王朝視為“無論是古代王國、帝國還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某國”并非《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云南與中國》作者的獨創(chuàng)，似乎很多國人也有類似的認識。因為盡管在中華民國之前雖然沒有一個王朝或政權以“中國”為國號，但“中國”一詞在西周出現(xiàn)的時候即有指稱“京師（王畿）”和代稱“天下”政治核心的含義，并成為“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的“正統(tǒng)”標志，而伴隨“正統(tǒng)”爭奪而形成的由《史記》到《明史》的所謂“正史”記錄的歷代王朝則在傳統(tǒng)話語體系中都被視為了“中國”，而其外的王朝或政權則被視為“夷狄”。這應該是“無論是古代王國、帝國還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某國”這一認識得以出現(xiàn)的直接緣由。但是，在多民族國家中國形成與發(fā)展的過程中，被視為“中國”的歷代王朝雖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乃至主導作用，但“夷狄”建立的非歷代王朝在其中的作用則不應該被忽視乃至忽略，因為非歷代王朝分布的區(qū)域也是多民族國家疆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忽略乃至忽視非歷代王朝作用而得出的認識是不全面的，更不能完整反映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fā)展的歷史。也正由于這一點，白壽彝先生在1951年5月5日的《光明日報》上發(fā)表的著名的《論歷史上祖國國土問題的處理》一文，才能引起全國范圍內有關“歷史上的中國”的大討論。

針對已有的中國疆域史乃至中國通史著作普遍存在以歷代王朝疆域為中國疆域和中國歷史敘述范圍的做法，該文明確提出：“以歷代皇朝的疆域為歷代國土的范圍，因皇權統(tǒng)治范圍的不同而歷代國土有所變更或伸縮”是錯誤的，主張用“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范圍來處理歷史上的國土問題”。該文發(fā)表后引發(fā)的討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曾經出現(xiàn)過兩次高潮，盡管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為出發(fā)點上溯歷史的疆域，“凡是今天生活在中國疆域內的民族以及歷史上生活在今天疆域內而今天已經消失了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歷史（外來民族遷入之前的歷史另作別論）都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他們在歷史上活動的地區(qū)及其建立政權的疆域也都是中國歷史上疆域的組成部分”的觀點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但在具體實踐中依然存在著“以歷代王朝疆域為中國疆域的敘述體系，以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zhàn)爭前清代中國版圖為中國疆域的敘述體系，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為基礎上溯歷史上中國疆域范圍的敘述體系”等不同的做法，且當前國家博物館的中國歷史展覽也明確表示是以歷代王朝為主線展示中國歷史，可見歷代王朝史觀依然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這些討論和不同做法，表面上是在詮釋多民族國家中國歷史的敘述范圍上存在分歧，但深層次的或根本性的分歧則是如何認識歷代王朝和邊疆族群或政權在多民族國家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方國瑜先生也關注到了白壽彝先生文章引發(fā)的大討論，并發(fā)表了《論中國歷史的整體性》一文。該文從中國歷史的范圍、中國歷史的整體性與統(tǒng)一性、中國歷史的整體性與不平衡性、整體之內存在差別而歧視是錯誤的等四個方面，對中國歷史的整體性做了探討。方先生總的觀點是：“中國歷史，既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各族人民的歷史，就應該包括他們的全體歷史，不能'變更伸縮’。中國歷史是有其整體性的，在整體之內，不管出現(xiàn)幾個政權，不管政治如何不統(tǒng)一，并沒有破裂了整體，應當以中國整體為歷史的范圍，不能以歷代王朝疆域為歷史的范圍。”值得注意的是，方先生在“中國歷史的整體性與統(tǒng)一性”下闡述了對南詔、大理的認識，認為：“南詔、大理的歷史，當然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雖只加封號，為西川節(jié)度兼云南安撫司，不設直接統(tǒng)治的州、縣政權機構，仍是邊州性質的一部分，能說不在中國歷史范圍之內嗎？……把中國史局限在王朝史之內，而把處在王朝之外的中國領域，劃在中國歷史范圍之外；舊的王統(tǒng)觀點，要嚴格批判，才能闡述真實的歷史。”雖然方先生對中國歷史的整體性沒有做出具體認定和進一步系統(tǒng)的學理性分析，但其認識不僅是對《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云南與中國》所持有的以南詔、大理為標志的“云南”是“獨特的、獨立的文化及政治實體”觀點的完整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契合了金富軾對高句麗政權興衰的認識。

翁獨健先生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再次掀起“歷史上的中國”大討論的發(fā)起者，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譚其驤先生發(fā)表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創(chuàng)刊號上的《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即是應翁獨健先生之邀而撰寫的。譚其驤先生結合《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纂做法，提出：“我們是如何處理歷史上的中國這個問題呢? 我們是拿清朝完成統(tǒng)一以后,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 具體說, 就是從18 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zhàn)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的范圍。所謂歷史時期的中國, 就以此為范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 幾千年也好, 在這個范圍之內活動的民族, 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民族; 在這個范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 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政權。簡單的回答就是這樣。超出了這個范圍, 那就不是中國的民族, 不是中國的政權了。”而翁獨健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中也明確了自己的認識：“我國的統(tǒng)一，不是指我國的每一個部分地區(qū)或每一個民族的統(tǒng)一，而是指我國整個領域和居住在這一領域的所有民族的統(tǒng)一。這樣的統(tǒng)一，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也不是統(tǒng)一后沒有分裂的”“我國經歷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統(tǒng)一、再分裂再統(tǒng)一的過程；也說明完整的中國統(tǒng)一體，不是由我國某一民族建造的，而是我國所有民族（包括歷史上已經消失的民族）建造的”。翁獨健和譚其驤先生的上述認識似乎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方國瑜先生提出的中國歷史的整體性，因為方先生的“整體性”和“統(tǒng)一性”是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

當然，在有關“歷史上的中國”討論中，也有學者依然堅持歷代王朝為“中國”的觀念。如孫祚民先生認為：“從今天的角度來說，凡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范圍以內的所有民族，都是我國民族大家庭的成員，他們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同時又認為：“在過去的歷史時段，則應以當時各該王朝的疆域為歷代國土的范圍；因為凡在當時還處在各該王朝疆域之外的獨立民族國家，就不該包括在當時中國范圍以內，在當時它們對中原漢族王朝來講，就是外族和外國。”盡管將歷代王朝視為“中國”而將歷代王朝疆域之外的族群和政權稱之為是“外族和外國”是傳統(tǒng)話語體系的做法，“外國傳”也見于中國正史的記述之中，但冠之以“獨立民族國家”則似乎明顯違背了傳統(tǒng)認識，故而這種觀點受到廣泛質疑并沒有得到認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需要給予關注的是，無論是“歷史上中國”討論中出現(xiàn)的各種不同說法，還是中國歷史的整體性抑或“完整的中國統(tǒng)一體”，雖然都關注到了歷代王朝的重要作用，但都沒有將歷代王朝與邊疆視為兩個獨立的政治體，而多是從“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統(tǒng)一、再分裂再統(tǒng)一”的視角來認識歷代王朝與邊疆地區(qū)族群或政權之間的關系。由此看來，不僅將“古代王國、帝國”的歷代王朝與當今“現(xiàn)代民族國家”對接，稱之為“某國”的認識是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歷史上的中國”大討論中為國內大多數(shù)學者所反對的，而且將歷代王朝和歷代王朝疆域之外的“邊疆”分割開來的做法也只是少數(shù)學者所持有，顯見《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云南與中國》作者的認識難以得到認同，也是存在問題的。那么，從何種視角審視“邊疆”與“中國”才能更加客觀詮釋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fā)展的歷史？筆者認為還是要在清晰認識到東亞傳統(tǒng)話語體系與17世紀以來歐洲出現(xiàn)的主權國家話語體系異同及對接的視角下審視，才會得出符合多民族國家中國形成與發(fā)展實際的結論。

出于爭奪“正統(tǒng)”的需要，歷代王朝雖然沒有以“中國”為國號的情況，但都自詡為“中國”“中華”，其統(tǒng)治者多自認為是“天下共主”，甚至杜撰出和前代王朝之間存在完整的“王統(tǒng)”系譜。這一現(xiàn)象是歷代王朝被視為“中國”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是，中華大地歷史上能夠稱之為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的王朝也只有漢、唐、元、清四朝而已，更多情況下則是呈現(xiàn)諸多王朝和政權的并存狀態(tài)，甚至還存在東晉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進入中原建立政權爭奪“正統(tǒng)”不僅沒有列入歷代王朝序列反而被稱之為“五胡亂華”的情況。因此，僅僅聚焦歷代王朝的作用來探討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與發(fā)展往往會忽視乃至否定邊疆族群或政權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而只有從中華大地獨有的疆域觀、族群觀和政權觀去審視才能清晰看出作為歷代王朝存在區(qū)域的“中國”和其外被視為“邊疆”的區(qū)域如何通過“交融”而最終走向“一體”的軌跡。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專門用于指稱王朝疆域的并不是人們意識中的“中國”一詞，而是“天下”“四海”“版圖”等詞語。在探討多民族國家中國形成與發(fā)展的過程中，聚焦“中國”并將其視為一個政治空間似乎已經成為學界和國人的一個習慣做法，但是“中國”一詞在古人的具體使用上是具有多重含義的，即便是作為地域概念也一般是指向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中原農耕地區(qū)，并不具有指稱王朝疆域的專屬含義。在中國傳統(tǒng)話語體系中，用于指稱王朝疆域的并不是“中國”，而是“天下”“四海”“版圖”等詞語。也就是說，“天下”才是指稱歷代王朝疆域的“政治空間”，“中國”在多數(shù)情況下是其核心區(qū)域。并非全部。

在漢籍全文檢索系統(tǒng)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檢索，“天下”一詞共出現(xiàn)過18520次，顯示該詞是古人常用的一個詞語。“天下”作為一個空間概念雖然在多數(shù)情況下并沒有具體范圍，但一般是和王朝疆域聯(lián)系在一起的。如秦王嬴政統(tǒng)一六國建立秦朝被記述為：“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tǒng)，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同時從“大赦天下”頻繁出現(xiàn)在史書之中也表明指稱王朝政令實施的區(qū)域是其常態(tài)用法。“四海”有時也用于指稱王朝疆域。如漢朝稱“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唐朝稱“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版圖”有時也用于指稱王朝疆域，如“削平巴、蜀，收復滇南。禹跡所奄，盡入版圖，近古以來，所未有也。”而作為地理空間的“中國”則只是“天下”的組成部分。如“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的表述不僅見于《史記》也見于《漢書》的記載。更有“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的認識。也就是說，歷代王朝雖然自稱“中國”，但其含義都是指“正統(tǒng)”而言的，即便是用于指稱地理空間也不能涵蓋王朝疆域的全部，而只是“天下”的組成部分，加之歷代王朝的疆域差別很大，將“中國”視為一個延續(xù)發(fā)展的政治地理空間“某國”的疆域是不符合多民族國家中國形成與發(fā)展的實際。與此同時，“中國”乃“天下”的組成部分，或許更能夠為我們理解中國歷史的“整體性”和“歷史上的中國”提供一個新思路。

其次應該明確的是，在中國傳統(tǒng)的話語體系中“天下”是由“中國百姓”和“四夷之人”兩部分構成的，雖然可以分指生息繁衍在以中原地區(qū)為核心的“中國”和其外的“邊疆”的不同群體，但并沒有嚴格的界限，且身份也是可以互相轉變的，在不同的語境下指稱的群體不同，甚至有可能涵蓋的群體是完全相反的。

在中國的傳統(tǒng)話語體系中，先秦時期“天下”的百姓是按照“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以及“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而被劃分為“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的，并形成了“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觀念。在這種族群分布格局及治理觀念的支配下，將對“中國”的經略視為立國之本成為必然，嚴重影響著歷代王朝對邊疆的治理。

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于枝葉。擾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積御蕃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yè)；匈奴微弱已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

這是唐朝大臣李大亮反對唐太宗安置東突厥降眾而提出的理由，其中的“中國百姓”主要是指分布在中原農耕地區(qū)的人群，又被稱之為“諸夏”“漢人”“華人”等。需要特別提出的是，用“本根”和“枝葉”來形容“中國百姓”和“四夷之人”在當今研究者眼中雖然會被扣上“中國中心論”或民族歧視的帽子，但兩個群體分布的區(qū)域卻是共同構成了唐人心目中王朝疆域“天下”的整體。這也是唐太宗所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的原因。

與此同時，唐人口中的“中國百姓”和“四夷之人”所指稱的群體雖然對應的是作為地理空間分布的“中國”和“邊疆”，但其在不同時期涵蓋的群體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一方面，中華大地上的人群分布格局由于戰(zhàn)亂、屯田、經商、移民、流放等不同原因而不斷出現(xiàn)變化，如西晉時期曾經是漢朝腹心地區(qū)的關中已經是完全不同于漢代的族群分布狀態(tài)，史書稱：“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這一記載充分說明在西晉時期“漢人”已經不是關中地區(qū)的主體人群。另一方面“華”“夷”的劃分隨著不同王朝爭奪“正統(tǒng)”的需要，具體指向也存在著明顯不同，其中自稱為“中國”或“華”而視競爭對手為“夷”則是一個突出的表現(xiàn)，“五胡”是傳統(tǒng)話語體系中對東晉時期入主中原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群的稱呼，而被稱為“五胡”之一建立前秦的氐人苻堅卻視東晉為“夷”，并昭告“天下”，“吾統(tǒng)承大業(yè)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進而發(fā)動了統(tǒng)一東晉的淝水之戰(zhàn)。甚至實現(xiàn)中華大地“大一統(tǒng)”的元、清統(tǒng)治者也依然無法徹底擺脫被稱為“夷”的命運，以至于清雍正皇帝專門撰著《大義覺迷錄》闡明其對“中外華夷”的不同看法，認為清朝在歷代王朝疆域基礎上開疆拓土，建立擁有遼闊疆域的“大一統(tǒng)”王朝“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天下”由“中國百姓”和“四夷之人”構成，既強調“華夷之辨”而主張“因俗而治”，又提倡“華夷一家”并推行“用夏變夷”，這是歷代王朝在國家與邊疆治理方面尤其值得總結的重要方面，或許也能夠從認識和處理族群關系方面為我們理解中國歷史的“整體性”和“歷史上的中國”提供一個新視角。

再次應該強調的是，盡管被視為“正統(tǒng)”的歷代王朝不能稱之為“無論是古代王國、帝國還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某國”，但中華大地上的眾多王朝、族群或政權對“大一統(tǒng)”的持續(xù)追求卻是多民族國家中國得以形成和發(fā)展的主導思想，而對“大一統(tǒng)”思想的繼承、發(fā)展與實踐則體現(xiàn)著中華先人在處理天、地、人之間關系上的智慧，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不僅是中華文明連綿不斷延續(xù)發(fā)展的關鍵性因素，也是我們理解多民族國家得以形成和發(fā)展的鑰匙。楊向奎先生曾經說：

一統(tǒng)和大一統(tǒng)思想，三千年來浸潤著我國人民的思想感情，這是一種向心力，是一種回歸的力量。……它要求人們統(tǒng)一于'華夏’，統(tǒng)一于'中國’，這'華夏’與'中國’不能理解為大民族主義或者是一種強大的征服力量，它是一種理想，一種自民族、國家實體升華的境界。

中華大地生息繁衍著眾多不同的族群，建立的諸多王朝或政權除二十四史記述的歷代王朝及清朝被列為“正統(tǒng)”王朝，實現(xiàn)草原一統(tǒng)的匈奴、鮮卑、突厥、薛延陀、回紇，以及實現(xiàn)局部一統(tǒng)的高句麗、渤海、吐蕃、南詔、大理、西夏等更多的王朝和政權則都被排除在“正統(tǒng)”之外，其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否繼承、發(fā)揚和實踐“大一統(tǒng)”思想則是其中值得關注的因素。“大一統(tǒng)”一詞一般認為首見于《春秋公羊傳》：“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tǒng)也。”董仲舒從天、地、人和諧的視角對“大一統(tǒng)”做了解讀：“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tǒng)；法制數(shù)變，下不知所守。”實際上，以皇帝為核心，“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的“天下”政治秩序才是“大一統(tǒng)”的最高理想追求。“大一統(tǒng)”思想雖然誕生于中原農耕族群中，經過秦漢的發(fā)展，“大一統(tǒng)”思想先是為內遷中原的匈奴、鮮卑、羯、氐、羌所繼承與實踐，雖然爭奪“正統(tǒng)”而建立的“五胡十六國”沒有得到承認，不過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則被納入了“正統(tǒng)”行列。其后，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女真建立的金朝，以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滿洲人建立的清朝都通過繼承與實踐“大一統(tǒng)”思想而位列“正統(tǒng)”。這些王朝之所以被列為“正統(tǒng)”，從孝文帝改制看，和這些王朝繼承與發(fā)展了為維護“大一統(tǒng)”政治秩序而建立的中原傳統(tǒng)典章制度應該有一定聯(lián)系，而中華文明得以延續(xù)和發(fā)展也是得意于此。也即是說，中華大地上眾多族群與王朝對“大一統(tǒng)”“天下”政治秩序的持續(xù)追求不僅促成了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與發(fā)展，不同族群在這一過程中通過交流交往和交融也凝聚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并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眾多族群所追求的“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的“大一統(tǒng)”“天下”政治秩序，即是中國歷史“整體性”和“歷史上的中國”的具體體現(xiàn)。

最后應該強調的是，東面和南面是黃海、東海與南海，西面是蔥嶺，北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亞，西南是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生息繁衍在這一農耕、游牧、漁獵等兼?zhèn)溥|闊區(qū)域內的眾多族群共同締造了多民族國家中國，并在這一過程中實現(xiàn)著族群之間、文化之間的交融與一體化，多民族國家中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fā)展相輔相成、互為因果。對于前者，我用“自然凝聚，碰撞底定”來進行高度理論概括，即以1840年為界，之前是在沒有域外勢力介入的情況下眾多族群在不同區(qū)域建立政權，并通過政權之間的碰撞與重組，密切著不同區(qū)域的聯(lián)系，最終在清代凝聚為一體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歷代王朝發(fā)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沒有被列入歷代王朝的邊疆政權的作用也不應該被忽視，因為其所實現(xiàn)的局部統(tǒng)一為中華大地的“大一統(tǒng)”奠定了基礎。其后則是域外殖民勢力的進入，殖民體系的構建與原有的以清朝為核心的藩屬體系發(fā)生碰撞，多民族國家的領土被蠶食鯨吞，底定為當今960萬平方公里領土、470萬平方公里領海。后者則贊同費孝通先生將其分為“自在”“自覺”二個發(fā)展階段的“多元一體格局”理論。

綜上所述，《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云南與中國》雖然提出從“長時段”和“全球視野下”探討“云南”和“中國”（歷代王朝）的關系，似乎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但其整體論述和一些觀點還是值得進一步斟酌。

首先是其學術預設能否成立是需要探討的問題。因為出于爭奪“正統(tǒng)”的需要而自稱或他稱“中國”的歷代王朝的疆域范圍與作為地理空間的“中國”在空間上并不完全相同，將其視為一個完整的“某國（無論是古代王國、帝國還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區(qū)域以及居民”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歷代王朝不能代表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過“歷史上的中國”的大討論，已經是學界共識。

其次作為地理空間的“中國”和被視為“云南”代表的“邊疆”區(qū)域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tǒng)話語體系中表示“大一統(tǒng)”王朝疆域的“天下”，生息繁衍這一區(qū)域之內的人群則被分為了“中國百姓”與“四夷之人”兩大群體，兩者之間不僅有經濟文化上的密切關系，更有人員之間的交流交往和交融，并非“獨立”存在的。

再次是雖然“中國百姓”與“四夷之人”兩大群體先后在中華大地的不同區(qū)域建立了諸多的王朝或政權，其中在“中國”區(qū)域立國并繼承、發(fā)展和實踐“大一統(tǒng)”思想的王朝則被納入“正統(tǒng)”系列，在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與發(fā)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導作用，但其對邊疆的經略和近代以來構建殖民體系的“帝國”有著根本性質的不同，稱之為“中華殖民主義（Chinese colonialism）”缺乏事實依據(jù)，因為歷代王朝的建立者來源于不同的族群、疆域范圍也各不相同，實施的治邊政策也各有特點，并非一以貫之的“無論是古代王國、帝國還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某國”，更不可能實施所謂的“中華殖民主義（Chinese colonialism）”。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云南與中國》采用的“全球視野”雖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作者使用的所謂“中華殖民主義（Chinese colonialism）”理論并不適合詮釋多民族國家中國形成與發(fā)展的歷史，歷代王朝對“云南”的治理和近代以來殖民勢力建立殖民地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將其等同不僅無法客觀認識“云南”與歷代王朝之間的關系，反而會將我們的認識引入一個更大的誤區(qū)。因為即便在某些時期“云南”是以政權的形式呈現(xiàn)的，如南詔、大理等，但也無法切斷其和歷代王朝所代表的中原地區(qū)的密切聯(lián)系。多民族國家中國是在歷代王朝之“中國”和“四夷”所代表的“邊疆”之間的互動中形成的，歷代王朝雖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但“四夷”的作用也是不能否認的，將二者視為兩個對立的個體似乎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邊疆”與“中國”的關系需要在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fā)展的大背景下審視，才會得出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

總之，出于爭奪“正統(tǒng)”的需要而自稱或他稱“中國”的歷代王朝的疆域范圍與作為地理空間的“中國”在空間上并不完全相同，將其視為一個完整的“某國（無論是古代王國、帝國還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區(qū)域以及居民”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作為地理空間的“中國”和被視為“邊疆”的區(qū)域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tǒng)話語體系中表示“大一統(tǒng)”王朝疆域的“天下”，生息繁衍這一區(qū)域之內的人群則被分為了“中國百姓”與“四夷之人”兩大群體。兩大群體先后在中華大地的不同區(qū)域建立了諸多的王朝或政權，其中在“中國”區(qū)域立國并繼承、發(fā)展和實踐“大一統(tǒng)”思想的王朝則被納入“正統(tǒng)”系列，在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與發(fā)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導作用，但其對邊疆的經略和近代以來構建殖民體系的“帝國”有著根本性質的不同，稱之為“中華殖民主義（Chinese colonialism）”缺乏事實依據(jù)，因為歷代王朝的建立者來源于不同的族群、疆域范圍也各不相同，實施的治邊政策也各有特點，并非一以貫之的“無論是古代王國、帝國還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某國”，更不可能實施所謂的“中華殖民主義（Chinese colonialism）”。“邊疆”與“中國”的關系需要在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fā)展的大背景下審視，才會得出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