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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周恩來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其中，毛澤東是核心。但是在中國革命各個歷史時期，周恩來在黨和軍隊中所擔任的職務和地位一直在毛澤東之上，即便是遵義會議后，周恩來仍然是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中最后下決心的人，也就是說，雖然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指揮，但周恩來在黨和紅軍中的地位仍然高于毛澤東。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林伯渠 那么，從什么時候開始，周恩來為了黨的事業信服毛澤東的領導，自覺甘當毛澤東的助手？ 一.周恩來和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分析 1927年5月，中共召開“五大”，在五屆一中全會上，周恩來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是周恩來第一次進入中央政治局，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改組，周恩來擔任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雖然是“臨時”，但是周恩來成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隨后舉行的南昌起義，周恩來是前敵委員會書記，是南昌起義主要決策者和領導人。 1928年6月18—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向忠發當選總書記，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周恩來、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員，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項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向忠發很快被捕叛變，蘇兆征、蔡和森犧牲。政治局常委只有周恩來和項英，這時，周恩來實際上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是中共中央主要主持者。1931年12月，周恩來進入瑞金中央蘇區，擔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是中央蘇區和紅軍第一號人物。 毛澤東作為“一大”十二名代表之一，于1923年中共“三大”當選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八七”會議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周恩來此時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1928年4月，毛澤東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會師，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毛澤東擔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這是毛澤東在紅軍中的第一個任職。 1930年5月，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總司令朱德）。 1933年1月，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政治局，比周恩來晚了六年（周恩來1927年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毛澤東、周恩來和博古 雖然毛澤東于1931年11月7日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實際上是一個有職無權的職務。一直到1934年10月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長征，周恩來無論是黨內和紅軍中的任職和地位均高于毛澤東。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央決策層。黨史軍史上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但是事實上遵義會議后成立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是“最后下決心的人”，毛澤東是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后的第一場戰役——土城戰役是毛澤東提議進行并指揮，紅軍由于情報有誤 紅軍作戰失利。 但在接下來的“四渡赤水”中，毛澤東以靈活機動的指揮消除了中央機關和紅軍對他軍事指揮的疑慮。直到這時，周恩來在黨內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仍然在毛澤東之上。 二.說服周恩來取消打鼓新場戰斗，毛澤東逐步樹立在紅軍中的威望和決策者地位 1935年3月，在討論是否進行打鼓新場戰役會議上，與會的中央和紅軍領導人一致贊成攻打打鼓新場，只有毛澤東一人認為不宜進行打鼓新場戰斗。毛澤東在會上甚至以紅軍前敵指揮部政委的職務進行要挾：“要么就聽我的，不打打鼓新場，要么我辭去紅軍前敵指揮部政委職務”。 會議在張聞天的主持下，同意毛澤東辭去紅軍前敵指揮部政委職務，同時決定實施打鼓新場戰斗。  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這天深夜，毛澤東夜不能寐，他再三思索，認為打鼓新場戰斗必須竭力避免，他連夜提著馬燈趕到周恩來的住宿，力陳攻打打鼓新場戰斗的不利因素，周恩來同意第二天再議。 第二天，紅軍得到的情報印證毛澤東判斷的正確，經過毛澤東的說服工作，大家決定放棄攻打打鼓新場，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朱德等人一致認為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在軍隊運籌帷幄上確實高出一籌。 從此，從中央、紅軍領導層逐漸認可毛澤東的領導，作為中央形式上的最高領導人張聞天和紅軍中“最后下決心的人”周恩來從此信服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中央軍主力終于排除艱難險阻，勝利到達陜北。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 周恩來也在毛澤東一個個作戰“用兵真如神”的中信服毛澤東，并甘愿成為毛澤東的助手 ，成為珠聯璧合的搭檔。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輔助毛澤東留在陜北和西柏坡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并最后取得勝利。  1974年毛澤東最后一次與周恩來“握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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