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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發展史上最引人矚目，發人深思的問題就是——人類這個物種究竟是怎么變富的？ 世界人均收入曾在全世界范圍內長期停滯，營養匱乏使男性平均身高停留在160厘米甚至更矮。疾病在密集的人群中傳播不息，絕大多數人的生活還比不上狩獵采集時代的祖先。這一切直到1800年工業革命發生才發生改變。 1789年，一位英國牧師托馬斯·馬爾薩斯對這個現象做出了人類社會長期陷入增長陷阱的解釋：人類之所以永遠掙扎在溫飽線附近，是因為人口增長率隨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提高，人均收入又隨著人口的增長而下降。于是人均收入一旦高于溫飽線，人口增長就會稀釋富余的果實，使人均收入永遠徘徊在勉可果腹的水平。  200多年來，馬爾薩斯的理論—「富則生，窮則死，人多就窮」已經幾乎是所有科學家思考歷史的基本框架，是幾乎所有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底色。 可是，《富種起源》的作者吳樂旻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馬爾薩斯其實錯了。真正桎梏人類陷于長期貧困的“神咒”和馬爾薩斯所設想的完全不一樣。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即使存在，最根本的原因也不是馬爾薩斯機制。
 《富種起源》這本書旨在挑戰并代替馬爾薩斯理論，為人類社會前工業時代的長期貧困提供一個新的解釋，并帶領讀者探索比馬爾薩斯陷阱更重要也更迷人的問題，人類是如何跳出“馬爾薩斯陷阱”的？工業革命是怎么開始的？現代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人類是怎么變富的？ 驗證馬爾薩斯陷阱的存在，需要跨度上千年、包含世界各地的歷史數據。其中最令經濟史學家津津樂道的一個證據是人類的身高。眾所周知，身高是由基因和生長環境共同決定的。其中，基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人種內部個體間的差異上。族群之間的平均身高差別主要反映了胚胎和幼年時期營養、飲食習慣的差異。在大數定律下，身高的確能反映一個社會的營養水平。下圖中展示出了歐洲男性身高在過去 2 000年中的變化。從考古學家收集的骸骨看，歐洲男性身高一直徘徊在 170 厘米上下，直到最近 100 多年才開始躥升。支持的身高作為證據學者認為，既然身高反映了胚胎和幼年時期的營養水平，而一家人只要日子還過得去，吃喝上不至于虧待了孕婦和孩子，那身高不就反映了人均收入嗎？所以，身材的矮小和停滯被當作馬爾薩斯陷阱的一個核心證據。那么為何在《富種起源》這本書中，作者認為身高證據作為馬爾薩斯陷阱的證據不可靠？從骸骨看，古羅馬時期的歐洲人并不比其他時期高，甚至還略矮幾厘米。古羅馬的歷史記載也表明羅馬共和國士兵的個子普遍要比他們的對手高盧人矮。不是說身高反映胚胎、幼兒時期的營養，進而反映人均收入嗎？如果羅馬真的那樣富有，為什么羅馬人的個子那么矮呢？其實，用身高來評估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是錯誤的。平均身高能反映一個社會的營養水平和衛生條件，但不能反映這個社會的人均收入。吃飽了能長個子，可是家里添臺電視機，個子也會變嗎？身高充其量只反映生存必須品的富余程度，并不能說明效用品的情況。而社會發達程度恰恰表現在效用品與生存品的比例，取決于經濟的產出結構和社會文化傾向。某種程度上，羅馬人矮，恰恰是因為他們的效用品部門太發達，城市化程度太高。根據當時社會學家的描述，古羅馬的城市中居住環境非常擁擠，大多是全家人住在同一間房間，大部分下水道都是裸露在外的，人們甚至經常在晚上直接從樓上向窗外傾倒夜壺。街上還不時有被隨意拋棄的尸體。生活在這樣擁擠、骯臟的大城市，人會感染各種疾病，預期壽命會縮短。如果有孩子的話，孩子的營養得不到保障，成年后的身高會受到影響。但是，這并不妨礙城市的人均收入依然遠高于周圍的鄉村。如果不是為了城市里光怪陸離的娛樂環境和豐富的教育、交友和職業機會，怎會有人愿意忍受這樣逼仄的環境，放棄婚戀生育的機會，接受預期壽命的縮短，還要從蓋了瓦房的農村搬到城市里來住呢？而這些娛樂、教育、交友、職業的機會都是吃不進嘴的效用品。那么，是不是身高對于人均收入的比較完全沒有價值呢？也不是。以身高度量人均收入之所以出問題，是因為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產出結構。一個社會平均身高低，很難說清楚到底是因為人口平衡線過于偏左，還是因為其產出結構太傾向于效用品。如果是前者，比較尚有意義；如果是后者，小人國也可能很富裕。只有在一個社會內部，當所有人面對同樣的產品比價，身高才能反映出收入的多寡。所以，考古學家可以研究古代墓葬中主仆間的身高差距來判斷貧富差距的大小，但是跨地區、跨社會、跨時代的比較就不那么合適了。工業革命無疑是人類文明史的重大變化，但從工業革命誕生開始，大家就在詢問：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其他地方，而是發生在18世紀的英國呢？英國最早啟動工業革命并非偶然：孤懸海外，恰可做突變的溫床。英吉利海峽寬窄適宜，既有通商之便，又能抵御外敵。大不列顛不大不小，剛夠養成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又便于統一，避免島國內部“去菁存蕪”的制度競澤。而且作為一個島國，英國得以適度擺脫歐洲的制度基因流，所以能更好地適應本地環境。英國王室本來兼有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一部分領土，但在英法百年戰爭中失敗后，英國王室被迫放棄大陸領土，只能全神貫注于島內經營。就好比一個小種群在與母種群隔后，得以加快適應本地特殊生態位，并由于這種適應性演化，開拓了相鄰的生態位——當新大陸被發現后，英國相對于歐洲大陸國家能更快速有效地調整本國的制度、政策、文化，以應對遠洋殖民和貿易的需要。這些都是島國星火的獨特優勢。雖然英國成功“突圍”，但是實際上絕對多數隔離小種群的下場都是早早滅絕——島嶼鳥類的滅絕概率是大陸鳥類的50倍以上。如果沒有火藥幫助歐洲頂住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壓力，不是新大陸的發現放大了英國的地理優勢，恐怕英國這個星星之火也會早夭。近代歐洲的成功，其特殊性不在于軍事、科技、商業或者制度中任何孤立的一項，而在于這4項之間循環式的關聯。軍事斗爭的確在其中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但光有軍事和制度，沒有其他要素的推動，撲騰不起更大的水花。同樣的道理，我們固然重視科技、商業和制度，但是如果當初這些領域的創新與國防無關，甚至妨礙了國防，這些創新終將是曇花一現，無論它們能掙多少錢，能讓多少人醉生夢死，也絕對無法開啟席卷全球的現代經濟增長。文一教授提出了“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這個概念，并用它來解釋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西方的崛起：為什么“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全部工商文明史，是一部以高度組織起來的民族國家為單位、以重商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以利潤競爭和市場擴張為目的、以“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為動力的“叢林競爭”史。在這場軍事與商業互動的競賽中，歐洲國家用戰爭手段來推動和捍衛海外商業利益，再用商業所獲得的壟斷利潤來支付戰爭費用，從而獲得可持續的商業資本積累和國家軍事力量建設。在文藝復興之前，無論是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還是成吉思汗蒙古鐵騎的西征，或是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后中國面對北方匈奴侵擾的戰爭，又或是中國歷史上連綿不斷的農民革命，很少具備這樣的“軍事—商業”雙重屬性。而這樣的新型“商業—戰爭”循環加速器模式恰好是近代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和壯大的助推器。絕大多數研究——人類社會如何從馬爾薩斯時代過渡到索洛時代（工業革命后200年）的大一統增長理論，都會把人口轉型放在中心位置。在瓊斯模型中，之所以發生人口轉型，是因為有錢人養孩子要放棄更豐富精彩的娛樂。人們耽于享樂，越富越少生。上述機制只限制了人口而已。除了享樂和生育之外，人們還有第三種花錢的渠道，不僅能擠占生育資源，還能促進收入增長，這個渠道就是教育。人可以選擇生10個孩子，讓他們整日在泥里滾，或者只剩一個孩子，天天逼著他彈鋼琴。在馬爾薩斯時代，大多數人選擇了前者，但是長到成年的孩子寥寥。而在工業時代，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后者。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大一統增長理論領域最著名的研究學者蓋勒教授認為，教育回報的上升是內生增長的結果。人口擴張后，技術進步加快，舊技術的淘汰也變快了，為了讓孩子趕上新的技術前沿，父母在子女教育上就會投入更多的資源。教育的投入擠占了對子女數量的投資，人口轉型隨之發生。與此同時，教育提升了人力資本，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人們因技術進步而投資教育，教育投資又帶來技術進步，這個正反饋過程解釋了為什么轉軌一旦發生，技術進步和人口轉型會如此之快。但在這個理論模型中，沒有提到古羅馬的輝煌與毀滅，也沒有提到古代中國經歷的繁榮與衰落。仿佛人類文明史在近代以前的跌宕起伏全部被抹平，只要熬到一定的人口數量，或者基因進化到一定程度，現代經濟增長就能魔法般開啟。18世紀的中國和印度擁有比英國更多的人口，難道中國和印度也站在工業革命的門檻上了嗎？為什么中國在經歷了康雍乾三朝的人口急劇膨脹后，不僅沒有開啟工業革命，反而人均收入下降了呢？愛爾蘭和英國如此鄰近，而且土豆為主的飲食特點使17世紀的愛爾蘭人口倍增，為什么愛爾蘭反而變窮了呢？即使在當代社會，還有許多人口稠密的國家處于前工業化社會，為什么它們遲遲無法開啟經濟轉型？人類文明有過那么多起伏，無論是生育行為、教育行為，還是工商業發展，都曾在1800年以前取得長足進步。按照多重均衡的特性，導火索早該被點燃了，再加上正反饋機制的放大作用，為什么要等到 19 世紀才能啟動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這些大一統增長理論其實對歷史事實施加了很牽強的假設：古代是低均衡，現代是高均衡，所以古人的行為方式必須與現代人有所不同—古人不懂得富而少生，古人不重視子女教育，古人不追求商業成功，古人不懂遵紀守法，古人耽于暴力取勝……而在本書《富種起源》中的西西弗斯增長觀下，歷史不是線性演進的。富而少生、重視教育、商業文化、司法實踐、和平與治安，都曾在漫長的文明史上反復出現過、發展過、消失過、恢復過。富種起源不是因為某種人類行為發生了從無到有的變化，而是因為這些行為的持續性和傳播性發生了從弱到強的逆轉。在傳統歷史觀下，說一個社會陷入馬爾薩斯陷阱，就是嫌人口多，要啟動增長。藥方無非就是人口轉型，也就是少生孩子。工業化在轉型模型中的意義，與其說是創造財富，不如說是通過增加女性就業來降低生育意愿。在《富種起源》這本書的視角下，工業化知識無數具有節育效應的效用品中的一種。要是少生孩子就能擺脫馬爾薩斯陷阱，那人類歷史上擺脫馬爾薩斯陷阱的部落何止成千上萬，只是它們早已遺跡難存，自人緣揖別，在奢侈淫逸中自取滅亡的族群難道還少嗎？其實，工業文明的成功并不是在抑制人口上，而是在增值人口上。近代以來，大多數社會的人口轉型都服從一個規律：工業化首先會降低人口死亡率，提高預期壽命。在這個效果持續一段時間后，才會有生育率的急速降低。因此，工業化在初始階段，首先會帶來人口的快速擴張，而不是下降。工業化國家增長了人口，打贏了戰爭，繁榮了貿易，輸出了移民，把自己的基因、文化和技術撒播到其他國家，這才使工業化成為一場革命。如果工業化從一開始就讓人口萎縮，打一仗輸一仗，關起門來織繡花枕頭，那工業化就不會有機會席卷全球，工業造物也只會像成千上萬種普通效用品那樣湮滅無聞，只配到博物館里被當作考古珍奇來陳列。從小的視角說，馬爾薩斯機制并沒有錯。給定資源，人少一點，人均數據上當然能富一點。但這么點瑣屑變化在結構性變遷的滔天巨浪里，不過是一粒反向濺射的水珠而已，就算工業社會不發生人口轉型，人類照樣能夠擺脫馬爾薩斯陷阱。而在更長的歷史尺度下，人口轉型反而是工業文明最大的危險之一。未來世界，如果族群之間沖突加劇，跨族群的知識交流中斷，那么發達社會的低生育率很有可能會敲響這些文明的喪鐘。換個角度說，如果人類真的是靠人口轉型（少生孩子）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那么未來只要不發生過于劇烈的環境和資源危機，我們哪兒還用得著擔心人類文明的黑暗再臨？但在新的歷史觀下，黑暗再臨是極大概率事件，而人口轉型恰恰是黑云壓城城欲摧的那朵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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