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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美國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蓋洛（1865-1925）一生四次來到中國考察，走遍長城內(nèi)外、三山五岳。  威廉·埃德加·蓋洛 他說：“就像穿越亞利桑那州時發(fā)現(xiàn)的許多印第安人村莊廢墟一樣，這些地方不僅吸引著古文物家，還吸引著宗教的研究者。就這樣，登封把我吸引到這兒，以便尋找它的寺廟。”在泰山、華山、衡山、嵩山、恒山中，中岳嵩山可謂五岳之冠，它集儒、釋、道三教于一地，足見中岳嵩山深厚的文化積淀與遺產(chǎn)價值。  闕 闕，最早出現(xiàn)在周代的《詩經(jīng)》中：“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其種類有很多，比如建在城門外的城闕、建在宮殿外的宮闕、建在祠廟外的廟闕（也叫神道闕）等，是屹立在門前的兩個相對而立的建筑物。城闕、宮闕己不復有實物了，今天能見到的只是墓闕、廟闕二種。古時“闕”通“缺”，意味著兩闕之間沒有阻隔，作為道路使用。闕最初用于標表宮門。《古今注》說法：“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于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漢代以后，闕已非宮門專用，不僅宮殿、宗廟、陵墓建闕，許多貴族官僚的宅第也可建闕，但仍有嚴格的等級規(guī)定。其功能也由最初的顯示威嚴、登臨望遠，演變?yōu)轱@示門第、區(qū)別尊卑和崇尚禮儀。闕因此具有了更深的社會文化內(nèi)涵。到了闕已經(jīng)“絕奔”的北宋，蘇東坡仍在《水調(diào)歌頭》中借喻了它：“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魏晉之后，闕逐漸銷聲匿跡。 我國從春秋戰(zhàn)國時起，歷代均有建闕。現(xiàn)存最古老的闕是嵩山漢三闕，即太室闕、少室闕和啟母闕，位于河南嵩山南麓，建于東漢安帝年間。  漢三闕位置 三闕結(jié)構(gòu)基本相同，每闕都由正、副闕組成，各闕又分為三部分，即闕基、闕身、闕頂。闕基由石板平鋪而成，其上用長方形石塊壘砌八層即為闕身，闕頂則由三塊巨石雕刻而成。頂?shù)闹虚g又用長方形石塊雕成六條瓦境的正脊，脊的兩端仿佛弧形向上挑起，兩側(cè)面則雕成有序的柿蒂紋瓦當。而作為圍墻象征的副闕，比正闕低，副闕外側(cè)頂部是兩重脊，由三條瓦城扣合而成。 按照石材特點不同，闕上雕刻內(nèi)容也不盡相同。三闕所存畫像共計200余幅，內(nèi)容包括但不限于百戲、狩獵、斗雞、鋪首銜環(huán)等，這些圖案生動地再現(xiàn)了漢代貴族的生活場景，是研究東漢社會史的生動資料。 太室闕  太室闕 太室闕，位于河南登封中岳廟前，由陽城長呂常于東漢安帝元初五年（118年）所建，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廟闕。它與中岳廟一起構(gòu)成的禮制建筑群，是中國古代祭祀的典范之一，歷史價值無與倫比。2010年，太室闕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 太室闕闕頂為廡殿頂，用巨石雕砌而成。闕身則由長方形的青石塊壘砌而成，四面刻有浮雕。浮雕采用最常見的減地平雕技法，圖案有60余幅。尺寸方面，東西兩半闕相距8米、高約4米、寬約2米、厚約0.7米。 太室闕另有題額和銘文。題額在正面（西闕南面上部），現(xiàn)存陽刻篆書“中岳泰室陽城”六字，空缺三字，金石家高文在《漢碑集釋》中認為空缺的三字為“崇高闕”。題額下刻有銘文，隸篆參半，是研究中國書法演變的重要實物。銘文內(nèi)容主要是贊頌中岳神君的靈應以及建闕的緣由。 少室闕  少室闕 少室闕，位于河南登封邢家鋪。無刻年月，據(jù)清王澍考為東漢延光二年（123）三月刻。尺寸方面，東闕高3.37米，西闕高3.75米，各長2.12米，厚0.7米，間距7.6米。少室闕以青石壘砌，建筑構(gòu)造和太室闕大致相同。 少室闕闕身同樣刻有浮雕圖案60余幅，其中蹴鞠圖為現(xiàn)代足球運動起源于我國提供了有利的實物佐證。闕的題額在西闕背面（即北面）第九層石上，篆書“少室神道之闕”。銘與題名則在西闕正面（即南面）及西面，而東闕背面亦有一部分題名，但均已大部分剝蝕不可通讀。闕銘則記載了“大禹治水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 啟母闕  啟母闕 啟母闕，建于東漢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位于登封市萬歲峰下啟母廟前。東漢時期，人們?yōu)榱思o念大禹之妻、啟的母親而修建的神道闕。但為避漢景帝劉啟諱，曾改名“開母闕”。尺寸方面，西闕高3.17米，東闕高3.18米，兩闕間距6.8米。同太室闕和少室闕，啟母闕闕身上同樣刻有浮雕圖案和銘文。 漢字在演變的前期經(jīng)歷了兩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轉(zhuǎn)折點。 第一個就是秦始皇下令“書同文”，丞相李斯以“秦小篆”為標準，對漢字進行簡化后全國推行，這種新字體叫小篆。這不僅是對此前中國文字發(fā)展的總結(jié)，也是對此后中國文化傳承的奠基。 第二個轉(zhuǎn)折點是從篆書到隸書的演變，史稱“隸變”，變圓為方、改曲為直。這是字體變化最大的一次演變，標志著古文字的淘汰和今文字的崛起。潘伯鷹先生曾指出：“就中國文字和書法的發(fā)展看，隸書是一大變化階段……自從有了它，中國的書法才形成了由它而下的一條書法大河。”可以說，有了隸變才有了今天的漢字。 這兩次轉(zhuǎn)折都是動態(tài)的過程，發(fā)生的時間段接近且有重疊。小篆是規(guī)范的官方性文字，但書寫不便，在“去繁就簡”的心理趨向下，民間流行出了更簡化的隸書。西晉的衛(wèi)恒在《四體書勢》中便有印證：“隸書者，篆之捷也。”漢承秦制后，隸書得到空前的發(fā)展，至東漢達到頂峰。 概括來說，隸書源起于戰(zhàn)國，盛行于漢代。學術(shù)界將戰(zhàn)國末到西漢末這400年間的隸書發(fā)展過程稱為“隸變”。隸變時期也是隸書的孕育階段。到了東漢，尤其是東漢后期，隸書發(fā)展已走向成熟，官方也將其定為通用書體。 隸書的歷史遺存主要有兩類：簡帛書（書寫在竹木簡牘和絲綢上）和石刻文字（包括碑刻和摩崖）。著名的《云夢睡虎地秦簡》就是隸書早期重要的歷史遺存。對于隸書盛行的漢代，其歷史遺存主要有兩類：簡帛和碑刻。隸書的歷史遺存在西漢主要是以簡帛的形式存在，到了東漢，刊石立碑之風盛行，隸書的歷史遺存又以碑刻居多。 嵩山漢三闕均建于東漢安帝年間（公元107年至l25年），正是隸變結(jié)束，漢隸進入成熟的時期。三闕上的銘文屬于碑刻，出現(xiàn)于這場演變尾聲之時，可以說是這場書法演變史上一個不可或缺的注腳。楊守敬在《平碑記》中指出：“漢隸之存于今者，多磚瓦之文，碑碣皆零星斷石，惟《太室》《少室》《開母》三闕字數(shù)稍多，且雄勁古雅，自《瑯琊臺》漫漶不得其下筆之跡，應推此為篆書科律，世人以鄭文寶《嶧山碑》為真從李斯出而奉為楷模，誤矣。” 《太室石闕銘》屬于漢隸碑刻。西闕，東漢元初五年（118）四月刻；東闕，東漢延光四年（125）三月刻。也稱《嵩山太室石闕銘》《中岳太室石闕銘》。分東西兩闕。高七尺許。西闕據(jù)清王昶《金石萃編》記：“銘高一尺三寸，廣四尺六寸五分”。東漢元初五年（118）四月刻。隸書。存二十八行，行九字，第三行十字。額陽文篆書“中岳泰室陽城□□□”九字。東闕，東漢延光四年（125）三月刻。隸書。約四十六行，行二十字。張裕釗評其：“隸書以與篆籀近者為最上，以后世日變而日遠，于古渾厚之氣亡矣。”從此碑中的隸書字體看，其結(jié)體等已很顯然地帶上了成熟期隸書的某些共同特征：左規(guī)右矩，法度森嚴，結(jié)體大多扁長、穩(wěn)重、敦厚。但作者并不滿足于此，一行之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順乎自然的長形結(jié)構(gòu)字，使得整幅作品有縱行而橫列不拘，同時，結(jié)體也極盡疏密、斜正、開合之趣。沒有成為排列如算子的隸書“館閣體”。這點對處于某種書體演變的開始成熟期的書家來說，是尤為可貴的。因為這時的創(chuàng)作者常：為了急于盡快掌握一種新的書寫形式，卻落入另一種“千人一面”的巢穴。 《太室石闕銘》另一重要特色體現(xiàn)在其用筆之中：與嚴謹?shù)碾`書結(jié)體相對應，碑版中筆畫不似大多數(shù)隸書的寫法，很少能看到蠶頭燕尾之勢，相反，卻帶有明顯的篆書筆意，圓潤、勁挺、含蓄。可見秦篆（或小篆）筆意的影響在當時尚沒有完全擺脫；也同時說明創(chuàng)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識還是非常獨特的。他并沒有被當時書壇流行的隸書那種“蠶頭燕尾”筆意所籠罩，而試圖把傳統(tǒng)的篆書筆意和當時較為典型的隸書結(jié)體進行了有機的結(jié)合。從碑版反映出來的實際效果看，這種結(jié)合也是基本成功的。  《太室闕銘》局部 再者，從此碑中捺筆皆作雙溝來看，從已斑駁模糊的殘碑中，我們?nèi)匀豢梢砸老”鎰e出作者獨辟蹊徑地運用了漢碑中獨一無二的雙溝“波法”——二條邊廓線分叉的捺筆。清王虛舟跋西闕銘云：“此碑每作波法皆雙溝，尤漢碑所僅見者，不可不詳識之也。” 說到漢簡，此“神道闕”實近于漢簡而遠于漢碑。且不說微微偏側(cè)的結(jié)體，也不說那盡力向兩邊開張的用筆，只就單行字距的處理上，或疏或密，或斜或正，仍能血脈不斷，一氣貫注，這正是漢簡的神韻。石刻文字具漢簡神韻，故尤可寶貴也。前人或言此書法“散逸”“瘦勁”，將其與漢碑中《禮器》諸碑相較，實非篤論。何紹基評此闕：“瘦勁似吉金，東京碑中自有此一派，最為高古。” 《少室石闕銘》無刻年月，據(jù)清王澍考為東漢延光二年（123）三月刻。它也稱《嵩山少室石闕銘》《中岳少室石闕銘》。在河南登封邢家鋪。分東西兩闕。東闕、隸書。四行、行六字。西闕據(jù)清王昶《金石萃編》記：“銘高一尺三寸，廣五尺五寸”。篆書。存二十二行，行四字。額篆書陽文“少室神道之闕”三行六字。  《少室闕銘文》    《少室闕銘文》局部 清劉熙載《藝概》：“漢人書隸多篆少，而篆體方扁，每骎骎入于隸。惟《少室》《開母》兩石闕銘，雅潔有制，差覺上蔡法程，于玆未遠。”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而茂密渾勁莫如《少室》《開母》。漢人篆碑只存二種，可謂希世之鴻寶，篆書之上儀也。” 清王澍跋西闕云：“石甚粗劣，篆文亦未盡善，然刻雖未工而字殊樸茂。商彝、周鼎、清廟、明堂，可以尋常耳目間琱巧之物同日語乎？” 此篆法方整近似泰山秦刻石。線條挺勁犀利，方折處皆寰轉(zhuǎn)，流暢婉麗，風神灑脫，落落大方，是漢隸中（包括漢碑額）最突出的端莊佳作。郭尚先《芳堅館題跋》：“漢篆傳者，《三公山》《開母石闕》并此而三，惟此最佳，獨有秦二十九字碑（《泰山刻石》）馀勢。”他的妙處：既不同袁安、袁敞碑，似泰山秦刻石而又有所不同。此刻線條無《開母廟石闕銘》文字肥厚，字體造型亦略具長方形，與《開母廟石闕銘》稍異耳。 《開母廟石闕銘》也稱《嵩山開母廟西石闕銘》。東漢延光二年（123）刻，篆書。二十五行，行十五字；下方題名十二行，行七字。在河南登封。《嵩山三闕》之一。據(jù)清王昶《金石萃編》記：“銘二橫哥高一尺八寸五分，廣八尺九寸五分。”清潘鐘瑞云：“其筆勢圓滿，頓折俱可推尋，足為學者之楷法。”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則評價：“筆益茂密”。 《開母廟石闕銘》局部 清馮云鵬《金石索》：“篆法方圓茂滿，雖極剝落，而神氣自在。其筆勢有肥瘦，亦有頓挫，與漢繆篆相似。”開母廟篆法雄渾，造型蜾扁，線條肥腴，流動感特別強烈，幾如滿白漢印文字。結(jié)體近似《祀三公山碑》而較規(guī)矩，字距基本整齊。最突出的是：西河的“河”字右部的……。葉封《嵩陽刻石記》謂：“闕在啟母石（漢避諱改啟曰開）正南，其式以石條壘砌如垛，而闕其中如門，石質(zhì)粗劣，空處刻什花紋。”綜覽《開母廟石闕銘》文字，篆法樸茂處無刀刻痕如漢銅印久經(jīng)銹蝕文字。線條雄偉，大氣磅礴，不遜《泰山》秦刻石，與石質(zhì)不無關(guān)系。此刻特點是：以流麗婉轉(zhuǎn)的線條，構(gòu)成蜾扁的方形篆書。凡遇方形折角筆線，皆作小圓角環(huán)轉(zhuǎn)。用一種方正不露硬角，平直內(nèi)含環(huán)轉(zhuǎn)的造型法則來寫篆書。運筆力求自然，不加修飾，結(jié)構(gòu)內(nèi)舒外緊，如獨步空庭，故其書風在漢隸中獨放異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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