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進化選自《人類的起源》 毫無疑問，口語的進化是人類史前時期的轉折點，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轉折點。人類有了語言，就能在自然界中開辟新的世界，即內省意識和我們創造并共享的“文化”世界。語言是媒介，而文化是小生境。夏威夷大學的語言學家德里克·比克頓（Derrick Bickerton）在1990年出版的《語言和物種》（Language and Species）中，提出了支持這一觀點的充分理由：“只有語言能夠沖破任何其他物種被束縛其中的直接經驗的牢籠，把人類解放出來，讓我們獲得無限自由的空間和時間。” 人類學家只能確認兩個有關語言的議題，一個是直接的，一個是間接的。直接的議題是，口語把智人和其他生物明顯地區分開來，除人類以外，任何生物都沒有復雜的口語作為溝通和內省的媒介。間接的議題是，智人的腦量是非洲猿的3倍，而非洲猿與人類的親緣關系最近。以上兩點肯定有聯系，但其性質仍備受爭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哲學家們長期研究語言的世界，但已知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近30年才出現。關于語言進化的起源大概有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把語言進化看作人的獨特特征，是隨腦部增大而出現的能力；這種能力需要越過某種認知的門檻，在近期才迅速出現。第二種看法認為，口語是在非人的祖先中通過作用于各種認知能力的自然選擇而進化的，這些認知能力包括交流的能力，但不僅限于此。在這一連續的過程中，語言隨人屬的進化而在史前時代逐漸進化發展。 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同意第一種看法，他有很大的影響力。喬姆斯基學派囊括了大多數語言學家，他們認為從早期人類的記載中尋找語言能力的證據用處不大，更不用說在猿猴類物種中尋找語言的證據了。因此，試圖用計算機和符號字教猿猴用符號交流的人，受到了第一種看法支持者的強烈反對。本書的主題之一是在哲學層面劃分兩種觀點，一是將人類看待成與自然界其他生物分離的特殊物種，二是人與自然緊密相連。有關語言的性質和起源的爭論越發激烈，語言學家對猿語研究者的尖銳批評所反映的無疑是這種劃分。 針對唯獨人類才有語言這一觀點，得克薩斯大學的心理學家凱瑟琳·吉布森（Kathleen Gibson）評論道：“盡管這一觀點的基本原理和討論是科學的，但也很符合西方悠久的哲學傳統，可以追溯到《圣經》的作者、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們認為人類與動物的精神和行為有本質區別。”所以人類學文獻中充斥著“人類是獨一無二的”觀點，認為制造工具、使用符號和鏡像認識等是人類獨有的行為，當然還有語言。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們發現猿類能使用工具、符號并用鏡子看到自己，“這些行為是人類獨有的”這一說法才逐漸瓦解。只有口語這一領域依然完好無損，所以語言學家成為人類獨特性最后的辯護人，并非常認真地履行著職責。 語言產生于人類的史前時代，這一過程利用了某種方式且遵循著某種時間軌跡，改變了作為個體和一個物種的人類。比克頓說：“在我們所有的精神能力中，語言處于意識的最深處，是理性最難理解的部分；我們無法回憶沒有語言的時代，更不必說獲得語言的方式了。當我們第一次能表達一個觀點時，語言就已經存在了。”作為一個個體，我們依靠語言在世界上生存，難以想象沒有語言的世界。作為一個物種，語言通過精致的文化改變了人類彼此交往的方式。語言和文化既讓我們彼此結合又各自區分。世界上現存的5 000種語言由人類共同的能力所創造，但這5 000種語言所創造的文化又彼此分離。我們基本上是文化的產物，但直到面對完全不同的文化后，我們才認識到文化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人工制品。 語言將智人與自然界的其他物種區分開來。人類發出不連貫的聲音或音素的能力，只比猿類的這種能力略勝一籌：人類有50種音素，而猿約有12種。但是我們可以無限地使用那些聲音，把它們編排或重組為10萬個單詞，進而組合成無數個句子。因此，智人快速、詳細交流信息的能力以及豐富的思想在自然界中都是無與倫比的。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解釋語言如何產生的。按照喬姆斯基的觀點，自然選擇不是語言產生的根源，因為語言的出現是一個偶然事件，一旦認知能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它就會產生。喬姆斯基認為：“我們目前還不清楚，在人類進化時期的特殊條件下，10億神經細胞被放在一個籃球大小的物體中時，自然規律是如何起作用的。”語言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1)和我都反對這個觀點，平克簡明扼要地指出，喬姆斯基把這一問題的順序顛倒了。他認為，腦量的增加更可能是語言進化的結果，而不是相反；是大腦內部的微電路連接方式使語言產生，與大腦的大小、形狀和神經元的結構無關。平克在1994年出版的《語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收集了口語遺傳基礎的證據，來說明語言是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的。這些證據使人印象深刻，但因數量太多，此處無法深究。 問題是，促使口語進化的自然選擇壓力是什么呢？這種能力并非一出現就很完美，所以我想發問，尚未完全成形的語言會帶給祖先哪些優勢呢？顯而易見，語言提供了有效的溝通方式。當我們的祖先開始從事比猿的生存方式更富有挑戰的狩獵和采集時，語言能力確實讓祖先受益。隨著這種生存方式日益復雜，社會和經濟關系更需要協調，有效的溝通也更有價值，所以自然選擇穩步提高了語言能力。因此，與現代猿類的喘氣聲、輕蔑叫聲和哼哼聲類似的古代類人猿的聲音的基本組成部分會擴大，其表達會更有結構性。正像我們如今所知，語言是隨著狩獵和采集的迫切需要而出現的，或似乎如此。關于語言進化的其他假說還有很多。 隨著狩獵–采集這種生活方式的發展，人類的技術也更加完善，制作的工具更為精細復雜。這一進化上的變化從200多萬年前一個人屬物種的出現開始，在近20萬年內隨著現代人出現、腦量增加兩倍而到達頂峰。腦量從最早南方古猿的400毫升左右，擴大到今天平均1 350毫升。長期以來，對于日趨復雜的技術和日趨增加的腦量，人類學家得出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即前者驅動后者。這是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達爾文主義“一攬子”進化學說的一部分。后來，肯尼思·奧克利于1949年在《人，工具制造者》（Man the Toolmaker）這一經典文獻中高度概括了對人類史前時期的這種看法。正如第5章講到的，最早提出這些看法的研究者之一奧克利認為：現代人的產生是語言逐步完善至今天的水平而引起的一連串連鎖反應的結果，換句話說，現代語言造就了現代人類。 然而，近來流行著一種新的人類心智形成的進化解釋。這種觀點認為，人是社會動物而不是工具制造者。如果語言作為社會交往的工具而進化，那么在狩獵–采集的社會中，語言溝通能力的提高只能被認為是次要的因素，而不是進化的根本原因。 哥倫比亞大學的神經學家拉爾夫·霍洛韋（Ralph Holloway）在20世紀60年代首先提出了這種新觀點。他在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認為，語言產生于合作而非侵略的社會行為認知母體，并依賴于兩性勞動分工互補的社會結構。這是一個必需的適應進化策略，可使幼兒期、生殖成熟期的時間延長，這種發育推遲使人類腦部更大并能進行行為學習。”這一論點與我在第3章中描述的人科生活史模式相當一致。 霍洛韋的開創性新觀點經過幾次變化，被稱為社會智力假說。靈長類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2)繼承了這一假說。他認為：“更傳統的理論是，靈長類需要較大的腦部來幫助其處世和解決它們在尋找食物時遇到的問題。另一種可供選擇的理論認為，靈長類動物生活的社會環境復雜，這為大腦的進化提供了動力。”在靈長類群體生活里，梳理皮毛使個體之間親密接觸、相互照顧，成為社會交往的重要部分。鄧巴說這種方式在一定規模中的群體中有效，但超過這個規模，就需要其他手段來促進社會交往了。 鄧巴認為，在人類史前時代，群體成員的增多產生了新的選擇壓力，這種壓力導致了更有效的社交能力的發展。他這樣解釋道：“語言與梳理皮毛相比有兩個有趣的特性，一是你可以同時跟幾個人講話，二是你可以在田野里一邊走路、吃東西或工作，一邊講話。”所以，語言的發展讓更多個體結合到社會群體中，此時語言是“有聲音的皮毛梳理”。鄧巴同時還認為，語言隨智人的出現而產生。我贊同社會智力假說，但我認為，語言不是在人類史前時代的很晚時期才產生的。 選自《人類的起源》 語言何時出現語言出現的時間是這場爭論的基本問題。它是很早就出現了，隨后再逐漸改進，還是較晚時期才突然出現的？這個問題具有哲學上的含義，與我們認為“自身究竟有多么特殊”相關。 如今，許多人類學家同意語言是最近才迅速出現的，這主要是因為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行為發生了突然變化。紐約大學考古學家蘭德爾·懷特（Randall White）在20世紀80年代發表了一篇有爭議的論文認為，10萬年前人類各種活動的證據顯示他們“缺乏任何一種被現代人認為是語言的東西”。他認為，現代人的解剖結構這時已經出現，但他們還沒有“發明”文化層面上的語言。“語言出現的時間要晚一些，直到3.5萬年前，這些人才掌握我們現在所認知的語言和文化。” 懷特列舉了七個方面的考古證據，按他的看法，這些證據說明恰恰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的語言能力有了明顯的提高。第一，幾乎可以肯定，尼安德特人時代出現了埋葬死者的行為，但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才第一次出現陪葬品，埋葬行為有所改進。第二，打造形象和身體裝飾等藝術表現首次出現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第三，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技術創新和文化開始迅速發展。第四，文化第一次出現地區性差異，這是社會界限的表現和產物。第五，遠距離接觸的證據在這一時期增加，其表現形式是交換外來物品。第六，遺址中的居住面積明顯增大，這一程度上的整體規劃和關系協調使語言成為必需。第七，人類使用的工具從以石頭為主擴大到其他原材料，如骨頭、鹿角和黏土，這表明了改造自然環境的復雜性，在這種情況下，語言的缺失是無法想象的。 懷特與劉易斯·賓福德和理查德·克萊因等人類學家認為，以上人類多個“第一次”活動建立在復雜的現代口語基礎之上。正如我在第4章中提到的，賓福德在前現代人中未發現進行計劃、預測與組織未來事件的能力的證據。語言是進化的重要環節，懷特認為：“語言，尤其是符號語言，使抽象變為可能；除了良好的、以生物學為基礎的溝通系統外，任何媒介都不能促使這樣迅速的變化發生。”這與克萊因的見解基本一致。克萊因在南非考古遺址中發現的證據表明狩獵技能在較晚時期迅速提高，他認為這是現代人的思維包括語言能力等起源的結果。 盡管語言伴隨現代人的出現而較快發展的觀點得到了廣泛支持，但它沒有完全占領人類學領域。我在第3章中提到，迪安·福爾克的人腦進化研究表明語言在較早時期就已發展了。她在一篇文章里寫道：“如果人科成員不使用并改進語言，我想知道他們會用其不斷變大的腦部來做什么。”馬薩諸塞州貝爾蒙特醫院的神經學家特倫斯·迪肯（Terrence Deacon）通過研究現代人腦而不是腦部化石得出了類似觀點。他在1989年發表于《人類進化》（Human Evolution）上的文章中強調道：“語言能力在大腦和語言相互作用的自然選擇中進化，已經至少持續了漫長的200萬年。”迪肯比較了人類和猿類腦部結構和神經網絡的差別，并指出在人類進化過程中，變化最大的腦部結構反映了口語對于計算能力的特殊需求。 言語不會變成化石，那么人類學家怎樣解決這一問題呢？我們祖先制作的東西及其身體的解剖變化可作為間接的證據，描述我們的進化史里的各種各樣的故事。我們將從腦部和聲道的構造等解剖性狀開始研究，然后考察考古記錄中有關復雜的技術和藝術表現等行為方面的情況。 尋找語言的蹤跡我們已經看到，200萬年前人屬起源，人腦開始增大，隨后一直持續增大；到50萬年前，直立人的平均腦量是1 100毫升，已經接近現代人腦量的平均值。南方古猿進化到人屬之后，腦部突增50%，之后不再有大幅增加。心理學家雖一直爭論腦部大小的意義，但史前時代腦量增加兩倍必然反映了認知能力的提高。假如腦量與語言能力有關，那么在過去的200萬年里，腦量的增加表明了我們祖先的語言能力在逐步發展。特倫斯·迪肯對猿類和人類大腦的解剖特點的研究，表明了這種觀點的合理性。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優秀的神經生物學家哈里·杰里森（Harry Jerison）指出，語言如同人腦生長的發動機。他反對“人，工具制造者”假說所持的觀點：腦部增大的進化壓力來源于操作技能。1991年，他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一次重要演講中說：“對我來說，這個解釋好像并不合理，制造工具只需要少量腦組織參與，而簡單實用的會話的產生則需要大量腦組織來完成。” 構成語言基礎的腦結構比人們想象的復雜得多。人腦中分布著許多與語言相關的區域，如果我們在祖先的腦子中能夠鑒別這樣的區域，將有助于解決語言問題。然而，對已滅絕人種的大腦的解剖研究僅限于腦部表面輪廓，大腦化石無法體現其內部結構。幸運的是，我們可以在大腦表面看到與語言和使用工具有關的區域，這就是布羅卡區，位于大多數人左太陽穴附近凸起的地方。如果我們能在人腦化石上找到布羅卡區的證據，那么這將成為語言能力出現的一個不確定的標志。 第二個可能的標志是現代人左腦和右腦大小不同。大多數人的左腦大于右腦，部分原因是左腦與語言相關，而這種不相稱也與人類慣用右手相關。90%的人類慣用右手，所以慣用右手和使用語言的能力可能與左腦較大有關。 拉爾夫·霍洛韋研究了1470號頭骨的腦形。該頭骨于1972年在圖爾卡納湖東岸發現，是約200萬年前的能人標本（見圖2-2）。他不僅發現了頭蓋骨內側存在布羅卡區，而且發現左右腦不對稱，這表明能人的發聲范圍比黑猩猩廣，黑猩猩只能用喘息聲、不滿聲和哼哼聲交流。他在發表于《人類神經生物學》雜志（Human Neurobiology）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雖然不可能弄清語言的起源時間和開始方式，但其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古生物學”。霍洛韋提出語言從南方古猿就已經開始進化，但我不贊同他的觀點。本書所有關于人科進化的討論都指出了人屬出現時人科適應特征的重大變化。因此我認為，能人進化后才開始有了某種形式的口語。像比克頓一樣，我認為這是一種原始語言，內容和結構簡單，但比猿類和南方古猿類的溝通方式更加高級。 在本書第2章中說過，尼古拉斯·托特通過非常仔細而新穎的制造工具的實驗，得出了早期人類大腦不對稱的觀點。他在模擬早期人類制作石片的過程中，發現奧杜威工業的制造者慣用右手，所以左腦稍大一些。“最早工具制造者的腦有一側偏大，其制造工具的行為也證明了這一點，”托特說，“這一可靠跡象表明語言能力已經出現。” 通過腦部化石的研究，我相信語言是隨著最早人屬的出現而開始進化的，至少目前還缺乏證據推翻這一想法。但是發聲器官如喉、咽、舌和唇又是如何的呢？這是解剖信息的另一個重要來源（見圖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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