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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網地址：http://www./  沈秉堃進京競逐內閣與民初政爭風潮 撰文丨高翔宇 高翔宇，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摘 要] 1912年卸任廣西都督的沈秉堃緊隨各黨派領袖進京的熱潮，參與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重建，期以在共和制度下尋覓新的政治機遇。沈秉堃自以為憑借“南系中人”的地緣關系、掛名同盟會的黨籍資格、前清舊官僚的身份背景，具有被以黃興為代表的國民黨、以袁世凱為首的舊官僚派，以及舊立憲派等各方力量妥協接納的可能性，從而轉化為競逐民初政界的政治資本。基于此，沈秉堃先后介入提名選舉陸征祥內閣工商總長、繼任國務總理、內務總長人選等政治爭斗的急風險浪。其先是淪為統一共和黨與同盟會合并密議的犧牲品，再則因由國民黨內部意見分歧而敗北，并潛在關聯黃興提議全體國務員入黨問題。繼而袁世凱“欲擒故縱”，嗾使京師軍警界等各方堅請由趙秉鈞兼任內務總長，導致沈秉堃接連挫敗。袁世凱縱橫捭闔于各黨各派領袖之間，成為最大政治贏家。沈秉堃進京史事的背后，反映出民初政爭錯綜交織的派系圖譜。 [關鍵詞] 沈秉堃 工商總長 內閣總理 內務總長 民初政治 1912年夏秋之交，前清廣西都督沈秉堃進京試圖躋身民初政壇，先是歷經陸征祥內閣閣員投票選舉之風波，繼而與趙秉鈞逐鹿內閣總理，后又遭遇內務總長任命之受挫，終逝世于擬出任浦口開埠督辦之際。期間，沈秉堃無意間卷入民初各黨、各派系爭斗的漩渦，恰可作為觀察民初政治生態的一個重要窗口。目前學術界對于民國元年沈秉堃進京這段史事尚無專門論述，本文擬在考訂史實基礎上，一方面考察沈秉堃組閣之說風行前后隱秘的各方人物關系，涉及袁世凱、宋教仁、黃興、趙秉鈞合作與沖突并存的權力布局，另一方面揭示背后黨派關系的縱橫交錯，包括國民黨成立前后的內幕、國民黨內部派別的分野，以及國民黨與共和黨、袁世凱之間形成的政治結構與博弈態勢，由此窺視“南/北系”地緣政治背景如何成為黨派領袖政治投機的一種手段。除此，結合民初黨派領袖進京與辛亥革命后政治重建這一宏觀背景，探究他們從權力邊緣介入權力中心、復而重返權力邊緣的歷史過程，及其尋找政治機遇以失落告終所隱喻的民初政爭邏輯。 一、沈秉堃與陸征祥內閣閣員投票之風波 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為穩固政權、擴大統治基礎、籌商共議北京臨時政府內政外交諸事務起見，遂以吸收總統府顧問為名，招賢納士。前清時期各派政治名流皆名列其中，既有革命黨人，也有舊立憲派，還包括舊官僚，蘊藏著袁世凱縝密的政治考量：對于同盟會首腦孫中山，在于試探辭讓大總統后之真實態度；對于握有軍權和地盤的黃興，意圖解除南京留守府之兵柄；對于從革命黨中分化而出的章太炎，旨在借用其組建的統一黨瓦解革命派陣營；對于丁未政潮之際結成政敵的岑春煊，則有意營造不計前嫌的和氣；對于自戊戌政變以來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希冀利用其舊立憲派的政治聲望，另行組黨對抗同盟會；對于獨霸武昌首義之地的副總統黎元洪，期以將之“調虎離山”；對于舊立憲派領袖兼實業家的張謇，看重其政治地位及財政、鹽政管理的才能。 在黨派領袖受邀進京熱潮的情勢下，前清舊官僚沈秉堃也等待著共和制度下新的政治機遇。但與上述人物居于被動一方不同的是，沈秉堃進京則流露出施展政治抱負的主動姿態。沈秉堃，湖南善化人，光緒初年被選為四川江安縣知事，前后在川20余年，調任云南按察使，旋升布政使，護理云貴總督。宣統初元，補廣西巡撫，所至之處緝奸捕盜，能聲大著。武昌起義爆發后，與王芝祥、陸榮廷促成廣西和平光復，短暫出任廣西都督后統兵北伐，擔任湘桂聯軍總司令。共和告成，聯軍取消，遂暫駐上海。[１]1912年4月25日，沈秉堃在同鄉黃興介紹下加入同盟會，[２]26日，又被黃興聘為南京留守府高等顧問。[３]期間，沈秉堃也收到袁世凱邀請來京予以位置的電報，稱其長于吏治，熟悉邊情，為不可多得之人才，并經由張謇勸駕。6月26日，沈秉堃抵京住六國飯店，次日往謁袁世凱。[４] 初入北京的沈秉堃便卷入內閣總長的選舉風波，與唐紹儀內閣垮臺及京師政局形勢的演進直接相關。6月14日深夜，國務總理唐紹儀因與袁世凱用人、行政方面兩相沖突，不辭而別，引發內閣危機。關于繼任總理人選，同盟會內部存在不同政見，雖少數派認為不如改換超然內閣，但多數派力主政黨內閣。同盟會籍國務員蔡元培、宋教仁、王正廷、王寵惠等四總長決定“以退為進”聯袂辭職。20日，同盟會代表與袁世凱在談話中表示，此次政界風潮緣于唐內閣雜糅南北新舊，“非純粹政黨內閣”之弊導致，“唯此后欲圖政治之進行，非采完全政黨內閣不可……如仍采混成內閣之制，同盟會會員惟愿不再加入”。對此，袁認為超然內閣為宜，實施政黨內閣的時機尚不成熟，“余之主義在于得人，但問其才與不才，無論其黨與不黨”。[５]其一面委任海歸之陸征祥為國務總理，以達超然黨派之目的，一面安撫同盟會政黨內閣未達之憾，思補同盟會籍人物出任國務員，以釋群疑。兼有舊官僚與同盟會黨籍雙重身份的沈秉堃此際進京，恰合袁世凱新一屆內閣布局人選之要求，被提議擢為國務員及工商總長。與沈秉堃一并提名者還有同盟會籍的孫毓筠與胡瑛。[６]據記者黃遠生稱，“三君者入京以來，與袁君最愜，又其所持主義穩健……皆曾面諾”，尤以胡瑛最喜，稱“總統任命我決不辭”，而沈北行“本系奉總統之命，其時已值唐內閣解散之秋，總統與商組織，慨然應允”。[７] 7月14日，袁世凱發布擬任沈秉堃為工商總長之電文。[８] 同盟會立即發電表示絕不承認，派魏宸組謁見袁世凱，阻止沈、胡、孫入閣命令生效。[９]與此同時，因提出3人未征得同盟會事先同意，宋教仁緊急召集會議，一面表示“仍須問沈等是否愿就”，囑本黨參議員“一律投不同意之票”，若勉從袁世凱超然內閣之議，“本黨黨員不入國務院之宗旨自不可變”；[１０]一面揚言沈秉堃等若應允出任閣員，即除其黨籍。[１１]宋教仁抵制沈秉堃實基于保全黨義，認為沈加入同盟會過晚，黨籍資歷較淺，由前清舊官僚蛻變而來，并不能代表本黨利益，且容易造成脫黨結局，無法勝任國務員一職。巧合的是，7月19日，陸征祥赴臨時參議院演說，不涉政見，語無倫次，眾人皆駭，當日投票討論包括沈秉堃在內的擬任國務員人選，無一超過半數，皆遭否決。[１２] 值得注意的是，沈秉堃等投票落選結果的背后是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暗中勾結的產物，此間兩黨正籌謀政黨合并事宜。統一共和黨領袖谷鐘秀、吳景濂、殷汝驪等皆希冀借助同盟會之提挈，乘勢運動取得國務員職位，實現入閣獵官之志，[１３]因此在此輪投票中有意向袁世凱施壓，“其大有力量，而又野心勃勃”。[１４]據各報暗中觀察：同盟會也有意與統一共和黨攜手，欲間接推倒陸征祥，乘機改組為政黨內閣；[１５]兩黨密議事成后聯合組織政府，瓜分既得利益，商定總理及總長人選；[１６]此前陸征祥雖派人與吳景濂相商以交通總長為許，但吳景濂對交通事業素無經驗，惱羞成怒，“遂與同盟會暗合”。[１７]宋教仁堅稱暫無競逐內閣總理之念，但須不變政黨內閣之真義，“復述本黨對于統一臨時政府內閣，已決定，如不能達政黨內閣，寧甘退讓；如可改組政黨內閣，雖他黨出為總理，亦贊助之”。[１８]盡管如此，兩黨中擁有晉升愿望的“改組派”人士仍極力運動宋教仁競逐國務總理。7月22日，兩黨開相互提攜茶話會，提議未來擬舉宋教仁為總理，由兩黨其他領袖各任總長：統一共和黨以殷汝驪為財政總長，谷鐘秀為司法總長，吳景濂為教育總長；同盟會以張耀曾為外交總長，魏宸組為交通總長；另保留一二總長之缺，“以羈縻共和建設討論會中人，俾其不生反對”。[１９] 不過，鑒于沈秉堃已無緣逐鹿此輪閣員競選，袁世凱唯委任其充任總統府高等顧問員，[２０]沈秉堃南下返滬。袁世凱及其支持者轉而通過發表混淆視聽的言論，或采取軍警干涉的辦法，重定陸征祥內閣人選。7月21日，章太炎趁勢于統一黨談話會上演說稱，為今救國之計，唯有解散臨時參議院，[２１]向袁世凱提議毋如以徐世昌或黎元洪為總理，支持由共和黨出面組閣。[２２]還有一些舊立憲派、舊官僚主張由張謇、劉人鏡、湯壽潛、樊增祥、伍廷芳、嚴修等出任各部總長，以消解同盟會意見。[２３] 22日，袁世凱將新任閣員名單擬交付臨時參議院，為增加勝算起見，暗中唆使北京軍警界通電威脅臨時參議院強行投票通過，并痛斥谷鐘秀、吳景濂、殷汝驪等為人間敗類。[２４] 27日，除擬任工商總長的蔣作賓未得通過外，周學熙、許世英、范源廉、陳振先、朱啟鈐等閣員悉過半數。[２５]此外，統一共和黨的臨時倒戈也無形中導致了這一結果。會議前一日，該黨領袖谷鐘秀擅自做主，不顧同盟會反對，忽無端提議可自由投票。[２６]盡管谷鐘秀此番私人之舉頗受鄙夷，但同盟會鑒于擴張黨勢的需要，以確保在臨時參議院中的席位優勢，遂勉強應允維持兩黨合并計劃，在宋教仁、吳景濂的積極主持下，8月8日晚完成簽字手續。[２７] 沈秉堃重返北京政壇得益于孫黃北上晤袁的契機，受袁世凱之托游說二君。兩黨舉行合并儀式的前一日，8月7日，蟄伏一月有余的沈秉堃再次由滬入京謁見袁世凱，傳遞有關孫中山、黃興即將乘坐海琛兵艦動身北上的重要情報。[２８]孫黃決議進京事宜雖經由各方磋商許久，但并未確定具體行期，沈秉堃扮演了“穿針引線”的角色。袁世凱在與《亞細亞日報》記者談話中稱：“余前托沈幼嵐君至滬，邀請孫、黃來京，疏通意思，共商要政。幸兩君皆肯北來。”[２９]《申報》記者專門訪談沈秉堃往來京滬的內因。沈秉堃表示愿意助力孫黃北上，若使二人晤袁，南北意見“種種猜嫌均解釋矣”。經由沈秉堃斡旋，孫中山答復“愿即日往京”，黃興則謂“尚有經手墊用軍餉款項未曾清理，稍須延遲”。忽一日，黃興往沈秉堃寓所言及總統派張一麐“來滬邀我入京，決意一行”。沈秉堃信心倍增，稱此番進京除總統密約外，也系國事危急催促，“譬如公司，我輩皆股東，總統為經理人，經理人在困難之時，股東無坐視之理……束裝北來”，冀為政府“補于萬一”。[３０]重要的是，沈秉堃注意到陸征祥經前述風波萌生退志，遂醞釀伺機參選國務總理，這注定將產生新一輪激烈的政治爭斗。 二、沈秉堃角力國務總理之失敗 8月24日，就在孫中山進京當日，《神州日報》館即發出電文稱，“陸總理決意引退辭職……宋教仁、沈秉堃運動為總理之熱頗熾”。[３１]繼之，27日《亞細亞日報》透露袁世凱對臨時政府繼任國務總理人選之意向。據稱，袁世凱雖擬從皆隸國民黨黨籍的趙秉鈞、沈秉堃、宋教仁3人中擇一，“但總統之意又以趙、沈二人雖隸同盟會黨籍，而資格甚淺，又皆舊官僚，不易得同盟會之信任”，近來風傳“獨屬意于宋教仁”之說，[３２]尤以舊立憲派、舊官僚掀起的輿論為甚。 宋教仁為實現政治理想、推動未來之政黨內閣而奔走，在外界看來確顯政治家之運籌帷幄。自辭農林總長以來，宋教仁雖避居萬牲園，卻屢議宴請政界重要人物，且以劉揆一、范源廉為國務院內部策應，又暗中與袁世凱往來不絕，其自許建立一種以“聯袁主義”為基礎的國民黨內閣，“可名為條件的政黨內閣，又可名為不完全的政黨內閣”。在宋教仁看來，這種變通形式的組閣具有可行性，“一則尊重大總統軍事、財政上固有之勢力……一則同盟會改組在參議院中占多數……一則各省都督多隸該黨”，因取接近袁世凱之方針，既不違反中央政府的宗旨及政策，又可爭取同盟會之后援，還有助于地方各派勢力的支持。[３３]適值孫中山北上晤袁融洽契機，宋教仁向袁世凱發出邀請加入國民黨之議。期間，部分國民黨、舊立憲派等各方頗有微詞，或有意虛張聲勢稱宋教仁曾函托總統府某秘書，“囑其在總統前竭力吹噓，若得總理一席自有相當之酬報”，[３４]或認為一旦促成袁世凱入黨，宋教仁被推舉為總理似順理成章，或顧慮大總統僅掛名國民黨黨籍，未從制度設計層面改組內閣，不過掩耳盜鈴，且易招致黨爭漩渦。[３５]9月7日，袁世凱宣告不入任何黨派，以超然于各方。[３６]對于“宋教仁總理說”這一問題，袁世凱雖看重宋教仁能力，“但擬以內閣總理相屬，似尚非其時”。孫中山在京期間也與袁世凱表示“對于宋內閣說亦未十分贊成”，[３７]并稱“國家本無政黨內閣之必要”，今取政黨內閣或超然內閣由袁裁奪即可。[３８] 反對原因可從兩方面分析。就黨內觀之，孫中山北上通過會談已在多方面與袁世凱達成政治諒解，此際的政治重心已轉移至民生主義與實業建設，故規避政黨內閣問題的表態。除此，孫中山雖名義主持同盟會與其他四黨合并，成立國民黨，但切實推動者源自宋教仁之力，故堅辭國民黨理事長職務。然而，章太炎等旁人利用此事挑唆國民黨內“反宋”情緒。[３９]與此同時，還有一些“黃派”人士趁機運動黃興當選，導致除臨時參議院內“宋派”外，舉宋教仁為總理實難得國民黨全體贊成。[４０]就袁世凱觀之，宋教仁堅持政黨內閣的主張，逾越了其容納的政治底線，“惟大總統鑒于唐紹儀之覆轍，不忍再以初造之國家，又陷于最危險之境域，故對于政黨內閣一說，雖非絕對的不贊成，但不敢輕于嘗試”。[４１]繼而黃興進京之際，袁世凱也表達相似看法，“遯初才華極為發越，惟臨時政府期內可姑養望”。[４２]實際上，宋教仁雖自以為“和袁”之計，但生平并非袁派系中人，故任何變形辦法的國民黨政黨內閣，終必不合于袁意。 “宋教仁內閣說”遭遇否決后，“張謇內閣說”“熊希齡內閣說”“岑春煊內閣說”“黃興內閣說”“趙秉鈞內閣說”“沈秉堃內閣說”等猜測蔓延開來。不過，這些說法的可能性有多大，則需具體分析。一是始源于唐紹儀辭職初期的“張謇內閣說”，張謇雖于9月9日應袁世凱之邀入京洽談，但只為整理鹽務而來，[４３]或擬受政府實業全權委任，一時間并無投身政界之意，且所屬共和黨在臨時參議院并不占大多數，不愿擔此危險，熊希齡的意見也大抵相同。[４４]二是“岑春煊內閣說”，丁未政潮以來雙方政敵關系尚未冰釋，顯然袁世凱發出北上邀約不過故作和解姿態。[４５]三是“黃興內閣說”，黃興進京雖為解決內閣形式問題而來，但自遣散南京留守府軍隊以來，“素尚謙讓，亦無此意”，況國民黨內“亦愿先生暫盡力于社會”，而非陷入政治斗爭漩渦。[４６]四是“趙秉鈞內閣說”，最初并未占據上風，因袁世凱以外界“多議趙氏為己之舊人，若提出恐招猜疑”，暫一度擱置。[４７]與上述相比，“沈秉堃內閣說”看似可能性相對較高。 首先，沈秉堃既在舊官僚派中擁有相當聲望，又掛名國民黨黨籍，具備調和新舊各方的政治資格。《亞細亞日報》觀察稱，沈秉堃前清起身州縣，任至督撫，最富政治舊經驗，革命勝利后隸籍同盟會，與黃興同為湖南善化人，結有鄉誼之交，又不至招孫中山反對，而共和黨也深覺其穩健老練，“臨時政府期內本非純粹政黨內閣，若以沈君繼任……亦大多數表示贊成之意”，故被認為有望可得舊官僚、國民黨、舊立憲派等“完滿之通過”。[４８] 其次，沈秉堃運動各方尤為得力，積極籌謀競逐國務總理事務。自競逐工商總長失敗后，沈秉堃奔走南北各方，往來于孫中山、黃興、袁世凱之間，頗似“騎墻派”。[４９] 8月25日，在湖廣會館召開的國民黨成立大會上，沈秉堃與于右任、張繼、胡瑛、唐紹儀、孫毓筠等30人當選國民黨參事。[５０] 28日晚，總統府公宴孫中山，沈秉堃與孫毓筠、吳景濂、章太炎、王賡等作陪。[５１] 9月8日，黃興由滬進京途經天津，沈秉堃與王賡、哈漢章、唐在禮等被袁世凱指定為歡迎代表，擬“赴津預備招待一切”。[５２]此間，范源廉至臨時參議院，與議長吳景濂協商將來提出沈秉堃“是否可以通過”，向各議員征求意見。據稱，9日下午，部分國民黨議員在財政學堂開會，多數對沈秉堃“尚無甚異議”。[５３]嗣探之共和黨議員，該黨由于素主提攜政府“亦不反對”，據稱“大約不久即以沈君提出也”。[５４] 最后，除了政治身份的特殊性外，沈秉堃還契合政府當局對于內閣形式的政治意志，尚在袁世凱的接受范圍之內。為應付國民黨力主政黨內閣之呼聲，袁世凱認識到如欲求臨時參議院通過新總理，“非用國民黨人不可”。[５５]沈秉堃名義上擁有國民黨黨籍，但黨派關系尚在模糊之間，還可保全舊立憲派與舊官僚的政治顏面，不致臨時政府期內再因黨爭問題而動搖國本，并且在旁人看來，袁、沈二人交情未深，不致沆瀣一氣。[５６]據特別報告稱，對于袁世凱而言，維持穩定是當務之急，此次無改組內閣之意，“不過僅看作總理補缺耳”。[５７]沈秉堃承諾不執行純粹的政黨內閣，并于9月13日明確表示，“就職后不必另行改組國務院”。[５８]《神州日報》記者評價稱：“沈為滿清老吏，圓滑異常，只要有總理，無論如何條件皆可承認，即允之袁。”[５９] 鑒于陸征祥9月15日病假屆滿后將遞交辭呈，袁世凱須著手召集各顧問及參議員討論繼任總理問題。[６０] 9月10日，袁世凱親筆密函一件，托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往迎賓館送交孫中山，磋商以沈秉堃為人選，稱只更替總理一人，各國務員仍司其舊。[６１]就在前一日，孫中山被任命為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又有三萬金一月”，應允“竭力在本黨鼓吹沈內閣”。[６２] 12日，黃興入京次日，袁世凱在會談中也與之議定沈秉堃內閣問題，擬委派其疏通國民黨干事會成員及議員之感情。[６３]黃興認為沈、袁關系稍疏，“便于牽合總統”，還有助于利用其國民黨黨籍身份，為日后醞釀變形的政黨內閣而張本。[６４] 始料未及的是，就在袁世凱提請臨時參議院審議之際，候補總理沈秉堃一事恐將流產。9月16日，孫中山離京前一晚，國民黨特開理事、干事兩部會議，“討論對于沈氏之贊否”，孫、黃二人勸告黨員贊同，當場遭遇反對，謂決不承認。[６５] 18日，旅滬國民黨支部也通電“反對沈秉堃為國務總理”，孫、黃力勸無效。[６６]原來，黃興一時疏忽，“未曾將已負有扶植沈內閣之責先行報告”，因此“甫出于口”便遭宋教仁帶頭質疑，稱“國民黨不當使性質不明瞭之黨員出而尸補缺總理之任”。[６７] 沈秉堃在國民黨干事會上被否決，一方面，與前述反對提名沈秉堃為工商總長的理由相似，宋教仁認為沈秉堃當選國務總理，違反了國民黨的根本宗旨。盡管暫時無法貫徹國民黨組織政黨內閣的理想，但宋教仁無法容忍僅掛名黨籍的沈秉堃，稱其政治信仰不足，極有可能破壞國民黨黨義，更無從談及貫徹政黨內閣精神。[６８]另一方面，宋教仁還需顧及國民黨改組派的政治利益。據《申報》觀察稱，舊統一共和黨吳景濂、谷鐘秀等與宋教仁連合一氣，“半出于利用宋為總理，間接求得國務員者之鼓動”，遂有“宋派”二字由來。[６９]該黨參議員甚至揚言：“沈氏在某黨即為某黨之污點，國民黨將削其黨籍，豈有贊成其為總理之理？”除此以外，“沈秉堃內閣說”虎頭蛇尾的結局，也與袁世凱離間黃興、宋教仁存在潛在關聯。黃興在總統府晤談之夜，談及國務總理候選人時表示，從沈秉堃、宋教仁中任意擇一皆可。實際上，黃興同時推薦沈秉堃與宋教仁，是一種策略性的應變對答，此間國民黨與袁世凱正處于互相示好的微妙關系階段，若直接表明支持宋教仁的態度，難免引起袁世凱的忌憚，而并列提名僅掛名國民黨籍的沈秉堃，相對貼近袁世凱的心理預期。有鑒于此，黃興作曖昧之表示，將總理人選決定權交予袁世凱，并遽為稱善袁世凱所謂毋如令宋教仁“暫行養望”，俟“將來國會成立之后，總理機遇無窮，何必在臨時期內乘潮進退，無益大局，有損個人，不若徑任沈秉堃”。[７０]不料，袁世凱事后有意將密談內容遣人透露，宋教仁聞后“大失望”，竟感自己為革命奔走多年，在黃興心中不過與沈秉堃居于相等地位。[７１] 經此風波，宋教仁遂再行變通親袁主義策略，力主同樣掛名同盟會黨籍的趙秉鈞當選，成立純粹的袁派內閣。[７２]他誤以為若任用北洋系舊人，或可體仰袁世凱心意，結好于政府當局，試圖未來迂回實現政黨內閣。[７３]然而，宋教仁未能意識到國民黨與袁世凱在共和建設上根本利益的不同，決定了其通過與袁世凱聯盟，從而實現政治理想的企圖，必然歸于失敗。 對此，舊立憲派及舊官僚趁勢興風作浪，散播國民黨內暗中涌動之“孫黃宋暗潮”的言論。記者進行了各種揣測，無意干預政治而專心投身社會建設的孫中山一派為粵系，孫表示“此十年內，似仍宜以袁氏為總統”。[７４]掌握實權的宋教仁、黃興兩派為湘系，但各自勢力分屬參議院內外。前清革命黨秘密結社時期，與宋教仁相比，黃興革命資歷悠久，軍事力量最大。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宋教仁未能博得國務員一席。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南省諸人多不肯入京參加唐紹儀內閣，宋教仁卻利用時機取得農林總長，極力擴張同盟會勢力。據稱北省中人流行一種虛張之辭，稱非與同盟會聯絡，或不能入仕，或有勾結宗社黨之嫌疑，故為保全自身起見，多附宋派。[７５]宋教仁周旋各派之間，知“政界運用之中樞唯在內閣”，黨勢既大，“務使袁氏非國民黨不能組織內閣，即非宋氏不得組織內閣”，尤其五黨合并成立國民黨，“論功行賞宋氏實為第一”。[７６] 誠然，上述“黃派”與“宋派”之間的矛盾不免有被渲染的成分。黃遠生的觀察相對客觀，“據宋教仁君對吾儕友人中所語，則謂此皆異黨所臆造……若首領先自有系，則部下不將日日斗毆乎”。[７７]國民黨內部試圖消解反對派有關黃、宋暗爭潛流傳說帶來的負面影響。一方面，為顯示重視宋教仁“長于外交之才能”，黃興向袁世凱特別提議，推薦宋教仁擔任駐日代表，稱“惟必須多資宋金，使宋大展其手腕，在國際外交上活動運動，承認民國”。[７８]另一方面，宋教仁致函北京各報館否認“內訌說”，稱“黃克強先生與孫中山先生同為吾黨泰斗”，其改組國民黨完全為挽救危局起見，“有強大真正之政黨作中流之砥柱”。[７９]此外，國民黨北京本部機關報《民主報》在回應沈秉堃內閣流產原因時稱，絕非“宋教仁之妒嫉”，不過別有用心者“實欲挑撥他黨之惡感者也”，本黨對于沈、趙孰為總理均表贊同，沈、宋皆光明磊落之人士，并將沈秉堃落選解釋為主動力辭，“國民黨員亦欽佩其讓德……宋君與沈君有爭內閣之事……真囈語也”。[８０] 袁世凱處心積慮的國務總理人選實為趙秉鈞，不過先待拋出沈秉堃無效后，再行順水推舟之勢。其先前本有意將代理陸征祥職務的趙秉鈞咨請參議院通過，嗣因趙秉鈞阻止而“暫且從緩”。[８１]湊巧的是，9月16日，趙秉鈞出席臨時參議院的一番演說，頗得各方好評，“固已有一群人希望趙氏即由代總理而為真總理者”，成為“趙秉鈞內閣說”重新抬頭的重要契機。[８２]在袁世凱看來，鑒于今日黨爭劇烈，“始終不主張政黨內閣，此次之改組不過更動國務總理……其余各總長均無連帶關系”，不如以熟悉吏治之趙秉鈞為宜。[８３]只是，趙秉鈞雖可趁此時機補缺國務總理，“然又以為不可出之太易”，因此行堅辭不就之禮。18日，總統府召開會議討論委任趙秉鈞當選問題，后經由梁士詒“履行勸誘之形式”，趙方慨然允任。[８４] 20日，梁士詒復至共和黨處征詢意見，稱“總統原擬任沈秉堃為總理，因國民黨反對，刻決定易以趙秉鈞，惟趙亦隸國民黨籍”。共和黨代表表示，凡“不至別生枝節者，本黨向無他項之意見”。該黨是舊立憲派的集合大本營，與袁世凱之間擁有共同的利益訴求，如是答復自然不逾料想。[８５] 21日，國民黨亦開職員會，“結果仍是贊同者居多數”。[８６]至于黃興何以接受此項方案，則基于袁世凱提議的補償性辦法，即勉任沈秉堃接替趙秉鈞為內務總長，并請其親自代為敦勸。[８７] 三、提議沈秉堃內務總長之流產 值得注意的是，此間北京政界風行的“南北系”之說，致使趙秉鈞內閣即將提出參議院之際發生了一場小波折。據9月19日《亞細亞日報》稱，沈秉堃組閣本已陷入絕望，“乃無端而有南北系之討論發生于總統府”，影響及于袁世凱與政界高層之心理。[８８]所謂“南北系”，“其實非南北之界線，實新舊之界線”，[８９]即并非指國務員本人出身之地方，而在于政治利益所屬與政治立場表達。總統府召開會議商諸國務員，有人稱，現在國務院中均為北系人物，南系只有劉揆一，若任用北系之趙秉鈞，恐再生南北惡感，不如仍用南系之沈秉堃。沈秉堃組閣一時似顯復活之勢。[９０]聞此，趙秉鈞表達退志，“我并不望做總理，且此種關系甚屬危險，尤出我意料之外”。[９１] 盡管總統府公文業已于9月19日辦妥，但經此歧路風波，趙秉鈞出任國務總理事宜遲至3日后始行交付臨時參議院。如塵埃落定，則其原先擔任的內務總長一席可另覓他人。[９２]其實，此前即有人向袁世凱進言，沈秉堃與趙秉鈞同隸國民黨黨籍，“若任趙繼為總理，而以沈長內務部，必易通過”。[９３]國務員范源廉、劉揆一等附議，理由仍不逾“南北系”風說范疇，“國務院中無熟悉南方情形者，非令沈加入不可”。[９４]只是，新內務總長本應擬與新總理同日提出參議院，但經各方開會研究，“如新總理不能在參議院通過，則趙總長仍內務之舊……于新總理未通過前，遽行提出新內務，于手續上未免不合”，故袁世凱決議先通過趙秉鈞，再行提出沈秉堃補缺內務總長。[９５] 9月24日，臨時參議院投票，趙秉鈞當選國務總理。[９６]一波三折的是，如依事先約定，由沈秉堃接掌內務總長似不成問題，但國民黨干事會仍有異議。總統府親袁秘書、統一黨領袖王揖唐乘機索求內務總長一席。[９７] 25日，趙秉鈞推薦王治馨候補，但為平衡政府與國民黨關系起見，袁仍力主沈秉堃。[９８] 幾與第三任國務總理產生同時，即發生內務總長仍由趙秉鈞兼任一說。9月25日《亞細亞日報》刊登消息稱：“北京警界以趙總理辦理警務日久，尤不愿更易他人……趙氏大有以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之勢。”[９９]兩日后該報又報道，北京步軍統領衙門、禁衛軍、巡警等各界均表露挽留趙秉鈞之意，事發內因緣于多數乃系趙之舊屬，不欲他人摻奪其位，恐其離任，“內務于各人地位上或發生他種不利益之事”。[１００]除此，參議院中不少議員也以趙秉鈞熟悉北方情形，富于政治經驗，“故于兼任之說，亦無反對之意”，王揖唐則見勢作罷。[１０１] 至于宋教仁，除了無法接納沈秉堃出任總理外，對其出任內務總長也不表茍同，而默認由趙秉鈞兼任該職。[１０２]實際上，宋教仁與沈秉堃并無過節，只是考慮到在內務治理能力方面沈秉堃不及趙秉鈞。基于政局形勢的判斷，宋教仁認為前清時期趙秉鈞在直隸地區辦理警務頗為得力，若以國務總理的身份兼任內務總長，既能維持北京治安的穩定，又有利于國民黨勢力的發展。《民主報》也刊文表示，“現在內務部正在辦理國會選舉事宜，不便更易生手，故內務總長一缺暫由趙內閣兼理”。[１０３]況且，宋教仁與趙秉鈞系唐紹儀內閣時期的同僚，二人之間并無惡感。據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張國淦稱，唐紹儀內閣解體后雙方仍有交通往來，宋教仁屢赴農事試驗場國務院密室，與趙秉鈞通宵磋商交談政黨內閣及北洋政府諸問題。[１０４] 有鑒于此，宋教仁開具一份消極條件，9月26日，其主導國民黨主任干事會決議，“視各國務員均加入國民黨之主張能否見諸事實，以為同意沈氏之標準”，否則無論提出何人皆不予通過。[１０５]可見，宋教仁就內務總長人選向黃興施壓棘手難題，因此隨后始有黃興邀請全體國務員入黨事宜發生。一方面，黃興先請梁士詒將“國務員能否加入本黨一層明白答復”，由此方能決定對補缺內務總長的態度。[１０６]另一方面，為急速湊成形式上的政黨內閣，黃興冒著被指責“不倫不類”內閣的輿論壓力，提議國務員皆掛名國民黨黨籍，甚至可允許跨黨為調和條件，以應對宋教仁所提之要求。10月3日至4日，黃興連續大宴各國務員，遍發黨證，酒酣之際演說政黨內閣真義。至其離京前夜，除范源廉、周學熙不入，其余各國務員礙于情勢勉強敷衍乃掛名黨籍，數日之內所謂國民黨政黨內閣初具規模。[１０７]對此，《新紀元報》評論稱：“現在黃克強之政黨內閣業已形成，宋派雖欲反對，然而無可藉口，而共和黨以維持政府為宗旨者，自不虞其反對，沈氏此席大有把握。”[１０８]意味深長的是，趙秉鈞的態度頗顯曖昧，稱不知政黨為何物，名目各異的黨派皆曾發來過入黨邀請，此前加入同盟會會籍，或系秘書代為填寫黨證。[１０９]這其實揭秘出趙秉鈞與國民黨在精神上絕非同黨的本質。 沈秉堃見勢心灰意冷，無心競逐內務總長。9月28日晚，沈秉堃在謁見袁世凱的談話中明確表示請勿提名。[１１０]對此，袁世凱政治操弄的“兩面派”手法顯露無遺：一面對外聲稱“內務一職現無相當之人才”，維護地方秩序安定為先，擬仍以趙秉鈞兼任為妥；[１１１]一面私下又囑阮忠樞再度敦請沈秉堃擔任。[１１２] 10月5日，黃興離京言別之際“亦諄諄以不可固辭相囑”，沈秉堃卻認為當初總統提議時尚有活動余地，現感傷宦海沉浮，知難而退，“決意不就”。[１１３] 6日，袁世凱復邀沈秉堃往來總統府重申前議，但鑒于接連受挫，沈“力辭不受此任”。[１１４]然而，袁世凱仍堅持原議，計劃于14日咨請參議院通過。[１１５] 戲劇性的是，10月13日投票準備就緒之際，北京警界稱唯有趙秉鈞辦理警務得宜，忽聯名上書挽留，京師商會亦以今春北京兵變紛擾時“趙氏對于商民撫恤有方”為由，力陳“不欲其解內務之任”。[１１６]遜清皇室隆裕太后曾致書總統府，言及內務總長非取資歷成熟的趙秉鈞不可。袁世凱聞此干涉情形，急令暫停次日參議院之投票，致使沈秉堃內務總長“復活”之曙光再加頓挫。《中華民報》道出袁世凱隱藏的秘密，一面宣言欲任沈秉堃為內務總長，一面暗中授意軍警界反對。如此，其私黨趙秉鈞兼任事宜便水到渠成，更似出于迫不得已的形勢，“非我也，軍警也，吾為維持治安，不得不就”，以塞外界悠悠之口。[１１７]18日，臨時參議院通過內務總長人選，趙秉鈞如期逐鹿而出。[１１８] 除此以外，《亞細亞日報》記者還透露所謂“內部消息”，提醒政界注意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在干預內務總長問題上的秘密用意。一方面，外界雖傳聞總統府秘書廳已將沈秉堃出任內務總長公文繕好，但實并未正式送出，俟“軍警連日均有函詰問”，則順勢延宕，令“沈內務之呼聲乍揚而又咽矣”；另一方面，梁士詒本人欲取得交通總長，唯有先行安置現任該職的朱啟鈐為內務總長，并承諾事成后委任國民黨籍的魏宸組為交通次長，再經由魏嗾使國民黨參議員出而反對沈秉堃，從而變相促成否決沈通過之結局。[１１９]盡管這一風說缺乏充分的論據，但梁士詒“極力拉攏孫、袁、黎、黃，使之合拍”，[１２０]確顯示出擅于玩轉各方的政治手腕。其借助同鄉情誼，成為孫中山進京期間在總統府內可信賴之人，二人就黨爭與時局問題多有磋商交流。[１２１]孫、袁十余次會談期間，梁士詒全程陪同在場。適逢黃興進京之際，其又暗結聯絡，收攏粵派黨員之余，也使黃派黨員心悅誠服。其還表現出為國民黨“運籌決勝”的假象，如充當黃興邀請楊度入黨的幕后主使，并建議可借助楊度與袁世凱之私交，以親袁主義為實現國民黨政黨內閣之計。[１２２] 沈秉堃擬任內務總長之波折，發端于宋教仁之阻滯，以黃興邀請各國務員入黨為國民黨參議員通過之條件，某種程度反映了國民黨內部的一些分歧。盡管如此，黃興雜湊變形的政黨內閣畢竟形式上達成，國民黨一方感情總算得以疏通，但未曾料及連遭北京軍警界、商界、遜清皇室等抵制。有評論稱，沈秉堃歷經工商總長、國務總理、內務總長之失敗，官途可謂倒霉至極。[１２３]沈秉堃自辛亥鼎革之際離任廣西都督，至共和成立奔走于桂林、上海、北京等南北各地，從政治舞臺邊緣一度接近最高權力中樞，終因卷入民初政爭的漩渦，返回政治話語的邊際角落。這是共和元年黨爭權勢的分野之于沈秉堃參與政治索取的代價。 為寬慰政治斗爭失意的沈秉堃，袁世凱試圖施予“亡羊補牢”的精神彌補。10月23日，《民主報》報道稱，袁世凱擬任命沈秉堃為貴州都督，但沈以臨時政府期內黔省“不宜數更都督”，且省制問題尚未解決，謝絕“不必多此一舉”。[１２４]同日，南京衛戍總督徐紹楨上書力保沈秉堃出任浦口商埠督辦，“浦口開埠，荒地千頃，有利可圖，有錢可賺”。[１２５]袁世凱表示器重，稱沈干練老成，為民國重要人物，“浦口自開商埠，事體重大，督辦一席，非沈君莫屬”。沈秉堃不甘賦閑在京，勉強允任。其實浦口并未開埠，如此安置職務不過虛位以待，但其仍求積極之法，“一切工程力求堅實”，當即招攬有學識、閱歷、耐勞之人襄助，擬先行“精選洋匠，繪圖包修，至其他警察衛生及各種文明建設，均虛心訪求”。[１２６] 然而，10月29日，政府委任沈秉堃浦口商埠督辦命令一經發出，[１２７]政界又生一番新揣測。有傳言者稱，沈秉堃將借助浦口一席，進而窺視獵取江蘇都督，并有取代現任蘇督程德全之意。不明真相者就此討論，認為僅憑沈秉堃的聲望才力，恐“難資鎮攝”南方大局。在京江蘇官紳紛起反對，一度“頗形恐慌”，后程德全出面辟謠始告罄。[１２８] 另值得一提的是沈秉堃列名參與的憲法研究會。11月8日，據《亞細亞日報》報道，京師政界原有一批政客“思立一新政黨”，可招攬國民黨、共和黨等各黨派領袖或無黨籍人士，并邀沈秉堃、楊度、胡瑛3人出面主持。對此，楊度、沈秉堃等共同勸說“政黨非倉促可以辦成”，況新黨無一支部，無一議員，空有黨名，“此時各黨林立，地盤穩固……決無新黨可以發生之余地”，毋如集合團體從事于憲法研究。有鑒于此，各政客將之改名“憲法研究會”。沈秉堃與楊度、胡瑛等雖未居發起人，但允諾掛名贊成人，列名出席相關座談會。[１２９]袁世凱的反應耐人尋味，表示憲法問題關系甚重，“非詳加討論不足以資完善”，須薈萃研究法律學理之人才。[１３０]此際各方緊鑼密鼓地醞釀正式國會召開前夜的諸項事務，該會雖表面上標榜“純粹學會性質……憲法頒布之日，本會即行解散”，但根本用意在于為政府當局密謀修改臨時約法做鋪墊。[１３１]沈秉堃加入該會本質上仍是舊官僚、舊立憲派服務于袁世凱統治意志的活動，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宋教仁何以始終力主警惕沈秉堃政治立場的重要原因。 遺憾的是，11月28日晨7時，沈秉堃于楊梅竹斜街鴻升店內忽然逝世，年僅52歲。噩耗發出后，京師知者無不扼腕痛惜。袁世凱特遣軍官吊唁料理其身后事宜，并令稽勛局“從優照上將例給恤，以彰勛績”。[１３２]沈秉堃一生為官清廉，用財極簡，自住鴻升店一小室間，僅攜侍仆一人，卒時只有胞侄與幕客二三人在旁。[１３３]并且，浦口商埠督辦委任令發布后十余日，沈秉堃未動用公款一文，“所領浦口開辦經費概算書，每月僅定二千五百元，連己身薪水、夫馬一并在內，刻苦自勵”。[１３４]黨爭漩渦的變幻莫測，派系分野的爭斗傾軋，民初政壇的風云際會，對于沈秉堃而言既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換言之，民元進京的沈秉堃演繹了一場失敗的政治投機，走向了生命黯淡的終點。 四、沈秉堃與民元黨派領袖進京政治博弈 通過史實考訂與重建1912年沈秉堃進京競逐內閣這一史事，可以作為窺探民初政爭中鮮為人知側面的重要切入口。沈秉堃自認為前清的履職經歷可賦予其“調和居中”的政治身份，甚至有能力駕馭兼顧舊官僚、舊立憲派、革命黨人三方政治利益。一方面，沈秉堃于護理云貴總督期間創辦講武堂，在配合清廷推行立憲運動的同時，還培育出大批革命黨人。為實施新政進行軍事改革，清廷命令各省選拔留日學生入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時任云南留日學生同鄉會會長的李根源，早在1905年即與黃興、孫中山相見于東京、橫濱，不僅列名同盟會成立第一次開會簽名冊，而且奉孫、黃之命在東京組建大森體育會，為革命黨人講授軍事學。1909年，沈秉堃電調云南留日學生李根源由日回滇，主持編練陸軍第十九鎮，負責籌備云南陸軍講武堂，對他“頗信任”。[１３５]李根源招攬的任教者或來源于日本士官學校，或為留日歸國的知識分子，其中不少人受到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影響，使得講武堂成為云南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擔任過教員的同盟會會員唐繼堯、李烈鈞以及響應革命風潮的蔡鍔等在共和光復后成長為貴州、江西、云南等各省都督。[１３６]另一方面，在沈秉堃看來，“南系中人”是其地緣政治優勢，這一判斷則基于唐紹儀內閣解體后，國務員高層亟需補充“南系”人選。沈秉堃既與黃興為湖南善化的同鄉關系，又在其介紹下入黨，[１３７]加之擁有任職南方諸省督撫的資歷，看似符合“南系”利益。辛亥鼎革之際，擔任巡撫的沈秉堃與革命黨人達成了廣西和平光復的政治諒解，一度被推舉為都督，發表廣西獨立通電，改咨議局為議院，添設臨時議員，一定程度上有功于革命，具備從舊官僚主動蛻變、轉向贊助共和的外界形象。[１３８] 然而，沈秉堃卻“事與愿違”，終以“兩不討好”上演了民初北京政界“一波三折”的政治鬧劇，癥結在于他未能徹底厘清黃興、宋教仁、袁世凱、趙秉鈞等新舊各方的權力布局。首先，國民黨是一個重組的政黨，缺乏絕對高度的政治忠誠。五黨之間磋商一月有余便倉促合并，政治目的并不純粹。如岑春煊即表示改組后的國民公黨與其宗旨不合，宣告脫黨。[１３９]同盟會領袖宋教仁主要基于黨勢擴充的急切心理，統一共和黨領袖吳景濂、谷鐘秀、殷汝驪等期以借力于宋教仁，贏得接近政權的機會，實現入閣的政治野心。宋教仁力主政黨內閣，某種意義上也遵循了雙方達成政治聯盟的協定。沈秉堃雖掛名同盟會黨籍，卻出身舊官僚，既不具備與革命黨人的合作共識，同時又妨礙統一共和黨領袖晉升愿望的切身利益。因此，臨時參議院中兩黨相約否決沈秉堃出任工商總長，聯合導演了一場陸征祥內閣閣員選舉之風波。[１４０]沈秉堃于首輪投票環節遭遇淘汰也在情理之中。其次，袁世凱提議沈秉堃繼任國務總理蘊藏著虛與委蛇的政治操弄。實際上，袁世凱有意在黃興進京前后拋出沈秉堃，除了結好黃興以外，也要防止宋教仁勢力抬頭。其謂宋教仁須于臨時政府期內“養其聲望”等說辭，利用的恰是國民黨內派系之間微妙的關系。盡管“黃派”與“宋派”的矛盾并不等同于黃興與宋教仁個人的感情，但在內閣總理人選問題上，黃興將沈秉堃與宋教仁并列提名，卻被袁世凱有意挑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黃派”與“宋派”的隔膜，導致沈秉堃不能于臨時參議院通過。最后，沈秉堃逐鹿內閣總理無望后，復生內務總長挫折之波折。一方面，黃興邀請全體國務員入黨之舉，還潛藏著宋教仁施加的壓力，即以此為投票通過沈秉堃出任內務總長之重要前提。另一方面，趙秉鈞之所以最終競逐勝出，乃因其長期執掌北洋系內務，唯袁世凱是從，代表北方政界“舊派”的利益，擁有穩固的政治基礎。軍警界、商界各方以趙秉鈞鎮撫有效為由，聯名請求由國務總理兼任內務總長，便不難理解。 沈秉堃失敗的背后反映出民初政治生態的多重面相，既是考察國民黨內部分歧的一個視角，也是解讀各方人物復雜關系的一個維度，包括袁黃關系、袁宋關系、袁趙關系、袁沈關系、沈黃關系、沈宋關系、宋黃關系、宋趙關系等，因此有必要將沈秉堃進京置于民元黨派領袖進京及其政治博弈的學術視野進行討論。 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重建所爭焦點包括都城地點、內閣、憲法等問題，根本上涉及前清各派權力關系的二次分配與政黨派系的重組。進京的黨派領袖一面權衡各自擁有的政治資本，一面尋覓政治機遇。齊聚京師的各派政治人物，日日忙碌于各種歡迎會、茶話會，四處演講，看似匯合凝聚力，尋找共識度，但并非基于業已產生的感情。他們建立一蹴而就的契約，僅是等待未來可能的合作機會。在共和體制下，彼此均徘徊觀望，究竟哪方勢力值得投資，可以成為自身利益的同盟者。各方之間也是一個相互試探的過程，決定著對待革命的立場，以及對待袁世凱政府的態度。 民初受袁世凱邀請的黨派領袖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具有政治判斷而一度舉棋不定者，代表性人物有革命黨人孫中山、黃興，以及舊立憲派梁啟超、張謇等。袁世凱作為發出邀請的主動一方，黨派領袖處于被動位置，他們最終選擇入京晤袁，則是不愿失去此次難得的政治機遇。筆者曾圍繞孫中山、黃興北上晤袁以及梁啟超歸國等問題展開過較為充分的論述，不做贅述。除此，張謇在民初政局的激變中表現出“不變”的政治智慧，清末雖發起預備立憲公會，是立憲派的重要代表，但能夠在武昌起義后順勢而變。張謇考慮的核心仍是自身的經濟利益，遂以實業家的身份參與南京臨時政府，擔任實業部部長，但參與革命黨政權并不等同于認同革命。從這個層面便可以理解其緣何在南京臨時政府財政一籌莫展之際，并無意有所作為。北京臨時政府組建初期，張謇全身而退，1912年上半年，冷靜觀察革命大風暴過后的共和氣象，注重棉鐵主義，鞏固大生紗廠，將重心放在辦理南通地方自治。張謇的敏銳恰在知曉可以將實業家這一身份作為介入政治的籌碼，且俟地方秩序恢復、資本積累穩步上升后，再行考慮進京時機的問題。9月9日，張謇抵達北京，旨在調和南北，宣講實業主張。其于政爭形勢尚不明朗之際，既不表現出明顯的親袁主義，也不排斥孫、黃等革命黨人，雖意在迎合各方，但并不進行深入探觸，而是扮演著居中斡旋的角色，力促國民黨與共和黨之間走向某種程度的和解。除此，其日常游走于一些演說活動，上呈《改革全國鹽政計劃書》，根本目標在于確保財政地位不因民初政治斗爭而受損，并將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資本，把握住財政命脈與政治風險的關系。[１４１] 第二類是認準自身政治籌碼，明確所屬集團占據的戰略位置，堅辭北上進京者，代表性人物有岑春煊、黎元洪等。前者無法釋懷與袁世凱的恩怨，這表明清季以來各方復雜、對立、分化的關系短期內無法根本冰釋。后者深知武昌首義之區在南京、北京之間居中的地緣優勢，通過武昌一地的政治格局，形成對政府當局與革命黨人的雙重制約，在斡旋中收獲漁翁之利。1912年4月9日，適逢孫、黎會晤暢談歡洽之際，遂有袁世凱急于發出北上電請事宜。[１４２]然而，黎元洪扮演“雙面人”的角色，一面贈予“回敬之禮”，發表支持“軍民分治”的通電，迎合袁世凱瓦解革命黨人權力的心意，一面卻與袁世凱保持“即若即離”的曖昧關系，以武昌地方未靖為由而屢次婉謝進京，此外還“借刀殺人”，除去心腹之患張振武。[１４３] 第三類是急于事功而居于主動且有滿腔政治熱情的進京者，代表性人物有章太炎、沈秉堃等。章太炎從革命黨人中分化出來，與孫中山、黃興、袁世凱、黎元洪的關系稍顯復雜，[１４４]擬另撰文探討。身為舊官僚的沈秉堃不甘從民初政壇中出局，入京則為政治投機而來。遺憾的是，民國元年黨派領袖進京政治博弈的實質是各樹黨援、投石問路。沈秉堃一面親近黃興，一面交好于袁世凱。然而，沈秉堃僅能獲得國民黨內少數人支持，又與袁世凱并無實質交情，且在北方地區缺乏必要的人際根基與權力基礎。其盲目逐鹿內閣競選，在政治爭斗中缺少冷靜與從容，慘淡失敗的背后折射出民初政界的人物網絡與政治圖譜，揭示了民初民主政治幻滅的必然性，隱喻了各派黨爭從合作走向離散的潛在邏輯。 注釋 向上滑動閱讀注釋 [１]《沈秉堃溘然長逝矣》，《亞細亞日報》1912年11月29日第2版。 [２]《南京同盟會電》，《申報》1912年4月27日第2版。 [３]《致沈秉堃書》，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68-169頁。 [４]《沈秉堃到京》，《神州日報》1912年7月3日第4版。 [５]《與同盟會代表之談話》，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20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8頁。 [６]《六部改組之各面觀》，《亞細亞日報》1912年7月14日第2版。 [７]黃遠生：《喬裝打扮之內閣》，《遠生遺著》（2），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第66-67頁。 [８]《北京電》，《申報》1912年7月15日第2版。 [９]《六部長暫緩提出》，《亞細亞日報》1912年7月16日第2版 [１０]《新國務員之脈絡觀》，《申報》1912年7月20日第2版。 [１１]《北京電》，《申報》1912年7月16日第2版。 [１２]黃遠生：《陸總理演說后之政界》，《遠生遺著》（2），第68-70頁。 [１３]《請看今日之中國》，《新紀元報》1912年7月21日第3版。 [１４]《驚濤駭浪之政局》，《亞細亞日報》1912年7月18日第2版。 [１５]《同盟會總是想組織政黨內閣》，《亞細亞日報》1912年7月21日第2版。 [１６]《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之歡暢》，《新紀元報》1912年7月22日第2版。 [１７]《風雨聲中之北京政海》，《亞細亞日報》1912年7月23日第2版。 [１８]《同盟會本部一九一二年夏季大會演說辭》，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09-410頁。 [１９]《北京專電》，《神州日報》1912年7月24日第2版。 [２０]《北京專電》，《神州日報》1912年8月2日第2版。 [２１]《統一黨談話會紀事》，《新紀元報》1912年7月22日第2版。 [２２]《北京電》，《申報》1912年7月23日第2版。 [２３]《北京專電》，《神州日報》1912年7月25日第2版。 [２４]《軍界討民賊議員谷鐘秀、吳景濂、殷汝驪等布告》，《新紀元報》1912年7月25日第3版。 [２５]《致各省都督電》，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 20卷，第249頁。 [２６]《國務員投票之怪現狀》，《亞細亞日報》1912年7月27日第2版。 [２７]《同盟會與統一黨合并》，《亞細亞日報》1912年8月10日第2版。 [２８]《沈幼嵐謁見大總統》，《新紀元報》1912年8月8日第2版。 [２９]《與亞細亞報記者之談話評論孫黃》，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20卷，第301頁。 [３０]《沈秉堃之關心大局》，《申報》1912年8月18日第3版。 [３１]《北京專電》，《神州日報》1912年8月25日第2版。 [３２]《政界之明爭暗斗》，《亞細亞日報》1912年8月27日第2版。 [３３]《宋教仁內閣說再志》，《亞細亞日報》1912年8月24日第2版。 [３４]《章炳麟之乖謬》，《民主報》1912年9月1日第6版。 [３５]《關于大總統入黨事續志》，《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2日第2版。 [３６]《袁總統終主不黨》，《神州日報》1912年9月8日第2版。 [３７]《新內閣問題之最近談》，《申報》1912年9月6日第2版。 [３８]《今日宜政黨抑超然內閣由袁世凱裁奪》，黃彥主編：《孫文全集》（第11冊·談話·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20頁。 [３９]《在孫中山約請北京議員茶話會上之演講》，章念馳編訂：《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8頁。 [４０]《希望黃內閣者之好手腕》，《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13日第2版。 [４１]《沈秉堃有望矣》，《申報》1912年9月15日第2版。 [４２]《國民黨暗潮之里面》，《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28日第2版。 [４３]《張季直昨謁大總統》，《民主報》1912年9月11日第6版。 [４４]《新內閣問題之最近談》，《申報》1912年9月6日第2版。 [４５]《岑西林組織內閣之預聞》，《民主報》1912年9月10日第6版。 [４６]《內閣總理之索隱》，《中華民報》1912年9月18日第7版。 [４７]《沈秉堃果勝于趙秉鈞耶》，《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17日第2版。 [４８]《沈內閣不日出現》，《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16日第2版。 [４９]《政界暗潮之洶涌》，《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18日第2版。 [５０]《北京專電》，《神州日報》1912年8月28日第2版。 [５１]《總統府公宴孫中山紀》，《申報》1912年9月4日第2版。 [５２]《歡迎聲中之黃克強先生》，《民主報》1912年9月8日第6版。 [５３]《沈內閣之竿影》，《神州日報》1912年9月15日第3版。 [５４]《沈秉堃有望矣》，《申報》1912年9月15日第2版。 [５５]《新內閣問題之最近談》，《申報》1912年9月6日第2版。 [５６]《第三次組織臨時內閣真相》，《申報》1912年9月23日第2版。 [５７]《沈秉堃果勝于趙秉鈞耶》，《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17日第2版。 [５８]《沈總理垂定》，《神州日報》1912年9月14日第1版。 [５９]《內閣總理之變遷》，《神州日報》1912年9月27日第3版。 [６０]《新總理之預定》，《民主報》1912年9月18日第7版。 [６１]《總理更易之交際》，《神州日報》1912年9月18日第3版。 [６２]《內閣總理之變遷》，《神州日報》1912年9月27日第3版。 [６３]《黃興與沈秉堃有關系》，《神州日報》1912年9月13日第2版。 [６４]《滑稽的政黨內閣》，《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27日第2版。 [６５]《沈內閣之消息不妙》，《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18日第2版。 [６６]《北京電》，《申報》1912年9月19日第2版。 [６７]《二日內之政界新聞》，《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19日第2版。 [６８]《滑稽的政黨內閣》，《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27日第2版。 [６９]《北京政界之黑幕》，《申報》1912年10月5日第2版。 [７０]《新舊內閣嬗蛻之里面》，《申報》1912年10月2日第2版。 [７１]《趙氏之得內閣與沈氏之失內閣》，《新紀元報》1912年9月23日第2版。 [７２]《答〈民立報〉特派員問》，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第423頁。 [７３]《黃克強到后之北京政界》，《神州日報》1912年10月5日第3版。 [７４]《維持現狀與規劃將來》，黃彥主編：《孫文全集》（第11冊·談話·上），第330頁。 [７５]《國民黨未來之暗潮》，《神州日報》1912年10月17日第3版。 [７６]《國民黨二豪之大計劃》，《亞細亞日報》1912年10月19日第2版。 [７７]黃遠生：《政壇竊聽錄》，《遠生遺著》（2），第151-152頁。 [７８]《在總統府宴會上推薦宋教仁為駐日代表的講話》，劉泱泱編：《黃興集》（2），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6頁。 [７９]《致北京各報館書》，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第420-421頁。 [８０]《國民黨對于內閣問題之真相》，《民主報》1912年9月24日第6版。 [８１]《沈秉堃果勝于趙秉鈞耶》，《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17日第2版。 [８２]《二日內之政界新聞》，《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19日第2版。 [８３]《沈內閣將脫穎而出矣》，《申報》1912年9月19日第2版。 [８４]《政界風云之變幻》，《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20日第2版。 [８５]《共和黨之于趙秉鈞》，《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22日第2版。 [８６]《趙氏之得內閣與沈氏之失內閣》，《新紀元報》1912年9月23日第2版。 [８７]《沈秉堃氏之內務總長》，《民主報》1912年9月21日第6版。 [８８]《二日內之政界新聞》，《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19日第2版。 [８９]《務使人人皆知共和之良美》，黃彥主編：《孫文全集》（第10冊·演說），第101頁。 [９０]《第三次組織臨時內閣真相》，《申報》1912年9月23日第2版。 [９１]《沈內閣之說又復活矣》，《申報》1912年9月24日第3版。 [９２]《新舊內閣嬗蛻之里面》，《申報》1912年10月2日第2版。 [９３]《趙秉鈞要做總理》，《神州日報》1912年9月19日第1版。 [９４]《新舊內閣嬗蛻之里面》，《申報》1912年10月2日第2版。 [９５]《新總理與內務總長之陸續提出》，《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21日第2版。 [９６]《通告總理更迭電》，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20卷，第436-437頁。 [９７]《趙總理兼任內務總長之又一說》，《民主報》1912年9月25日第6版。 [９８]《沈秉堃可得內務總長》，《神州日報》1912年9月26日第2版。 [９９]《內務總長之難其人》，《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25日第2版。 [１００]《內務總長兼任之里面》，《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27日第2版。 [１０１]《內務總長暫不易人》，《新紀元報》1912年9月28日第2版。 [１０２]《內務總長之候補者》，《亞細亞日報》1912年9月23日第2版。 [１０３]《內務長暫不易人》，《民主報》1912年9月27日第6版。 [１０４]張國淦：《北洋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46-47頁。 [１０５]《內務總長之逐鹿者》，《申報》1912年9月28日第2版。 [１０６]《沈秉堃將為內務總長之確聞》，《亞細亞日報》1912年10月12日第2版。 [１０７]黃遠生：《津門通信》，《遠生遺著》（2），第157-160頁。 [１０８]《內務總長投票之預卜》，《新紀元報》1912年10月15日第2版。 [１０９]《北京政界之黑幕》，《申報》1912年10月6日第2版。 [１１０]《內務總長之繼任者》，《申報》1912年9月30日第3版。 [１１１]《趙總理之言論豐采》，《神州日報》1912年10月7日第3版。 [１１２]《內務總長不日提出》，《新紀元報》1912年10月8日第2版。 [１１３]《沈秉堃提出內務總長之態度》，《申報》1912年10月14日第3版。 [１１４]《沈不敢任內務》，《神州日報》1912年10月8日第2版。 [１１５]《沈秉堃遂其官迷》，《神州日報》1912年10月14日第2版。 [１１６]《內務總長提出難》，《亞細亞日報》1912年10月15日第2版。 [１１７]《趙秉鈞與內務總長》，《中華民報》1912年10月16日第2版。 [１１８]《沈秉堃仍未如愿》，《神州日報》1912年10月19日第2版。 [１１９]《內務總長問題之波折》，《亞細亞日報》1912年10月17日第2版。 [１２０]鳳岡及門弟子編：《梁士詒年譜》（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2-126頁。 [１２１]《土地問題及幣制方案》《竭力為國共圖國事》，黃彥主編：《孫文全集》（第11冊·談話·上），第338-339頁。 [１２２]《又起了一道暗潮》，《亞細亞日報》1912年11月23日第3版。 [１２３]《沈秉堃倒楣》，《神州日報》1912年10月16日第2版。 [１２４]《沈秉堃力辭貴州都督》，《民主報》1912年10月23日第6版。 [１２５]《沈秉堃降格求財》，《神州日報》1912年10月24日第1版。 [１２６]《浦口督辦之得人》，《亞細亞日報》1912年10月30日第3版。 [１２７]《任命沈秉堃職務令》，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20卷，第557頁。 [１２８]《沈秉堃可以已矣》，《神州日報》1912年11月1日第2版。 [１２９]《新政黨變為學會》，《亞細亞日報》1912年11月8日第2版。 [１３０]《大總統慎重憲法》，《新紀元報》1912年11月12日第3版。 [１３１]《政黨變為學會之真相》，《神州日報》1912年11月13日第3版。 [１３２]《沈秉堃從優給恤令》，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21卷，第149頁。 [１３３]《沈秉堃溘然長逝矣》，《亞細亞日報》1912年11月29日第2版。 [１３４]《沈秉堃溘然逝再志》，《亞細亞日報》1912年11月30日第3版。 [１３５]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雜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云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辛亥革命在云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35頁。 [１３６]周開勛：《云南講武堂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云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內部編印，1981年，第162-171頁。 [１３７]毛注青編著：《黃興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97-298頁。 [１３８]《廣西光復》，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編：《廣西辛亥革命資料》，內部編印，1960年，第235-240頁。 [１３９]《三黨合并與己無涉致統一共和黨諸君電》，譚群玉、曹天忠編：《岑春煊集》（5），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84頁。 [１４０]胡繩武、金沖及：《辛亥革命史稿》（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0-332頁。 [１４１]莊安正編著：《張謇年譜長編·民國篇》，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10、32-34頁。 [１４２]《北京電報》，《民立報》1912年4月9日第3版。 [１４３]《上大總統并致京外各機關》《上大總統》，易國干等編：《黎副總統政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29、166-167頁。 [１４４]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18-24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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