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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毛澤東稱他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毛澤東說，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錢的作用 1919年，五四運動后，陳獨秀被捕入獄，在里面待了三個月，李大釗把他營救出來并送上了南下的列車，去了上海。 1921年，中共一大后，陳獨秀從廣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繼續住在新青年雜志社的老住所里。陳獨秀的家屬住樓上，中央開會在樓下客廳。 張國燾原本在中央負責組織工作，他回北京后，中共中央當時主要就三個人：陳獨秀、李達、李漢俊。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在家中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5人聚會，被法租界當局逮捕。 陳獨秀估計自己這下要坐7、8年的牢，革命的風險就是這樣大。 結果沒幾天就被無罪釋放了，陳獨秀很詫異，又驚又喜。 原來是共產國際代表、蘇聯人馬林花了幾千大洋，請了法國大律師，同時打通了會審關節，結果陳獨秀關了三天就被釋放了。 對比之下，去他家的柯慶施等人都被關了五天才釋放。 這件事讓陳獨秀感悟很深，不光是開展活動、發展組織需要錢，從監獄和槍口下救人，也離不開錢。 在那個時代，錢不僅能通神，還能買命。 現在是否也是如此？ 錢能解決的這些現實問題，不是憑書生的空口豪言壯語能夠解決的。 陳獨秀本人極重感情，出獄后，陳獨秀態度180度大轉彎，開始會晤馬林。 李達回憶說：“他們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 陳獨秀接受了馬林的建議，同意在經濟上接受其提供經費，中共加入共產國際，成為他的一個支部。中共二大正式通過了《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 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可不是紙幣，而是珠寶和鉆石。硬通貨。 馬林把珠寶藏在皮靴子里，加一塊皮子就能多藏好幾塊，隨便掏一顆就是幾個月的經費。 經費問題 中共黨史說，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中，作為外因的共產國際起著重大的影響作用。 馬林是共產國際的第二任代表，第一任代表是維金斯基。 維金斯基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令心高氣傲的陳獨秀也愿意傾心相交。陳獨秀因此非常歡迎共產國際代表對中國革命加以指導。 然而，在中共一大籌備業已就緒時，1921年1月，維金斯基回國去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了。他在中國待了10個月。 1921年6月，繼任者馬林抵達上海。 馬林的風格和維金斯基截然不同，他一到中國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索要工作報告，并以共產國際東方問題權威而自傲。 陳獨秀被惹毛了，干脆一個月都不見馬林，派李漢俊、李達與馬林會談。但二李也不滿馬林的作派，總是發生爭執。 馬林干脆提出了一個現實的問題。 你們經費怎么辦？ 馬林說，你們提交工作報告，弄個經費預算，共產國際立即給即將成立的中共提供經費。 二李和陳獨秀都相當硬氣的，據張國燾回憶，他們回絕了馬林。 陳獨秀認為中國共產運動應由中國共產黨自己負責，共產國際只能站在協助的地位。 經費方面，只能在我們感到不足時才接受補助，我們并不期望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發展工作。 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只能是我們的顧問， 陳獨秀下臺后的個人反省期間，經常念叨的一句話是： “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這句話，后來由毛澤東實現了。 缺席一大 當時的人們都沒有意識到中共一大的歷史重要性。 陳獨秀擔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又兼任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離開廣州，這筆款子就會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 李大釗擔任北京八校的教職員聯誼會議主席，正在領導索薪斗爭和暑期會務，由于向北洋政府請愿討薪，李大釗還遭到軍警毆打，頭部受過傷，在這場斗爭的結骨眼上，李大釗不能離開北京。 就這樣，兩位黨的創始人都是為了要錢而放棄了出席一大。 舍本求末、因小失大。 這正是歷史的真實所在。 誰都不是先知先覺者，一大的歷史地位是后來才重視起來的，當時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誰也沒有這種預見性。 事實上，北京小組的成員接到李達自上海寄來的開會通知后，認為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所以，在組織活動中就沒有驚動李大釗。他們相互謙讓一番后，最后推舉張國燾和劉仁靜兩位學生為代表。據劉仁靜本人回憶，本來在選他當代表之前，大家曾推薦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不克分身為由謝辭，”“因而使得這莫大光榮不適當地落到了我的頭上。” 事實上，就是當年親自參加一大的代表們也沒有意識到會議的重要性。 以至于十幾年后，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人竟然沒有一人記得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他們每個人回憶的日子各異，最后，只得由毛澤東與董必武商量后，把黨的生日定為7月1日，與實際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這恰恰說明，中共一大的歷史地位、中國共產黨的英明偉大是經過實踐的檢驗后，由歷史和人民認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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