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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葉，《淵海子平》和《三命通會》標志了命理學形成時期的結束。對于當時的現狀，陳素庵在《命理約言》中做過一個小結，大意是：談到推命，舊書引用李虛中的學說，但很少有完整的方法。從徐子平起，方法開始確立；到了徐大升，則更具體了。但是，這兩家的文章，往往頭緒雜亂，道理闡述不清。其他人的作品，也有類似情況。因為他們“學非通儒，則見理不徹；筆非文士，則措辭不通也。”只有萬民英是進士出身，著《三命通會》，夠得上是“文士”資格。但他編撰的目的只是“蒐采”，“貴多而不貴精”，所以這篇宏著“能博而不能約”。
陳素庵的批評確實有點兒尖銳，卻是符合事實的。到明朝中葉，八字命理學的基本框架——今法模型，雖然建立起來了，但這一建立的過程，主要是民間人士代代相繼的努力。徐子平、徐大升等，其實只是早期眾多探索者中留下了名字的代表人物。他們既非“通儒”，也非“文士”。他們是從當時的實際經驗中，積累起命理的點滴知識，然后運用陰陽五行學說，構建各種規則和理論。所以今天能見到的《淵海子平》本身的篇章，包括其中匯集到的各種詩賦，大多是頭緒錯綜，理義蕪雜。這是命理學本身在俗文化中發展起來的實際狀況。當然，《三命通會》的編撰者——萬民英，是例外。他是明朝嘉靖進士，但他編撰的目的是“蒐采”，所以這篇巨著“能博而不能約”，與教科書式的綱要性著作相去甚遠。顯然，命理學要繼續大踏步地前行，擺在嚴肅的研究者面前的任務，首先在理論上要做一番存真去蕪的清理和條分縷析的總結。
這時，自覺地挑起這副重擔、并做出了重要貢獻的，主要有兩個人：一個是張楠，另一個就是陳素庵。他們稱得上是“深化時期”的兩位先鋒人物。
張楠，字神峰，號逸叟，明朝江西臨川西溪人。出身于傳統的耕讀之家，自幼就有“青云志”，可惜早年“多蹇滯”，功名未就。后潛心于命理研究四十余年，寫成了命理專著——《神峰通考辟謬命理正宗》。
在書名中，張楠用了“辟謬”兩字，真有點當年東漢王充“疾虛妄”的架勢。
張楠認為，第一，已有的命理著作，包括《淵海子平》在內，雖然“理出于正”，但是“無確然一定示人之見”。也就是，其論說蕪雜，真正的道理并沒有講清楚，所以讓學的人摸不著頭腦，以訛傳訛。
第二，市面上開業的算命先生水準太差，大多在招搖撞騙，沒有幾個是真正弄懂了命理學道理的。即使他所在的“窮陬僻壤”，也大有“招搖售術”者，居然沒有一個是真正抓得住要領的。——看來，即使在算命成風的明朝，街頭巷尾掛招牌的算命先生，也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多！
于是，張楠潛心研究，終于悟到“其理有正途，斷無旁出”。他動筆寫了這本書，目的很明確：“辟諸謬說”，恢復“正理”，即在理論上做正本清源的工作。
他把當時命理學中存在的以納音論命、以十二生肖論命、以神煞論命、以呂才所作的《合婚書》論婚姻、以及包括日貴格、日德格、魁罡格、六壬趨艮格、六甲趨艮、勾陳得位等在內的“外格”，統統歸諸于“謬說類”，大加鞭撻。甚至說：“愚謂此等妄語，刊諸板籍，必須焚其板，火其書，而后可也。”這是說，有“此等妄語”的，已經刻印成書，都要全部予以焚毀。——言辭何等激烈！冷靜地探究他為何要做出這般嚴厲的批評，主要還是要求論命者需持全局的觀念來看八字，絕不能“只把一字以定生死”。
“病藥說”
張楠終究是有“破”、有“立”的人。在“辟謬”的基礎上，他提出了一系列自己論命的主張。其中最重要的是“病藥說”。這是張楠對八字命理學的一個重要貢獻。
那么，什么是“病”？什么是“藥”？張楠說：
何以為之病？原八字中原有所害之神也。何以為之藥？如八字原有所害之字，而得一字以去之之謂也。如朱子所謂各因其病而藥之也。故書云：“有病方為貴，無傷不是奇。格中如去病，財祿兩相隨。”命書萬卷，此四句為之括要。蓋人之造化，雖貴中和，若一一于中和，則安得探其消息，而論休咎也。
這是說，“病”就是“八字原有所害之字”；而“得一字以去之”的那個“字”，則為“藥”。比如，八字日干為壬水，而四柱多戊土，即是“殺重身輕”——七殺偏多而自身衰弱。這時，厚土為“病”，就喜用木來充當“藥”，“以去其病”。換言之，這個八字要用食神、傷官（甲、乙木）為“藥”，來醫治旺殺（戊土）這個“病”。
那么，如何去診斷一個八字的“病”呢？張楠提出“從重者論”的方法：就是“先看了日干，次看月令”，找出八字中某一個最旺的五行為“看命下手法處”，以此為“病”，然后選擇“去其病”的五行為其“藥”。對于八字中可能出現的“病”狀，張楠把它們歸結為四類：雕、枯、旺、弱。同時，他又開出四帖治病的“藥”：損、益、生、長。
從開出的“藥”來看，有“損”有“益”。損益比較容易理解：“損者，損其有余也。”“益者，益其不及也。”這顯然是針對八字中出現過旺或過弱的病癥來說的。治理的方法，就是“抑有余，補不足”——對于過旺的，予以抑制；對于過弱的，予以扶助。
至于“生”和“長”，前者是指十天干在“長生”位置上的處置；后者是指它們在“帝旺”位置上的處置。根據十天干生旺死絕歷程的“陽順陰逆”說，五陽干的“長生”，正是五陰干的“死”地；相反，五陰干的“長生”，又是五陽干的“死”地。因此，張楠認為：陽干的生地是“真為生也”，而陰干的生地“俱為弱”。同樣，陽干的死地是“真為死”，而陰干的死地卻“俱為生”。因此，要特別注意區別陰陽生死的不同情況。對于雖“生”實“弱”的，如乙木生于午（午是乙木的長生），要“貴濟之以有生之藥也。”而對于已處于“帝旺”之位的五行，由于已經發展到了極盛的程度，此時則應當予以“克之”。所以，“生、長二字，衰旺之不同，故運行有喜生、喜克之異。”顯然，張楠的“病藥說”，著重強調了八字結構內部的不平衡性，認為只有具有這種先天的不平衡性，才能因有“病”而得“藥”，由此在動態中求得新的平衡，達到新的“中和”。這是今法時期“有病方為貴，無傷不是奇，格中如去病，財祿兩相隨”觀念的進一步發展和具體應用。
作為命理分析的一個有效工具，“病藥說”極大地豐富了命理學的寶庫。然而，張楠在論說“病藥”的同時，又表現出一定的偏頗傾向。
比如，他說：“若病重而得藥，大富大貴之人也；病輕而得藥，略富略貴之人也；無病而無藥，不富不貴之人也。”這里變得有點像為“病”而求“病”，“病重”的勝于“病輕”的，不“病”則反而倒不是好八字了。這實在有點兒違背常理。后于張楠的陳素庵，對“病藥說”做出了以下的肯定，但同時也給予了中肯的批評：
張神峰病藥之說，其法甚善。然方取病傷，即求醫藥，仍歸中和，非舍正理而尚僻耶。至所云八字純然不旺不弱，財官無損，日主中和，斷如常人之命，則其說尤偏矣。人命純粹中和，安有不貴不富？特純粹之中，暗藏駁雜，中和之內，嫌于淺露，仍是不純粹不中和耳。嘗見大富貴命，無病無傷，不旺不弱，運歷五行而皆美，身備五福而無虧，豈非純粹中和之確驗，何必過拘于病藥之說乎？
這是要求在使用“病藥說”時，不要過于拘泥。“中和”本是命理追求的理想目標，豈有先天中和的八字反而不好的道理？
在我們看來，張楠雖然對“病藥說”做了很具體的分析，即開列了四種“病”和四種“藥”，事實上，他的分析還是比較籠統。嚴格地講，根據八字結構要素的強弱，通過扶抑的手段而求得平衡，并不一定都到了有“病”的地步。而真正出現“病”狀，除了過旺或過衰的之外，恰恰是命局中用官星而見傷官、用財星而見比劫、用印綬而見財星、用傷食而見印綬這一類或是“破格”、或是“損用”（損害用神）的情況。這時，傷官、比劫、財星、印星，分別成了八字中真正的“病”根，非要用“藥”來醫治不可。有這樣的“病”，實在是不得已的事啊！如同璞玉有瑕疵，此時非要去掉瑕疵，方能保持美玉的價值，而絕不是張楠在論說“雕”病時的態度——希望白玉有瑕疵，方可施雕琢之功。具體來說，比如，用官而見傷官——命局用官，自然最好不要見傷官；出現傷官，就是一種“破”的現象。這種“破”才是病。既然有病，就不能諱醫求藥了。這時四柱中若有印星，便可克制傷官。這就是有“病”得“藥”。這印星就是“藥”。事實上，這是一種“救援機制”，即“救援”用神。可見張楠的“病藥”概念，還是在比較廣泛的意義上來說的，尚欠精確。
其次，在治“病”的方法上，張楠也過分強調了一個“去”字，即用克制的方法，“對著干”的方法，而對一個“化”字，即用轉化的方法，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比如，“身殺兩停”，應當用“制”的措施；但“身弱殺旺”，最好還是采取“化”的辦法好，即用印星來轉化七殺、扶助自身。這是在肯定“病藥說”的同時，也應當注意到的情況。
除了“病藥說”之外，張楠還有“動靜說”、“蓋頭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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