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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透視秦國歷史上博弈激蕩的政治風云，解析秦王嬴政暴君兼英雄的人生軌跡，詮釋司馬遷《史記》昭示秦統一前的各類人物，都無法淡忘一個被后世所鄙視的“有野心”的丑角——嫪毐。隨著兩千多年來滄桑歲月的流逝，時過境遷，嫪毐的真實面目已無人知曉，揆諸史籍只留下殘篇斷簡的傳聞記錄，從“面首”寵幸到封為“長信侯”，從“大陰人”顯貴到謀竊王權的“假父”，這樣一個炙手可熱的顯赫人物最終被“車裂”慘死，其中一些蛛絲馬跡的歷史線索還可尋覓拓深，以揭示嫪毐身上存在的詭異離奇的嫌疑。 《歷史學家茶座》2006年第1輯 一、嫪毐名字的來源 司馬遷《史記》記載“嫪毐”二字沒有任何線索說明，但這兩字非常突兀奇怪，從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都很罕見。按《說文解字》解釋：“嫪，惜也，謂戀不能去也。”即“嫪”的古漢語字義是“戀惜”的意思。“毐”的字義是男子品行不端，“毐，人無行也。從士，從毋。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嫪毐淫，坐誅，故世罵淫曰嫪毐”。因此，這兩字并連的釋義就是愛戀淫亂的男子，顯然是出自當時男女不正當交合而編造的粗口性語言，后流傳為一種罵貶語。 “嫪毐”兩字在漢以后的讀音為“laoai”，也是古音學上長期不明之謎，很可能是誤釋。唐林寶《元和姓纂》、《王力古漢語字典》等依據顏師古注將“嫪”字作為姓，無疑是誤解了“嫪毐”二字蔑視語的結果。史書詞語一般講究典雅精練，但先秦兩漢期間，言文一致，書面語和口語基本上沒有什么差別，像“嫪毐”這樣的貶詈性俗語在不登大雅之堂的場合才使用，可是編入具有嚴肅性和莊重性的史書，說明當時的詞匯覆蓋面非常豐富寬廣，也反映了日常生活中各類人物涉及的經歷，并沒有躲避不及而感到難堪。 明張萱《疑耀》卷五就懷疑“嫪毐”非姓名，他認為后世渾語指奸夫或嫖客的孤老、婟嫪，就來源于嫪毐。我也認為，“嫪毐”不是真正的人名，而是一個罵人侮辱的性穢語俗稱，類似于后世對人所起的貶呼綽號。就語言學來說，“嫪毐”不是一個街談巷議、耳熟能詳的流行俗語，史書中沒有另外的例證，如果說“嫪毐”是秦代的新生詞語，那么它很可能與外來詞語關聯，是從其他民族借用來的譯語。 語言的歷史和民族的歷史密不可分，詞語借用的音譯或意譯均與民族的交往息息相關。漢語的外來詞語源流，按照時代和民族分有四個高潮歷史時期，即秦漢魏晉來源于匈奴、西域、鮮卑諸語言的外來詞，南北朝“五胡亂華”來源于梵語、中亞、周邊民族的外來詞，隋唐五代來源于突厥、波斯、粟特、回紇等民族的外來詞，宋元明清來源于蒙古、滿族等民族的外來詞。戰國末期秦漢時代的“匈奴”一詞始見于《戰國策》、《史記》。《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匈奴的起源具有悠久的歷史，匈奴語沒有文字，但它曾經使用過的詞語在《史記》、《漢書》中仍有保留和反映，正史中偶爾也有解釋說明。例如“屠耆”義為聰明、賢能，“撐犁孤涂”義為天的兒子，“吾斯”義為王公，“單”義為大，“單于”即大王，“若鞮”義為孝，“閼氏”義為皇后，“居次”義為公主等。又例如“師比”（serbi）為匈奴人使用的一種帶鉤，“絡鞮”（luodi）為匈奴人一種長皮靴，“橐它”（dada）為匈奴人對駱駝的稱呼，“貲”（ze）為匈奴人對奴婢叫法。這些詞匯和用語都是秦漢時匈奴人的慣用語，只可惜很多匈奴語在史籍中消失了。 匈奴語言系屬有突厥、蒙古、伊朗、葉尼塞語諸說，迄今尚無定論，但現在國內外的語言學家大多認為匈奴語接近突厥語系。前輩學者依據突厥阿爾泰語kottok對音還原，發現“嫪毐”語源kottok原是男性生殖器之義。這和《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嫪毐為“大陰人”恰恰一致，“嫪毐”就是“大陰”的意思，因為“太后（秦始皇母親）時時竊私通呂不韋。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所以，“嫪毐”別無他意，為猥褻謾罵之性語言，猶如后世的粗魯羞辱綽號，其真正的姓名并不清楚。這與《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也是十分吻合的。 正確理解史書中“嫪毐”詞語演變和詞源含義是研究當時歷史的基礎。如果關于嫪毐秦漢時匈奴語“男性生殖器”的推斷無誤的話，就又可發現嫪毐有匈奴人或匈奴族后裔的嫌疑，從而為進一步搞清嫪毐種族提供了線索。 二、嫪毐種族的索隱 《史記·秦始皇本紀·索隱》考證云：嫪氏出邯鄲。同書《呂不韋列傳》說呂不韋在邯鄲，見到困境中的秦國質子子楚，以“此奇貨可居”而交往密謀。因此，有學者認為呂不韋與嫪毐之相識應在邯鄲之時。既能于此時相識，當在成年以后，而呂不韋在嬴政立為秦王后即十余年后向太后推薦嫪毐以代替自己，嫪毐應在30-40歲之間。以此推測，嫪毐應生于秦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82年）前后。如果這個推測能成立，那么嫪毐在邯鄲相識呂不韋也就是二十余歲。 邯鄲既是趙國的都城，又是戰國以來北方著名的工商業城市，呂不韋在此經商家累千金。特別是邯鄲地處太行山東麓通往北方匈奴的大道上，當時匈奴活躍在今內蒙古河套、大青山及燕趙北部一帶、與趙國接壤最多，正如《史記·匈奴列傳》敘述戰國地域分界時說：“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燕、趙、秦）邊于匈奴。”趙國與匈奴有對峙地帶，也有民族交流區域，趙國西北部一直為漢人和胡人的錯居之地，如匈奴民族南下的“駐牧地”九原郡（內蒙古包頭西），戰國時先為林胡、樓煩（今山西寧武、岢嵐）托足之地，后為趙國所有，戰國末又被匈奴所據，秦國北攻九原郡，直接得手于匈奴，間接得之于趙國。因此，趙國境內有匈奴人混居就毫不奇怪了，邯鄲有匈奴人或匈奴人后裔也是不難理解之事。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云中、雁門、代郡。”趙北界長城大約是在武靈王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306-公元前300年）間，擊敗東胡后向北拓進而修筑的，依南北兩列劃分，北列西起高闕（今內蒙古烏拉特中旗兩狼山口）沿陰山南麓向東行經五原、固陽縣北境，至呼和浩特西北大青山；南列西起烏拉特前旗黃河東岸，東行經包頭、呼和浩特、卓資、集寧、察右后旗、化德等進入山西東北的云中、雁門，全長650公里。考古已發現內蒙古有不少趙長城遺址。有學者曾認為趙武靈王主動接受“胡服騎射”是指林胡、樓煩而非匈奴，這恐非事實，只要了解趙國的疆域變化就可知所謂“胡服騎射”主要是匈奴。 趙武靈王修筑北界長城，目的是為了保衛新開拓的北疆邊境，其后，匈奴騎兵愈發頻繁“驅馳于樓煩之下”，騷擾趙國邊疆。趙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趙國派大將李牧駐守代郡（今河北北部）、雁門（今內蒙陰山東脈），“大破之，殺匈奴十余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余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國還向內蒙古河套平原大量移民，《水經注·河水》引《竹書紀年》記載，趙武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2年）“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增加邊地戎屯兵民，并在呼和浩特平原建立了云中城（今托克托縣）。近年來，戰國時期匈奴貴族墓中出土了不少漢式絲綢、漆器、銅鏡等，北方漢人墓中也發現了一些受匈奴影響的馬匹、馬具，足見雙方交流和文化接觸絕不是完全斷絕。 趙國與匈奴民族交往的歷史背景，對識別嫪毐身世雖無破解，但對嫪毐種族線索卻有幫助。當時匈奴人有可能在邯鄲居住，至少有幾條渠道：戰爭俘虜、通關商賈、叛逃胡兵、邦交使臣、胡醫胡巫、販賣奴隸、強制移民、釋放部落首領等等。嫪毐能和呂不韋相識，來往密切，不會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卑微小人物。 目前考古鑒定表明，匈奴人種多源復雜，匈奴主體屬于大蒙古人種北亞類型的可能性最大，但也有突厥等種族的混血，而匈奴人有濃密胡須的現象不是少數，嫪毐被呂不韋推薦入宮時“拔其須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可見嫪毐有胡須的外貌非常引人注目，這也正是匈奴人的特征。至于有人說“匈奴形貌與漢人同”，有人則說漢代匈奴人皮膚白色，高鼻多須，漢代以后與漢人血統相混，鼻低額闊，頭圓膚黃。盡管各種推測眾說紛紜，但估計嫪毐形貌儀容不會太差，否則對他切齒痛恨的史家肯定要丑化，地位懸殊又有皇家貴族自尊的太后也不可能傾情于他。嫪毐必有能深深打動太后心儀的地方，只不過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令人難以看清他的真貌。 三、匈奴對秦的影響 匈奴與秦、趙、燕三國相鄰接壤，實際活動領域非常廣闊，東自燕、代，西至河套以北，作為游牧民族不僅活動在北方草原上，而且與羌、烏桓、東胡和西域各族經常發生過交流關系。匈奴自戰國以來與中原的接觸更為頻繁，《戰國策·燕策》記載燕王喜二十七年（公元前228年）秦將軍樊於期有罪由秦逃到燕，太子丹收容了他，太傅鞠武怕秦國借口攻燕，勸諫太子丹趕快把他送往匈奴，并聯結匈奴以圖征服秦國。這說明匈奴與中原早有交結，《漢書·匈奴傳》顏師古注，謂秦時有人逃入匈奴，到漢代其子孫仍稱“秦人”。 春秋戰國之際，匈奴族在形成過程漸露頭角中，融合兼并了葷粥、鬼方、獫狁、戎、狄、胡等原活動于大漠南北的各族或部落，匈奴民族成分本身也不單一，包括了休屠（屠各）、宇文、獨孤、賀賴、羌渠等部，還有攣鞮氏、呼衍氏、蘭氏、卜氏、丘林氏等氏族，囊括的“別種”、“別部”更多。秦人從偏居的“西垂”興起和發展過程中，也糅合了大量的戎狄文化因子，以至于很多人判定秦人就是起源于戎狄的戎族。因此，秦文化即使有多個源頭，但始終有一種農業和游牧混合文化的特征。如匈奴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秦人攻戰也賞軍功，置斬敵首賜二十級爵之制，以重武功。匈奴對征服的部落或國家，將其部落酋長連同人口強迫遷移于自己統治支配之地；秦人對征服的東方六國，也采取強迫遷移被俘貴族于咸陽的措施。匈奴“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秦人也重騎兵，善弓射，秦兵馬俑坑中步騎混編的軍陣就是表征。匈奴貪婪無度，搶掠成風；秦也以野蠻和非華夏之國而聞名。所以，與秦毗鄰的國家才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正如卜德所指出：“秦的統治者和人民在文化上——很可能還在種族上——深受其鄰近部落的影響。”雖然我們不能說秦國許多做法與匈奴完全一致，但匈奴對秦的影響無疑是多方面的。 特別是秦法律中對其他民族融合的人有明確規定，形成年代很早的秦《法律答問》中“臣屬于秦的少數民族的人，對其主長不滿而想去夏的，不予準許”。“什么叫'去夏’？想離開秦的屬境，稱為'去夏’”，“臣屬于秦的少數民族的父母所生子，以及出生在其他國的，稱為'真’。什么叫'夏子’？父為臣屬于秦的少數民族，母親是秦人，其子稱為“夏子’”。這些被考古發現所證明的第一手法律條文，說明了秦國境內純屬其他民族血統的人不是少數，包括有戎狄君長等人物。 四、嫪毐軼事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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