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出行何其難，如今一鍵就搞定（作者：王智琦）

王智琦

今年國慶黃金假期又至，全國各地旅游景點到處人潮洶涌，高速公路上，私家車已到了車滿為患甚至寸步難行的地步，這在改革開放前，是無論如何也無法能想像得到。旅游現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那時，旅游卻只能是少數人的奢侈之舉，不僅僅只是經濟上的捉襟見肘，更為直接的原因是運力嚴重不足，導致車票、船票非常緊張甚至一票難求。想要乘坐飛機需公派任務在身，加上單位證明蓋公章，還要有一定的級別標準，這項死規定就把普通百姓基本排除在外。當然即便不是去旅游，當年支援內陸建設的職工、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親戚朋友間的正常走動探望，尤其是到了新春佳節親人團聚時日，那時出行依靠的主要就是火車和輪船！

大學時讀的是中文系，受古人“讀萬卷書、走萬里路”的豪言影響，到了大三暑期，就有了“面向大海、春暖花開”的蠢蠢欲動之心。福建籍大學同學小辜（現在是知名二級教授）有個老鄉在大連海運學院讀書，他來信動員大家去青島、大連游玩，我積極響應，我倆便結伴同游，買票任務落在我的身上。記得是在1981年的7月3日，暑假即將開始，我清晨六點就趕到十六鋪碼頭售票處排隊，售票室大廳里煙霧彌漫、人聲鼎沸，船票非常緊張，規定每人一次只能買一張票。姑念我是當時社會上還受青睞的大學生，售票員網開一面，排隊三個多小時，站得腰酸腿疼，終于買到了兩張學生票，還是最底層的五等艙。7月5日乘坐從上海到青島的“長柳號”，五等艙內有床鋪，居然還有空調，明亮舒適，大為顛覆了我原來的印象。但回程從大連乘坐“長征輪”到上海，五等艙內卻悶熱不堪，機器轟鳴，躺在床上難以入眠，苦熬30多小時，深切體會到“在家千般好、出門一日難”的滋味。

這次游青島乘坐“長柳輪”，意外地碰到全國勞動模范楊懷遠，當年他的“小扁擔精神”已有耳聞。楊懷遠高個子，身板敦實，胖乎乎的圓臉終日笑瞇瞇的。他提著小扁擔肩挑手提、扶老攜幼，忙得大汗淋漓，勞動模范果真是名不虛傳。楊懷遠一直家住原閘北區，我曾多次在各種會議上與他相遇，一次我乘坐電梯到18樓區總工會，正巧楊懷遠要乘坐電梯下去，他盡管年歲大了，還是笑容可掬的模樣。

船上還偶遇東方歌舞團的演員們，記得著名女歌唱演員鄭緒嵐在甲板上演唱了《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情深意長》兩首歌，贏得乘客的熱烈掌聲，為炎熱的夏夜帶來一絲清涼和享受，可惜當時明明帶著照相機，卻沒意識到攝下這難忘的瞬間。

大連鄭同學非常熱情地接待我們，盡管早餐吃的是混合黑窩頭和棒子粥，但我倆游興十足，老虎灘、黑石礁等都留下我倆興高采烈的黑白照。游玩大連回上海，船票緊張，但提前數天還是能買到的。問題是后來發生的買票人情債，卻使我始料不及，難以應付。原來有不少福建籍同學在大連海運學院就讀，他們每年都要回福州老家探親，一般都先坐船到上海，再乘火車回家。鄭同學是歷屆生，社會閱歷豐富，他從沒來麻煩過我。但鄭同學和辜同學畢業回福建后，鄭同學的小老鄉洪同學打著他的旗號，來信托我買上海到福州的火車票，并指定必須是1月30日那天的車票。不等我回信，他就掛號寄來3張學生證、45元錢。我那時在中學里當教師，自己去排隊買三張學生票顯然不現實，只好厚著臉皮到處去托人。有位李姓學生的父親在鐵路上當列車員，一直跑新疆長途，她滿口應承下來，但回家一問，她父親當晚就要跑新疆了，根本不可能幫著買票。

時間一天天過去，車票卻遙遙無期，我急得抓耳撓腮，想著大連鄭同學當初待我親如兄弟，盡管我并不認識洪同學，卻怎么也不好意思把學生證和錢一退了之。最后還是單位同事出手相助，教生物的陳老師丈夫在就在鐵路上海站工作，她讓我28日晚9時，到北站中轉站30號窗口取票。我大喜過望卻忐忑不安，準時到達窗口，陳老師丈夫言而有信，果真我拿到了三張學生票，但沒有座位，只能一路站20多個小時到福州。想著這些年輕學子回家一趟不容易，我也算是盡心盡力了。

那時候高校不負責為學生集體買火車或船票，需要學生“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洪同學每年坐船到上海，再去買火車票，確實難以保證次次能買到，且時間上正好接得上。我非常體諒他的難處，又千方百計地幫著買了兩次。后來車票實在太難買了，我只能硬下心來拒絕，洪同學卻不期而遇地沖到我家里。望著他稚氣未消的臉，我只好陪他到老北站去買票，整整站了四個多小時的隊，才買到第二天深夜回福州的站票。買一張火車票如此辛苦，洪同學有了切膚之痛，自此以后不再聯系我。現在也不知他在哪里高就，是否還記得當年買車票的囧事？

家住老北站附近，每年春運期間，天目東路、寶山路都要交通管制，非機動車進行限行，短短的羅浮路上，擠滿了從虬江路或武進路對沖而來的車流，人流，真是熱鬧喧騰。讀中學時撈不到乘火車的機會，卻要出力幫忙送親戚上車廂。福建表舅媽弟弟在新疆烏魯木齊某研究所工作，他從福州探親后轉道上海再向西域進發，夫妻二人帶著3歲多的小孩，還有大包小包的一溜行李。他們在我家里吃罷午飯，下午就要坐火車，母親和我前去送行。那時候老北站可以憑著當日車票買站臺票，每張2毛錢。送他們進站臺后，只見開往烏魯木齊的綠皮火車拖著長長的十多節車廂，到處都是旅客和送行者。他們乘坐的是3號車廂，在車頭那個方向，我們跌跌撞撞地往前趕，3號車廂門被行李塞得人已難擠上去。離開車時間已所剩無幾，表舅媽弟弟顧不上斯文，把孩子交給母親后，利索地裹緊衣裳，和妻子拎著大包行李硬是往上沖。我和母親使不上勁，只能焦急地望著人頭攢動的車廂。過了不知多少時間，他突然從半開的車窗里探出頭來，讓母親趕緊把孩子遞上去，母親使不上勁，我幫著一起托住小孩的背部，車上的乘客也幫著七手八腳地往上拉，孩子哇哇大哭，那情景真有點像是在逃難。等我們把全部行李都塞進車窗后，汽笛一聲長鳴，列車徐徐開動了。母親嘆口氣：他們還要在車上坐三天三夜吶。這是我對乘坐綠皮火車難的最初印象。

大學畢業后，社會上興起“振興中華”讀書活動，上海市青年宮在全市舉辦知識競賽和讀書征文活動，獲獎者可去武夷山考察，我也僥幸獲獎，得以一同乘坐火車前往，差不多年齡的青年同伴一路上歡聲笑語，開心不已。但回程時因為車票緊張，一部分人買到的是站票，我和幾位男同胞就拿了站票。那時從武夷山回上海要10多個小時，原本預計晚上10多鐘可到老北站，但因火車誤點，列車在浙江金華附近停留了很長時間，變成第二天凌晨3點多才能回到上海。我們這輛綠皮火車就停在不知名的道基旁，不斷禮讓著其他車輛呼嘯而過。車廂內悶熱不堪，搖頭晃腦的電風扇吹出來的全是熱風，過道上擠滿了煩躁焦慮的乘客。我感覺再也站立不動了，昏昏欲睡，顧不上臟亂就勢躺下，把腳伸進座位底下，頭則碰觸著過道地面，想迷糊著睡一會兒。但感覺不斷地有人在走動，他們的腳就在我頭上、身上跨來跨去，那種感覺實在是糟糕透頂。躺下不到五分鐘，我無奈地只能勉強站起來，心里祈禱著列車快快開動，車窗外能夠吹進點清涼的晚風，刺激一下變得昏沉懵懂的大腦神經。那種親身乘坐綠皮火車的體驗，現在想來簡直就是在遭罪。

乘綠皮火車不易，那時候卻是出行首選。1988年金秋十月，我和同伴第一次去北京旅游，輾轉托人再托人，好不容易買到從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快列車，下午4:02分發車，到北京站是次日上午9:05分，整整17個小時，還是當時最快最好的列車。我們選的是硬座，一路上停靠站點不多，到山東德州車站，在小販那兒買了一只德州扒雞，味道還真不錯。但整晚坐在硬座上，尤其是到了凌晨，感覺非常困乏，一對去北京看望兒子的老夫妻非常善良，硬是擠出點地方，讓同伴能夠側身躺下睡一會兒，這是我乘坐綠皮火車最溫暖的記憶。

到了北京后登長城、看頤和園，玩興不覺大增，還想去承德避暑山莊，這是計劃外的，只好自己去買票。記得那時北京站售票處“倒爺”長得五大三粗，他們極為猖狂厲害，公開加價兜售炙手可熱的車票，有的甚至要翻上兩三倍。我因囊中羞澀，又咽不下這口氣，硬著頭皮擠在混亂不堪、煙味撲鼻的隊伍中，前面有很多只手想要塞進狹小的售票窗里，售票員都聽不清楚大家嘰哩哇啦地想要買什么票。我前面有位婦女抱著孩子，被擠得趔趔趄趄站不穩，孩子大哭，我路見不平，奮力頂著后面的沖力，讓婦女有個喘息的空間。售票員可能看到了這一情況，等我買票時，售票員兩手一攤，表示票早就賣完了，我臉上寫滿了失望和沮喪。她略一思索，建議我買從北京去齊齊哈爾的慢車票，無座，經停承德，當然時間要長得多。我連連點頭感謝，突出重圍時已是一身臭汗，內心卻很是開心。

現在，人們的出行方式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對我而言，乘坐列車首選高鐵，即便高鐵遠在虹橋，從家里坐地鐵過去需要一小時，但因為高鐵平穩迅捷又準點，再遙遠的地方也能朝發夕至，坐在寬敞舒適的二等車廂座位上，空調冬暖夏涼，愜意無比，再也沒有擁擠不堪、悶熱難熬的感受了。只是現在坐高鐵變得像是坐公交，一次到北京去培訓后回上海，高鐵經停濟南站和南京站，邊上乘客兩次調換，毫無例外地都在低頭看手機，抬腳就走人，視鄰座為空氣般地旁若無人，此時我忽然又懷念起充滿汗煙味的綠皮火車來。如果現在還能坐上那種綠皮火車，載著不趕時間的我等，沿著記憶的河流溯流而上，慢慢行慢慢看，一路都是風景和回憶啊！當然我知道，誰也不可能再回到從前，其實誰又愿意回到從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