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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寫《論持久戰》的時候，很容易發脾氣，不允許有任何干擾，誰要影響到他，他就把誰罵出去。江青在邊上也不敢說話，看到主席寫好一段，就趕緊過去幫他謄抄好，因為只有江青能認出主席的字來，別人都抄寫不下來。毛主席《論持久戰》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誰去調都調不出來，連總理都調不出來，戚本禹他們要核對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須親自跑去檔案館。 手稿是主席用毛筆寫的，有的地方則是江青用鋼筆謄寫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這是怎么一回事？戚本禹后來去問過江青，江青跟戚本禹說，那是因為當年主席原來寫的地方比較亂了，她就在邊上重新謄寫一遍，主席再在她謄寫的地方用毛筆做修改。江青說：“那是主席多年研究的心血結晶，主席在文章里預測的東西后來都被證實了”。從江青那里，戚本禹還知道，主席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很容易發脾氣，不允許有任何干擾，誰要影響到他，他就把誰罵出去。 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與會同志提出劉少奇是白區工作中正確路線的代表。王稼祥在發言中說：“過去中國黨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在白區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辯證法。”陳云發言認為，過去十年白區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在劉少奇、劉曉同志到白區工作后才開始改變。劉少奇同志批評過去的白區工作路線是錯誤的，現在檢查起來，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的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任弼時在發言時指出：主觀主義在認識論上是唯心論，在政治上的具體表現就是“左”或右的機會主義；我黨的毛主席、劉少奇同志能根據實際情形來工作，所以犯主觀主義少些。 1941年9月會議之后，毛澤東在《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文章中，文章說：“我黨在國民黨區域工作中，不但有劉少奇同志那樣的正確的領袖人物，而且有不少類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臨時中央斥之為'機會主義者’。” 毛澤東認為“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馬列主義”的特點是夸夸其談，隨心所欲，無的放矢，不顧實際，這是主觀主義的胡說。真馬列主義的特點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顧及時間、地點和條件，這是唯物的辯證的革命觀。“'左’傾教條主義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劉少奇同志以及還有許多的同志是后者的代表。……劉少奇同志的見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當時的直接事實為之證明，整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時期的全部結果也為之證明了。” 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同意：劉少奇回延安休養，他擔任的華中局書記與新四軍政治委員的職務由饒漱石代理。 10月3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并告陳毅：“（一）中央決定你來延安一次，諒已收到電報，并希望你能參加七大。（二）動身時望帶一可靠電臺。（三）何時可以動身盼告。” 10月11日，毛澤東復電劉少奇：“七大大約還需等半年才開，甚望你能到會，請與陳、姚各同志商，能否在兩三個月內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問題，兩三月后動身來延參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養，即在延安指揮華中。……華中我軍主要是對敵偽分散作戰，你來延安指揮華中，似對華中工作不會有大損失，而你的身體得到休養，則有大益。以上請考慮見告。”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電報：“中央決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參加七次大會。少奇同志來時，由饒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書記并代理新四軍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將工作交代，攜帶電臺，動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2月12日，劉少奇把準備動身的計劃電告毛澤東。 2月13日，毛澤東致電陳毅、劉少奇：“少奇返延，須帶電臺，并帶一部分得力武裝沿途保衛。”山東問題，請到當地調查，此間材料不足。 2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劉少奇及華中局：“（一）除呂振羽、賀綠汀外，其他高級文化人亦望調抽一批帶來延安從事學術研究，他們在蘇北游擊環境無研究學術可能，不如來延成就較大。（二）護衛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干部為骨干，須加挑選與訓練。（三）新四軍各部及山東部隊的電臺密碼，望少奇督促重新編制，親自帶來。” 3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劉少奇，指出：“目前山東工作處在比前更加艱苦的階段”，“不僅由于敵人殘酷'掃蕩’，地區縮小與分割，主觀上亦存在相當嚴重弱點”。在執行政策、主力部隊與地方部隊的關系、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的關系，以及外地干部與本地干部的關系等方面都存在問題。要求劉少奇路過山東時，幫助慎重解決。 沿途，日軍一座座碉堡和一道道封鎖溝墻，使路上充滿艱險，劉少奇一行只能夜行曉宿。劉少奇和同行者一樣，隨身帶著鏟子，遇到封鎖溝時，就把又寬又深的封鎖溝鏟開一個口子讓人馬通過。有的溝水齊腰深，劉少奇和大家一樣涉水前進。當他們從漢奸和大地主莊子附近經過時，從碉堡內發射出土炮和槍彈，不時呼嘯著從頭頂掠過，劉少奇關照大家：不要怕，夜里的槍彈是打不著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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