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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蘇東坡的生平與歷史地位 蘇東坡(1037—1101)，名軾，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因“烏臺詩案”貶居黃州（今湖北黃岡）時自號東坡居士，故世稱“蘇東坡”。 在其父蘇洵的精心培養下，嘉祐二年(1057)，蘇東坡與弟弟蘇轍一舉進士及第，當時蘇東坡才二十二歲，蘇轍才十九歲。蘇東坡一生仕途多艱，在神宗朝，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離開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元豐二年(1079)蘇東坡以謗訕新政的罪名被捕，陷入“烏臺詩案”，后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元祐年間，十歲繼位的哲宗年幼，由反對新法的高太后聽政，蘇東坡被召還朝。 但因黨爭激烈，蘇東坡不安于朝，不斷請求外任，先后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而朝廷又需要他，不斷召他還朝，結果“筋力疲于往來，日月逝于道路”（《定州謝到任表》）。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起用新黨，蘇東坡以謗訕先朝的罪名貶謫惠州，再謫儋州。直至哲宗崩，徽宗立，蘇東坡才遇赦北歸?？上У氖牵K東坡回到常州就病逝了，享年六十六歲。 蘇東坡是北宋時代孕育的文化巨人，在中華文化史上地位崇高，影響深遠。他不僅僅是重要的文藝家，也是北宋時代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文藝方面，蘇東坡是北宋繼歐陽修之后的一代文宗。詩歌方面，他是宋詩藝術巔峰的代表，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作方面，他是宋代豪放詞派的開創者，與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并稱“蘇辛”；散文方面，他與歐陽修并稱“歐蘇”，又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并列“唐宋八大家”；書法方面，與黃庭堅、米芾等人并稱“宋四家”；繪畫方面，他是以文同為首的“湖州派”的重要成員，提出“士人畫”（即后世“文人畫”）的理論，影響深遠。 學術思想方面，以蘇東坡和蘇轍兄弟為代表的蜀學是北宋思想學術界的重要流派，與以二程為代表的洛學、以張載為代表的關學、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共同推動了宋型文化的發展，對宋明理學產生了深刻影響。 政治方面，蘇東坡二十二歲進士及第，此后幾經宦海沉浮，曾在杭州、徐州、湖州等地擔任地方官，關心民瘼，積極組織救災活動，主持修建西湖“蘇堤”等；他也曾在“元祐更化”時期擔任中樞要員，參與朝廷大政，是當時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家。 蘇東坡以天下為己任、忠義許國的立朝大節備受世人敬仰，宋高宗賜謚“文忠”，宋孝宗也稱他“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蘇軾文集序》）！ 二 蘇東坡的詩歌成就及其藝術風格 蘇東坡存詩二千七百多首，大體以貶官黃州為界，早年像杜甫一樣，多刺世之作，并具有李白那種豪放不羈、縱橫馳騁的特征；晚年有意追求“發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書黃子思詩集后》）的藝術境界，克服了早年詩過露過直的毛病。 他的詩既具有杜甫詩的現實主義精神，又具有李白豪放不羈的浪漫主義風格，到了晚年，他又特別喜歡陶淵明的詩，寫了一百多首和陶詩，具有陶淵明詩的“質（質樸）而實綺（綺麗），癯（清瘦）而實腴（豐腴）”的風格特點，清新淡雅，托意高遠。 蘇詩與杜詩一樣，充滿對民間疾苦的關心和對窮奢極欲的統治者的不滿。他的《許州西湖》揭露了在“潁川七不登”即連年歉收的情況下，當地官吏竟大量動用民力，為其“春游”開浚許州西湖：“使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紛紜具畚鍤，鬧若蟻運壤。”《李氏園》揭露了官僚貴族兼并土地的罪行，他們為了建筑“美園圃”，不惜“奪民田”，“破千家”。特別是晚年遠謫惠州期間寫的《荔支嘆》，指名道姓地痛斥本朝大臣，譏刺當朝皇上，揭露了歷代官僚（包括本朝）為了贏得“宮中美人一破顏”，不惜造成“驚塵濺血流千載”的丑態和罪行。 蘇東坡的部分詩篇確實像李白詩那樣，充滿著磅礴的氣勢，如“眾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游徑山》），“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八月十五日看潮》）。他的詩也充滿豐富的想象力，他看見天上的明月，就覺得似乎是誰用銀河之水為老天爺洗亮了眼睛：“誰為天公洗眸子，應費明河千斛水”（《中秋見月和子由》）；他看見金山寺下白天、黃昏、月夜和月落后的不同的瑰麗景色，覺得江神都似乎在責怪自己不歸隱山林：“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游金山寺》） 蘇東坡詩中大量生動貼切的比喻，也大大增強了其詩歌的形象性。如《鳳翔八觀》接連以多種形象寫石鼓文字的模糊，《讀孟郊詩》以一連串比喻，形容“夜讀孟郊詩……佳處時一遭”，均以博喻見長。 李白詩除以豪放為特征外，還具有清新明凈、華美自然的風格，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李白《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蘇東坡作詩也追求清新和自然：“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新詩如洗出，不受外垢蒙”（《僧惠勤初罷僧職》）。蘇東坡的寫景詠物詩尤其寫得清新自然。如《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桃花初放，江水漸暖，蔞蒿滿地，蘆芽破土，群鴨戲水，河豚（產于海）隨潮水涌入春江，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色。 蘇東坡晚年貶官嶺南期間特別喜好陶淵明詩。蘇東坡之所以大量寫作和陶詩，除了因為陶淵明詩確實寫得好以外，還與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分不開的。他有感于陶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深悔自己不該“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所以，“欲以晚節師范其萬一”（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蘇東坡說他的和陶詩“不甚愧淵明”，這是合乎實際的。蘇東坡的和陶詩也同陶詩一樣，具有表面質樸而實際綺麗，不用華麗的詞藻卻能形象地刻畫出客觀事物。在《和陶移居》中，蘇東坡說，他對惠州嘉祐寺很喜歡：“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與鴉鵲朝，暮與牛羊夕?！睆脑绲酵矶寂c鴉鵲牛羊共同居處，“幽宅”之幽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惜后來遷到了合江樓，即惠州東門樓：“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拜往迎來，喧囂嘈雜，厭煩之情躍然紙上。 蘇東坡贊王維“詩中有畫”，他自己也當得起這樣的評價。和陶詩中那些描寫嶺南風光的詩句就有如山水畫一般的形象，如“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和陶歸田園居》），“登高望云海，醉覺三山傾”（《和陶九日閑居》），“海南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時時小搖落，榮悴俯仰中”（《和陶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等等。這些詩句都形象地描繪了海南的地理和氣候特征。 蘇東坡的和陶詩也像陶詩一樣表面清瘦而實際豐腴，在自然平淡的話語中有著豐富的內涵?！逗吞諝w田園居》寫無官一身輕，擺脫官場如釋重負之感溢于字里行間，讀起來確實是“極平淺而有深味，神似陶公”（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他在《和陶貧士》之三中說淵明并不貧，他既有素琴可彈，又有芳菊可賞，而當他無米釀酒，酒杯生塵時，顏延之又送來“二萬錢”，作他的沽酒之資。紀昀說這首詩是在“寄友朋莫助之慨”。若不細細體味，就容易當作一般敘事詩放過，而看不出其中的寄慨。他在《和陶九日閑居》中也曾發出“坎坷識天意，淹留見人情”的感嘆。讀蘇東坡的和陶詩要注意透過他那平淡的語言，體會他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蘇東坡說：“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書唐氏六家書后》）蘇東坡和陶詩也具有這種表面散實際不散，反復咀嚼，奇趣盎然的特點。 宋人魏慶之《詩人玉屑》說：“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后詩，全類子美（杜甫）夔州以后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蘇轍）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黃庭堅）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痹姼F而后工，蘇東坡貶官黃州特別是貶官嶺南以后，他的詩確實寫得更好了。 三 東坡詞的革新 蘇東坡是北宋豪放派詞的開創者，也是北宋存詞最多的詞人，現存詞作三百多首。 宋初以晏殊、歐陽修、柳永為代表的婉約派詞人基本上承襲了晚唐五代“綺麗香澤”“綢繆婉轉”的詞風，特別是柳永，以詞抒寫個人的懷才不遇（如《鶴沖天》）、羈旅離情（如《雨霖鈴》）和城市繁華（如《望海潮》），無論在內容上和形式上，都把婉約詞發展到了相當的高度。 而蘇東坡的某些詞卻寫得另辟蹊徑，自覺地要在婉約之外別樹一幟，他在《與鮮于子駿書》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封信寫于熙寧八年(1075)密州任上，信中所說“作得一闋”即指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獵》。 這些詞或寫得慷慨激昂，或寫得清新明快，或寫得恢弘沉雄，使得詞的面目一新，打破了舊有婉約派的一統局面，形成與之對立的豪放派，在北宋詞壇形成豪放、婉約雙峰并峙、各擅其美的盛況。 蘇東坡曾問一位善歌的幕士：“我詞何如柳七（柳永）？”幕士回答說：“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俞文豹《吹劍錄》）蘇東坡聽后，笑得前翻后仰。這位“善歌”的幕士，用非常形象的語言，道出了以柳永為代表的婉約詞和以蘇東坡為代表的豪放詞的不同的特點，婉約詞香而軟，豪放詞闊而豪。 那么，蘇詞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他在詞的創作上有哪些革新呢？歷代詞論家恐怕會異口同聲地回答為“以詩為詞”。那什么叫“以詩為詞”？ 首先，是指蘇東坡大大擴大了詞的題材。 詩的內容幾乎是無所不包的，東坡詞的內容也幾乎是無所不包的。他以詞的形式記游詠物，懷古傷今，歌頌祖國的山川景物，描繪樸實的農村風光，抒發個人的豪情與苦悶，刻畫各階層的人物。在他的筆下，有“雄姿英發，羽扇綸巾”的豪杰（《念奴嬌·赤壁懷古》）；有“帕首腰刀”的“投筆將軍”（《南鄉子·贈行》）；有“垂白杖藜抬醉眼”的老叟（《浣溪沙》“麻葉層層苘葉光”），確實做到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詞曲概》）。 其次，蘇東坡打破了“詩言志，詞言情”的傳統藩籬，到了他的手里，詞也可以言志了。 他經常用詞抒寫他那激昂排宕的氣概和壯志難酬、仕途多艱的煩惱，充滿了理想同現實的矛盾。蘇東坡的《江城子·密州出獵》抒發了渴望馳騁疆場、為國立功的豪情；《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抒發了“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既希望回到朝廷，又怕朝廷難處的矛盾心情；《念奴嬌·赤壁懷古》更充滿了美妙的理想同可悲的現實的矛盾。 再其次，還指他使詞擺脫了附屬于音樂的地位，發展成為獨立的抒情詩。蘇東坡作詞雖然也遵守詞律，但他又敢于打破詞律束縛。 貶抑蘇詞的人常說它“不入腔”，“不協律”，是“句讀不葺之詩”。蘇東坡自己也說：“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彼^“間有不入腔處”，說明他的詞一般還是入腔的，只是偶爾不入腔。偶爾不入腔，并非因為不懂音律所造成。據載，太常博士沈遵作《醉翁操》，節奏疏宕，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但有其聲而無其詞。歐陽修曾為之作詞，可惜“與琴聲不合”。后來蘇東坡為《醉翁操》重新填詞，音韻諧婉，可見他精通音律。 蘇東坡既通音律，為什么他的詞又“間有不入腔處”呢？這是因為蘇東坡歷來主張文貴自然，不愿以聲律害意。正如陸游所說：“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保ā稓v代詩余》卷一一五）蘇東坡的“不喜剪裁以就聲律”，在當時雖然遭到很多非議，但是，從詞的發展史看，卻使詞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新的抒情詩體。特別是在詞譜失傳之后，更只能走蘇東坡之路，一直到現在仍為詞家所用。 蘇東坡在詞的發展史上的主要貢獻是創立了豪放詞，但他并不排斥婉約詞，對婉約詞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在現存三百多首詞中，真正堪稱豪放詞的并不多，絕大多數仍屬婉約詞。就藝術水平看，蘇東坡不僅豪放詞寫得好，他的婉約詞寫得也不亞于任何婉約派詞人。 王士禛評蘇東坡《蝶戀花·春景》說：“恐屯田（柳永）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坡但解'大江東去’耶？”（《花草蒙拾》）張炎認為蘇東坡《哨遍》（“為米折腰”）等詞，“周（邦彥）秦（觀）諸人所不能到?！保◤堁住对~源》） 陳廷焯也說：“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空靈，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周邦彥）、白石（姜夔）亦不能到。”（《白雨齋詞話》） 柳永、秦觀、周邦彥、姜夔均是兩宋婉約詞的名家，蘇東坡某些以婉約見長的詞，不但不遜于他們，而且時有過之。 在蘇東坡以前，詠物詞不多，蘇東坡成功地創作了一些詠物詞，其后姜夔等人大量創作詠物詞，這與蘇東坡的影響顯然是分不開的。因此，無論就蘇東坡婉約詞的數量、質量，還是就它對后世的影響看，蘇東坡對婉約詞的發展都不容忽視。 ? 四蘇東坡的散文成就及其藝術風格 蘇東坡存世的散文很多，文體也很豐富，政論、史論、雜說、游記、書啟、隨筆，幾乎應有盡有。其文多為信筆抒意，千變萬化，姿態橫生：或氣勢磅礴，思路開闊，大有一瀉千里之勢；或狀景模物，細膩縝密，似能牢籠萬物之態。 蘇東坡一生寫了很多政論和奏議，其中以二十五篇進策和《思治論》《上神宗皇帝書》等最有名。 他的這類文章確實“有孟軻之風”，說理透辟，氣勢雄渾，洋洋灑灑，滔滔不絕，縱橫恣肆，雄辯服人。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蘇東坡所作的《思治論》，劈頭就提出“方今天下何病哉”這一尖銳的問題，認為當時的“病”就在于“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就是開始沒有一定的奮斗目標，最后自然不可能取得成功，正因為不成功，就更不敢提出宏偉目標，所以就事事因循茍且。通篇或分析形勢，或征引史實，或作比喻，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當時朝政的混亂狀態，從多方面闡述了治理國家要“先定其規摹（計劃）而后從事”的主張。全文既平易流暢，又氣勢磅礴，頗能代表蘇東坡政論文的風格。 蘇東坡一生寫了大量史論，其中以應制科試所作的二十五篇進論和以后寫的《東坡志林》中的史論為最有名。 蘇東坡善于讀書得間，從浩如煙海的史書中，提出一些他人不易體會出的新穎見解。人們讀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往往覺得圯上老人授書張良一段，“其事甚怪”，甚至“以為鬼物”。而蘇東坡卻從中看出是秦世的“隱君子”，見張良“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留侯論》）。這樣，蘇東坡就把人們“以為鬼物”的事，解釋得合情合理，全文緊扣一個“忍”字，征引史實若即若離，忽放忽收，舒卷自如，議論風生，確實是一篇雄辯有力的文章。 蘇東坡很善于用一些淺顯、生動、貼切的比喻，闡明一些深刻的道理。他的《日喻》就屬這類文章。 他在文中說，通過“眇者”（盲人）識日和南人北人對水性的了解兩個比喻，闡明了“道可致而不可求”的道理，說明真理只可能在實際接觸事物的過程中逐步獲得，而不可能通過“達者告知”而求得。他說：“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币馑际莾H僅根據自己的一得之見來解釋事物，或者根本沒有耳聞目見而對事物進行主觀臆測，對尋求真理來說都是錯誤的。這種以淺近的比喻來說明深刻的哲理的方法，是很值得借鑒的。 蘇東坡說他“平生不為行狀墓碑”（《陳公弼傳》），但就在他的寥寥數篇人物傳中，也有一些膾炙人口的篇章。 在他貶官黃州時寫的《方山子傳》，開頭概述了方山子（陳季常）少、壯、晚時的為人：少慕豪俠，壯欲“馳騁當世”，晚乃隱居岐亭，點出了謂之方山子的原因。接著寫他們在岐亭的相遇。陳季常得知蘇東坡貶官黃州“之故”，先是“俯而不答”，繼是“仰而笑”，生動形象地刻畫了這位“隱人”超然于宦海浮沉的神情。陳季常之家“環堵蕭然”，而全家卻有“自得之意”，表現了“隱人”安于淡泊生活的精神。然后文章轉入對陳的回憶：陳季常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西山游獵，他“怒馬獨出”，“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今雖隱居窮山僻壤，但“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寥寥數語就為我們烘托出這位“一世豪士”的形象。他雖“世有勛閥，當得官”，有“壯麗與公侯等”的園宅，有“歲得帛千匹”的良田，但“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這就進一步刻畫了這位“隱人”視富貴如浮云的精神境界。這篇傳記才四百來字，并沒有詳細記敘陳季常的生平事跡，僅僅散記了他早年游俠生活和晚年隱居生活中的二三事，這個“異人”的形象已躍然紙上。 蘇東坡一生，南北東西，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寫了大量游記。蘇東坡好議論，他的游記往往以描寫、記敘、議論、抒情的錯綜并用為特點。 有先議論而后進入記敘的，如《超然臺記》；有先記敘而后議論的，如《凌虛臺記》；有記敘在中間，前后為議論的，如《石鐘山記》；有議論在中間，前后為記敘的，如《放鶴亭記》；甚至有除用寥寥數語交代本事外，幾乎通篇都是議論的，如《清風閣記》《思堂記》。《石鐘山記》是一篇帶有考辨性質的游記，也是一篇具有某些論說文（特別是駁論文）特點的游記。通篇圍繞著石鐘山山名的由來，先寫酈道元和李渤對山名由來的看法，擺出要證明的觀點和要反駁的靶子；接著用親訪石鐘山的所見所聞，證實并補充了酈道元的觀點，推翻了李渤的觀點，使形象的景物描寫為證明和反駁服務。最后，在此基礎上得出了“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是不行的這一中心論點，交代了寫作意圖。全文思路清晰，結構嚴謹，說理透辟，文筆流暢。特別是其中夜游石鐘山一段，寫得非常生動形象。《石鐘山記》確如后人所評，是“坡公第一首記文”，是“子瞻諸記中特出”者。 東坡文集中還有大量書信，其中也不乏佳作，《答李端叔書》就“信筆抒意”，寫得非常曲折動人。 信末說：“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信筆書意”四字可說是這封信最突出的特點。首先，通篇“信筆”抒發了一種自怨自艾、后悔莫及的感情。他怨自己“貪得不已”，得隴望蜀，中了進士，又舉制科；又怨自己缺乏“自知”之明（“人苦不自知”），因為自己考取的是直言極諫科，于是就“誦說古今，考論是非”，“妄論利害，攙說得失”，“??至今，坐此得罪”。作者笑自己具有制科人好發議論的習氣，有如“候蟲時鳥，自鳴自已”；笑秦觀、黃庭堅對自己“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菖蒲，楚文王所嗜）羊棗（曾晳所嗜），未易詰其所以然”；又笑李端叔稱說自己的都是自己過去的毛病，如“木有癭（贅瘤）、石有暈（色彩模糊的部分），犀有通（犀角有紋），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這三個詼諧幽默的比喻，充滿了自怨自艾的感情。 蘇東坡還“信筆”抒發了對封建社會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感慨。有的人對他落井下石，乘機“推罵”；有的人生怕牽連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本驮谶@樣冷酷的社會里，李端叔卻一再致書蘇東坡，“稱說”和“推與”蘇東坡，蘇東坡的感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盡管蘇東坡說，李端叔對他的“稱說”是“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所“稱說”的“皆故我，非今我”，但這都不過是含蓄的牢騷而已。 蘇東坡在信中還“信筆”抒發了憂讒畏譏的心情。他說他“得罪以來，深自閉塞”。為什么要“深自閉塞”？又說此信“不須示人，必喻此意”。為什么“必喻”不以示人之意？無非是害怕大禍再次臨頭，害怕那些“好事君子”抓住信中的片言只語，捕風捉影，栽贓陷害。蘇東坡說他經?！氨庵鄄萋?，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表面看筆調輕松，實際上包含著難言的辛酸，特別是像他這樣一位“奮厲有當世志”的人，“放浪山水”完全是不得已的。 蘇東坡一生作賦也較多，現存二十多篇。 賦是一種兼有韻文、駢文特點的文體，經先秦的騷體賦、兩漢的辭賦、六朝的駢賦，限制越來越嚴，內容越來越貧乏。特別是唐宋用以取士的試體賦（又叫律賦），不但講駢偶，還要講平仄，限押韻，限字數，束縛很緊，把賦推進了死胡同。晚唐杜牧的《阿房宮賦》，開始沖破這種牢籠，蘇東坡更不受這種限制，形成了一種以散代駢、句式參差、用典較少、押韻不嚴的文賦。蘇東坡的前、后《赤壁賦》，就是這種文賦的代表作。他當時貶官黃州，于元豐五年(1082)七月、十月兩次游黃州附近的赤壁，寫下了這兩篇千古名作。他力圖用老莊的聽任自然、隨緣自適、超然達觀的處世哲學來解脫自己的痛苦。 《赤壁賦》從泛舟大江有羽化登仙之樂，轉入“侶魚蝦而友麋鹿”的現實苦悶，最后又以“清風”“明月”之樂作自我安慰，寫得波瀾起伏，曲折多姿。對江上秋夜美景、小舟自由蕩漾和簫聲如泣如訴的描寫，形象生動，文筆精煉。文章以主客對話的形式，說理談玄，議論風生。最后以主客狂飲，酣睡達旦作結，戛然而止，余味無窮?！芭e杯澆愁愁更愁”，結尾處的“喜而笑”，實際上掩藏著難以排遣的苦悶?！逗蟪啾谫x》則記敘了同年十月第二次夜游赤壁的經過，給人一種清冷的感覺，表現了作者貶官黃州期間孤寂悲涼的心情。于此可見蘇東坡對賦體文學的發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袁中道說：“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珂雪齋集·前集》卷二十三《答蔡觀察元履》）的確如此，蘇東坡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不僅在于高文大冊，還在于“小文小說”。 蘇東坡《東坡志林》和《仇池筆記》中的許多隨筆，就是這種“小文小說”的代表作。如《記承天夜游》：“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倍潭贪耸嘧郑葘憙扇艘共荒苊拢嗯c步于中庭；次寫庭中月光如水，竹影縱橫，給人以清涼孤寂的感覺；最后發出明月竹柏處處有，但少閑人欣賞的感慨。寥寥數語，不僅再現了深秋月夜的景色，而且寄慨萬端，表現了他貶官黃州時那種強作輕松愉快的苦悶心境。 從上述可以看出，蘇東坡無論政論、史論、雜說，還是游記、碑傳、書信、隨筆，都寫來如“行云流水”，平易自然，明晰輕快，揮灑自如。 他在《自評文》中總結自己的寫作經驗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p> 所謂“如萬斛泉源”，是說他的文章都是在“不能不為”的時候寫的，心中有很多話不吐不快，所以一下筆就文如泉涌；所謂“不擇地皆可出”，是說他的文章都是“信筆抒意”，千變萬化，姿態橫生，沒有固定格式；所謂“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是說他有些文章氣勢磅礴，思路開闊，縱橫恣肆，大有一瀉千里之勢；所謂“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是說他的另一些文章觀察縝密，文筆細膩，狀景摩物，無不畢肖；所謂“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是說他的文章自然流暢，有意而言，意盡言止，毫無斧鑿痕跡。要論蘇東坡散文的特點，恐怕沒有比他自己的這一歸納更準確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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