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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檔的電影總是洋溢著幸福和勵志，減肥的、賽車的，還有快70歲的大爺出來談戀愛的，每部作品都像是霸道總裁把你掐著脖子摁在墻上，溫柔的問你：幸福不幸福？如果不幸福，他們就發明一種幸福讓你幸福，這種綁架式的幸福成為時代的隱喻。 影視作品通過把絢爛的視覺、精致的臺詞和拼接的笑料，營造了一場夢幻的自我感動，他們深諳大眾心理學，敏銳洞察觀眾痛點，用成熟的商業包裝發掘出人們難以言說的共鳴，雖然心里都是錢，但是臉上卻洋溢著慈祥的姨母笑，他們站在一種不可復制的偶然性對我們這樣的Loser（失敗者）諄諄教導，你看這才是愛、這才是幸福！糖吃多了會膩，而幸福投喂多了也會吐，看了《難忘今宵》總是讓人不適、看了自己把自己感動得淚眼婆娑的逆襲。 人們對這種無處不在的勵志和幸福產生了本能的排斥，總想找一部好萊塢的R級分尸電影去壓壓驚。影視作品這種雞賊的媚俗、抖機靈，讓更多的人開始感到厭倦。媚俗是一種新時代的迷信，媚俗符合迷信行為的很多特征：簡單化、絕對化、崇高化的價值判斷，片面地關注事物積極的一面，選擇性地忽略陰暗的一面，缺乏批判性思考。媚俗的最大問題在于你沒有選擇！你只能被動地被投喂幸福和勵志的雞湯，整個世界只能洋溢著積極樂觀的氛圍，如果你有那么一丟丟的不幸福，那么分分鐘可能成為時代的敵人。國外的影視藝術，也有迪士尼的公主和王子幸福地在一起的模式，不過他們也有獅門的暗黑，HBO（美國電視網）的黃暴，至少可以自己選。 當下，偽裝不是一個輕松的詞，人們使用偽裝這個生存技能，無非是利益之故。偽裝的根本意義在于隱藏真實的信息，比較常見的偽裝情緒和偽裝狀態。不高興的時候，偽裝成高興的模樣，狀態不好的時候，偽裝成自己狀態超好。這些偽裝都需要實現一個目的，那就是在外人眼中，自己“需要”成為的樣子。當今大環境下，影視作品大多數狀態下其實是一種需求迎合，別人需要你成為什么，你就要成為什么，因為如果你不成為別人認可的樣子，就會面臨否定，而這個否定所帶來的，往往是淘汰或者比淘汰更嚴重的事情。 影視作品經歷了兩個時期，一個是上世界90年代之前的集體主義，那時的作品展現了慷慨激昂、戰天斗地的大無畏精神，集體、民族、階級、國家是高頻詞匯，幸福不重要，個體也不重要，一切服務于集體敘事；第二個階段則是90年代到今天，這個階段多元化取代了中心化，個體表達取代了集體表達，這個時期的影視作品表現出強烈的解構主義，它們開始轉向鬧劇和媚俗，為了密集輸出笑料，他們生硬地綁定社會熱點和網絡段子，抄襲和借鑒各種網絡梗，讓整個作品成為不倫不類的大雜燴，這和藝術無關，單純就是為了賣錢。 這幾年喜劇人紛紛進軍電影行業，讓影視藝術的水平再創新低，他們夸張的小品式演藝方式和嚴肅的影視藝術分道揚鑣，他們消解神圣，解構意義，強行沖突，平地起價值，一切現實都被戲劇化、一切表達都被符號化，要么是瘋子、要么是傻子，在他們的作品中你很難看到一個正常人，而像是精神病醫院在開年會。 其實從理論上說，從集體主義的宏大敘事，到個人主義的自說自話是一種進步，畢竟它從宏大敘事轉向個體感受，但遺憾的是這種解構并不徹底，因為太過于急功近利，他們解構的匕首只能激起水面的漣漪，而根本無法進入深水區，思考能力的匱乏讓他們只能煲出一碗油汪汪但是毫無營養的雞湯，淪落為虛假的犬儒主義。他們認為不幸福是因為你沒有和自己和解，不成功是因為你不夠努力，把時代的悲劇僅僅歸結于個體，而缺乏審視復雜問題的智慧，這是一種懦弱而雞賊的表現。 某人從小貪玩厭學而未讀書。娶妻生子后，因無一技之長、好逸惡勞，導致家境越來越貧困。“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扶貧”對象。國家給他的“救濟”、“扶貧”款，因他不善“物盡其用”，也實難填平他那“窮坑”！后來，當地政府部門直接安排他到一個單位去守大門，每月一千多塊錢。 從此，他便以為是“糠籮跳米籮”了：村里無論哪家辦事，他無論如何都要請假到場去“曬”他的“光輝形象”：頭戴盤盤帽，身穿保安服，還打上了領帶，逢人便刻意正一正盤盤帽，甚至還摘下來用手指彈一彈“灰塵”……在他的心里：你們看吧！我怎么樣？我就是“出類拔萃”！你們誰有我威武？又有誰能比我雄壯？……
總而言之，在他的心里，他就是天底下最了不起、最幸福的人。他根本不知道別人在他背后指指點點，戳他的“脊梁骨”；他也想不起他媳婦披星戴月地勞作，兩個孩子上學，還頂著“低保戶”的欠雅名號。其實，這樣的假幸福，只是“當事人”心中的一種心理感受。 尼采在《查拉圖斯如是說》中寫了“末人”，在“末人”看來，那些勇敢的人是瘋子、那些無畏的創造者是傻子，一切讓人超出自身追求的行為都是危險的，它只會帶來痛苦，當“末人”降臨到世界，他們只要幸福和自我滿足、他們失去了崇高的意義，不再渴望偉大的創造和超越、他們一心利己，卻從不關注真正的問題。所以那些糟心的鬧劇、瘋癲的喜劇，尷尬的雞湯劇，世界充滿了強顏幸福和打了腮紅的歡樂，什么喜劇、什么脫口秀，雖然他們商業的成功也是成功，但是卻無法在藝術的領域登堂入室，與黑暗的和解，獻祭自我的感動。 不過都是尼采筆下的“末人”，如果你不感動，他們就獻祭自己讓你感動，如果你不幸福，他們就發明幸福讓你幸福，他們內心混沌卻教你幸福、他們逃避問題卻告訴你這是解決之道、他們自己是鴕鳥，卻試著教你把頭埋入沙子。所有這些最終導致了“思考恐懼癥”，他們盆滿缽滿，你卻得過且過，隨波逐流，一看電影就淚流滿面，一打開手機就流連忘返，雖然他們自己也會厭倦，但是卻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走出深山的查拉圖斯曾經認為，人們等待的是一種救贖，于是他來到人多的地方開始布道，但其實人們需要的只是娛樂，于是查拉圖斯的布道也成為人們娛樂的一部分，或許這并不是“末人”的錯，而是查拉圖斯的錯。 有一個蘇聯笑話：東德有個工人在西伯利亞找了份工作，跟朋友約定寫信，如果用藍墨水寫那說的是真話，如果用紅墨水寫那就是假話。過了一段時間他寫了第一封信，用藍墨水寫的：這里太好了，天氣好空氣也好，食品豐富，還有好多熱情的姑娘等著我們去愛她們……只有一點不好，買不到紅墨水。 還有一個我們的老笑話： 記者：你幸福嗎？ 農民工：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問我。 記者：你幸福嗎？ 農民工：我姓曾。 都姓曾,不同的命運,卻有著同樣的訴求。很多時候，我們并不是不痛苦，而是缺乏表達痛苦的手段。就像西伯利亞沒有紅墨水一樣。我們的情況很糟糕，但是卻沒有“紅墨水”來訴說：一個沒有人訴說痛苦的世界，最終產生了幸福的假象。而這個假象的終點，就是每個人都生活在虛假的幸福中，只能在深夜淺色床單上流下無故的眼淚。 “我姓曾”，則是對這種紅墨水總缺乏的戲謔反抗。面對采訪，難以表達我不幸福，卻可以用“我姓曾”來表達的我幸福的反面。 當你在烈日下的自行車上、在黃昏的陽臺上、在午夜的床單上、你不敢哭，全社會都在微笑的凝視你。只有打開手機，才能講幾句我失敗了，我是傻逼，這是對虛假繁榮與進步的戲謔反抗。 有一個事很奇妙很微妙，就是總有人，會說這件事不做，我一輩子都會后悔的。米蘭昆德拉的“媚俗”是一個比較難以理解的概念。他舉例說，草坪上有一群孩子在大笑著奔跑，人們正常的反映當然是覺得感動，覺得溫馨等。但一個人可不可以面對這樣的場面無動于衷，或者感到厭惡？米蘭昆德拉認為，當然是可以的。但在現實生活中，大家會覺得，面對這樣的場面無動于衷的人是冷血的，至少是不正常的，每個人都擔心自己被看成那個不正常的人，于是，看到小孩和草坪的場景就會表現出感動、溫馨的反應，以求得那種融入人類集體的安全感。久而久之，這種反映成了一種不用經過大腦思考的條件反射，反而遮蔽了我們正常的心理感受。 為了消解這種恐懼，人們想起自己經歷的沒有價值苦難的時候，總是試圖用一種感動的方式，來為這段苦難賦予一種崇高感，借此來安慰自我，逃避價值的虛無，消解自己反抗的欲望。 米蘭昆德拉并不是要反對感情的流露，更不是反對母親節的創始人安娜·賈維斯。因為她發現，母親節已經完全被商業化了，很多人靠賣康乃馨發了大財。還有就是它的吃苦勞累被從這個經歷的收獲給無緣無故的淡化了，不要因為你從這個經歷收獲了很多，就抹殺一些存在的事實，要留意它的弊端與不足，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你能在這個經歷中勇敢的說出收獲與它存在的問題就說明你沒有白白的浪費這個經歷。記住要真切的感受自己的內心，而不是三人成虎的迎合這個社會，迎合這個世界。 有沒有覺得唯有那些敢于把自己解剖的血淋淋的給自己看的人，才能獲得獨立和自由。那些廉價的眼淚，易得的感動，只是弱者證明自己活過的安慰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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