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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抗日戰爭中，有這樣一群身份特殊的人，他們是日本人，但他們堅定地站在了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隊伍中，甚至為此浴血戰場；他們深愛自己的祖國，卻毅然沖破狹隘的民族主義的道德標準，勇敢地正視侵略戰爭的罪惡。在華日人反戰組織就是由這樣一群為正義與和平而戰的人們組成的力量。自1939年建立以來，他們與中國軍民并肩作戰直至抗日戰爭勝利，用反戰的實際行動，在中日人民心中樹立起了高大的豐碑。本文簡述了在華日人反戰組織的建立、發展及其主要活動，分析了其在抗日戰爭中特殊的重要作用，回擊了日本一些政治組織和政治人物無視鐵的歷史事實，一再美化甚至否認侵略歷史的言論，以此教育人們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珍愛和平，維護和平。 在華日人反戰是在中國國土上發生的日本人民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場特殊的偉大斗爭。當時在華的一部分日本革命志士、覺悟了的日本士兵、居留民和日本俘虜，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爭取和日本共產黨人的積極配合下，毅然加入到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行列中，展開了有組織的反戰斗爭，成為瓦解和削弱日軍的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為反對日本法西斯，爭取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一、在華日人反戰組織的建立和發展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地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立場上，對戰爭的性質、斗爭的對象、可團結的朋友及戰爭的發展作了科學的估量，認識到中國人民的真正敵人不是日本全民族，而是日本法西斯軍閥、財閥，日本人民同樣是戰爭的受害者，確定建立中日兩國人民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堅定地秉持優待俘虜政策，對日本俘虜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并盡其所能給予他們生活上的照顧和情感上的尊重。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俘虜政策，使得日本俘虜與中國抗日軍民首先在感情上達成了某種程度的融洽和諒解，并為在華日人反戰組織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在華日人反戰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最終走向了成熟。 （一）分散建立階段 1938年起，抗日前線各地，開始了對日本俘虜的教育和感化工作。 1939年1月2日，日本俘虜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岡田義雄3人，在山西省武鄉縣王家峪村，在由八路軍前方指揮部、政治部和警備部隊的千余名指戰員參加的新年聯歡晚會上，宣布參加八路軍，受到朱德等八路軍指戰員的熱烈歡迎，成為抗日戰場上的第一批“日本八路”。同年11月7日，以他們3個人為核心，在山西省左權縣麻田鎮八路軍野戰總部，召開了“覺醒聯盟”成立大會，這是敵后抗日戰場上的第一個日人反戰組織。覺醒聯盟的宗旨是：呼吁廣大日本士兵覺醒，起來反對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反對日本侵略中國，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壞和平的本質和罪惡；學習馬列主義、學習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寶貴經驗，研究日本問題；號召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覺醒聯盟總部設在八路軍總政治部，創辦了機關刊物《覺醒》。 1939年12月23日，在周恩來、郭沫若和國民黨軍隊中部分愛國人士的支持下，在華日本革命志士鹿地亙克服重重困難，在國統區桂林成立了“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坂本秀夫擔任支部代表。西南支部創辦了機關刊物《人民之友》。1940年7月20日，經過長期的準備工作，由鹿地亙擔任書記長的“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總部在重慶成立。總部創辦了機關刊物《為真理斗爭》。同年，在國統區的鄂北、洛陽相繼成立了反戰同盟第五戰區支部和反戰同盟洛陽支部。國統區的反戰組織成立以后，在湖北、廣西、廣東前線陣地開展工作，成績卓著，社會評價很高。但1941年8月23日，反戰同盟被迫解散。 1940年7月7日，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日本反戰人士森健、高山進、市川春夫，在日本共產黨領袖野坂參三的領導和八路軍的直接幫助下，成立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其宗旨是：在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的領導下，高舉反戰的旗幟，與中國人民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結束侵略戰爭，為解放中華民族和日本人民而奮斗到底。同時，在支部機關刊物《士兵之友》創刊號上發表成立宣言，強調“只有這種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所進行的戰爭，才是真正的圣戰，才真正是我們日本人民應負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①] 由于國民黨有關部門的阻撓，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在建立過程中，并沒有得到國統區反戰同盟總部的指導，工作也不受其制約。所以延安支部對后來在各根據地建立的反戰同盟組織與覺醒聯盟對其所屬各支部一樣，均發揮了“總部”的作用。 從1939年11月到1942年8月，敵后戰場上的日人反戰組織處在分散建立階段，沒有統一的名稱和組織形式。在晉西南成立的“覺醒聯盟”和在延安成立的“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分別發展自己組織。到1942年8月以前，“覺醒聯盟”發展了5個支部，擁有會員近60人。5個支部分別是：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魯豫支部、山東支部、太岳支部?！霸谌A日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方面，到1942年8月以前，也發展了3個支部，分別是冀中支部、晉察冀支部和山東支部。 在敵后戰場上，還有兩個組織與在華日人反戰組織的發展密切相關。一個是被稱為反戰士兵熔爐的“日本工農學?！?，另一個是被稱為反戰組織核心的“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 由毛澤東定名的“日本工農學?！眲撧k于1940年10月。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八路軍大禮堂舉行了正式開學典禮。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是一所教育改造日本士兵、日本俘虜的新型的政治學校。《日本工農學?？倓t》明確規定：“本校以對日本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為主要目的。”根據辦學目的，學校還制定了“和平、正義、友愛、勞動、實踐”的“十字校訓”。學習科目有政治學、經濟學、日本問題、時事問題等，學制為一年。校長由野坂參三擔任，學校教員除野坂參三外，均為曾留學過日本的精通日語的中國人。日本工農學校的創辦，標志著八路軍、新四軍的日俘改造工作進入了正規化、系統化的嶄新階段。[②] 繼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開辦以后，各根據地的日本工農學校分校和日俘培訓班也逐漸辦了起來。由于教學方法得當，日本工農學校在短期內培養了大批合格學員。他們中的大多數在畢業后都參加了各地的反戰組織，為日人反戰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增添了力量。 日本工農學校的教育，促使一批日本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迅速成長起來。為了適應戰后重建日本共產黨的需要，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決定，將在華日本人反戰隊伍特別是延安日本工農學校中的先進分子組織起來，加以進一步鍛煉和提高，建立一個比反戰組織更高級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預備組織，并定名為“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1942年6月23日，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延安的日本工農學校內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大會。森健當選為同盟總書記，高山進當選為副書記。到1945年8月，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已發展到17個支部，擁有盟員數百人。 （二）聯合統一階段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為解決擴大侵略帶來的人、財、物力的不足，日本法西斯加緊了對國內人民的壓迫和榨取。難以承受的重負使得日本國內人民的反戰斗爭日益高漲。同時，中國人民數年來的浴血奮戰，徹底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迅速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在日軍官兵歸國無期、勝利渺茫的低落情緒中，日軍內部的反戰活動逐漸增多。為適應新的形勢，最大程度地發揮日人反戰運動的作用，迫切需要改變在華日人反戰組織分散建立、各自為政的局面，建立一個統一的、對整個敵后日人反戰活動有號召力的組織。為此，反戰同盟延安支部發起了召開全華北反戰團體大會的倡議。 1942年8月20日，華北日本人反戰團體代表大會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召開。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山東支部，覺醒聯盟總部、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魯豫支部、山東支部、太岳支部共8個反戰組織的代表參加了會議。大會根據覺醒聯盟總部的提議，決定華北的兩大反戰團體——覺醒聯盟和反戰同盟合并，成立統一的領導機構——“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并討論通過了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的綱領和章程。為了華北日人反戰組織名稱的統一，經覺醒聯盟總部代表提議，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將覺醒聯盟改名為反戰同盟。大會選舉杉本一夫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會長，森健、松井敏夫為副會長，高山進、茂田江純、瀧澤三郎、梅田照文為執行委員。 會議期間，代表們認真總結了過去的工作經驗，制定了適應新的反戰斗爭形勢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工作方針書》?！豆ぷ鞣结槙分赋觯涸谀壳暗膰H形勢下，反戰同盟努力的方向和任務是克服困難，迎接勝利。加強反戰同盟內部的統一團結，加強學習教育，同時不斷地向日軍進行宣傳工作，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并肩戰斗，以達到粉碎日本侵略戰爭機器——軍國主義政府的目的，取得最后勝利。[③] 這次大會的召開，使華北各日人反戰團體在組織上得到了空前的統一。分散在各抗日根據地的日人反戰團體，從此有了統一的領導，明確的綱領和任務。 與華北日本人反戰團體代表大會同時開幕的，還有另一個意義重大的大會，即“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代表來自在華北與八路軍作戰的19個日軍部隊的士兵和下級軍官。代表們包括日軍內部除空軍外的所有兵種，和從二等兵起到少尉為止的所有級別。他們從日軍士兵的立場和切身的利益出發，討論制定了“使敵軍工作走向成功的鑰匙”[④]的《日本士兵要求書》。 從1942年8月到1944年1月，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建立后的兩年，反戰同盟無論是在擴大組織，還是積極廣泛地開展工作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反戰同盟的支部，從華北擴展到華中，新四軍里也相繼成立了5個支部，即蘇中支部、蘇北支部、淮北支部、淮南支部、第五支部。同時，盟員的數目也成倍增長。 （三）壯大成熟階段 1944年春季以后，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華北、華中、華南根據地軍民對日軍展開了由局部到全面的反攻作戰。隨著形勢的發展，日本共產黨代表野坂參三不失時機地提出“日本人民陣線”方針，提出反戰組織的迫切任務，在當前，不只是爭取日本士兵反戰，而應充分地代表廣大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為此，1944年1月15日，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擴大執委會在延安召開。會上，野坂參三作了題為《日人反戰同盟擴大執委會和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成立》的報告，指出反戰同盟進行更廣泛政治斗爭的主客觀條件已經成熟，有必要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聯盟”，負起反戰、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的重大任務。 1944年2月16日，擴大執委會通過了《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綱領草案》和《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章程草案》，決議成立“解放聯盟創立準備委員會”和“反戰同盟善后處理委員會”。大會還通過了《致八路軍、新四軍內的日本人反戰同盟各支部書》，給在中國和其他國家日本人的《告各地日僑書》。大會選舉野坂參三、森健、杉本一夫為解放聯盟創立準備委員會華北委員，岡本進為創立準備委員會華中委員。華北、華中反戰同盟各支部，經過討論，一致同意由反戰同盟改組、發展為解放聯盟。1944年4月9日，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宣布正式解散，其一切工作，移交給解放聯盟創立準備委員會。同時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創立準備委員會華北地方協議會”，由吉田太郎擔任委員長。 解放聯盟成立后，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題為《請看世界新面貌》的社論，指出：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它統一了在華日本反戰人士的斗爭和日本國內、海外日僑的斗爭，定將推動戰后出現一個民主、自由的新日本。[⑤] 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成立，得到國統區日人反戰運動領導人鹿地亙的大力支持。他積極響應組織解放聯盟，并表示“在重慶準備成立類似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組織”。[⑥]但終因國民政府的阻撓，未能實現。 為了更有效地開展工作，解放聯盟華北地方協議會設立了“日軍暴行調查委員會”、“僑民（居留民）對策委員會”、“日本軍隊研究會”等機構。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各級組織也相繼建立。到1945年8月，解放聯盟支部達到20個，盟員1000余人。 1945年9月后，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在華日人反戰組織也完成了反對日本侵略戰爭，爭取中日民族解放的歷史使命。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成員大部分陸續回國，日本人民解放聯盟自行解散。 二、在華日人反戰組織的主要活動 抗日戰爭時期，在華日人反戰組織開展了廣泛的反戰和瓦解敵軍工作，在對敵斗爭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一）對日軍的反戰宣傳活動 反戰組織成員利用他們熟悉日軍內部情況，了解日軍的思想、語言、風俗習慣等優勢，創造出幾十種行之有效的反戰宣傳方式和方法，如書寫日文標語，編發傳單，在前線和堡壘前喊話，制作發放節日慰問袋，用電話談心，給熟人或朋友寫信，編發日文刊物、報紙，日語廣播，編寫詩歌、話劇、歌曲，與日軍聯歡等等。 1、幾種主要的反戰宣傳方式 書寫日文反戰標語，是各日人反戰組織開展對日軍宣傳的主要方式之一。他們在日軍駐地、據點的周圍，在日軍可能經過的地區的樹木、電線桿、橋梁、巖石、廟宇、殘垣斷壁上書寫日文標語。其內容廣泛深入，例如：“親人們望眼欲穿等著你回去！”“迎接白木匣的媽媽淚如麻。”“中日人民沒有仇恨！”“殺戮無辜的中國平民，如同屠殺自己的父母兄弟！”“八路軍絕不殺俘虜，會兄弟般地接待你們！”“我們在八路軍中過著愉快的生活?！泵織l標語后都寫著日人反戰組織的名稱。標語宣傳的優勢在于不拘場合，不受太多條件的限制，且標語短小精悍、簡明扼要，日本士兵易看易記，也不容易被破壞。 編發傳單也是最常用的宣傳方式之一。各日人反戰組織將八路軍的日俘政策、日本軍部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目的等內容編印成傳單或小冊子，想方設法將它們散發到日本士兵手中。在這方面，覺醒聯盟冀南支部的成績比較突出。冀南支部盟員能夠根據當地日軍內部的一些具體情況，及時編寫、印刷傳單，有針對性地向日軍進行宣傳，收到很好效果。特別是盟員秋山良照，不但能寫文章，還善于繪畫，能制作很精美的讀物。他的文章能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在冀南日軍中有很高的認可度。各反戰組織編印的《告日軍士兵書》也是能喚起日軍共鳴的反戰傳單。比如，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在《告日軍士兵書》中寫到：“受委屈的戰友們！請你們想想，我們日本士兵和人民在這場戰爭中得到的是什么？是血和淚的海洋！是軍費、公債！稅收！是貧窮和死亡！除此之外還得到些什么呢？”覺醒聯盟太行支部在《告日軍士兵書》中寫到：“日本士兵們，你們的家屬及國民的大多數遭受涂炭之苦，苦悶不堪。然而只有一小撮人依靠戰爭獲取巨大利潤，過著肆意妄為的豪華生活。這極少數人就是大軍閥資本家和軍部的高級軍官……”[⑦]各反戰組織還編寫了大量的反戰詩詞、歌曲、散文、書信等，并印制成傳單。反戰同盟冀中支部編寫了許多反戰歌曲。其中一首的歌詞是：“啦，啦，啦……丟下老婆孩子丟下家，來到支那打天下，今天這兒，明天那兒，白天黑夜去廝殺。家里沒有米，孩子叫媽媽，娘啊沒辦法，沒辦法呀！盼望丈夫早回家……”[⑧]反戰傳單方便攜帶和傳閱，是對日軍士兵無聲的反戰滲透。 在前線和堡壘前喊話是最直接的反戰宣傳方式。在戰斗前，反戰組織盟員向日本士兵喊話，宣傳日本士兵不要替日本軍閥賣命，充當炮灰，以動搖其作戰意志；當日軍被包圍或向日軍沖鋒時，則宣傳八路軍的寬待俘虜政策，以瓦解日軍，促使其繳械投降；在日軍黑夜駐扎時，則在日軍宿營地附近宣傳戰爭給日本人民和士兵帶來的痛苦，或唱反戰、厭戰歌曲，以促使日本士兵產生厭戰和思親思鄉情緒等等。1942年覺醒聯盟太行支部對老頂山分遣隊的喊話就是一次成功的例子。參加喊話的大西，曾是該部隊的成員。當碉堡里的分遣隊隊長得知喊話的人是自己曾經的同鄉和戰友大西時，激動得哭了。談話中大西向日軍士兵談到了八路軍的日俘政策和日人反戰組織的情況。談話結束時，日軍士兵紛紛挽留大西，并約定下次再談。 制作發放節日慰問袋是最溫馨的反戰宣傳方式。慰問袋是日本國民對士兵們的一種慰問形式。當出征的士兵在前線作戰時，國內民眾自愿將日用品、食品、慰問信等裝進特制的布袋里，寄送到前線，以鼓舞士兵的斗志。在日軍侵華初期，日本士兵平均每年可收到8-12個慰問袋，里面裝的食品物品也比較精致高檔。到1941年，就只有1-2個了，里面裝的東西質量也大大降低。這反映出長期的戰爭使日本國民生活貧困，對戰爭熱情大大降低。針對這種情況，從1941年開始，覺醒聯盟和反戰同盟的一些支部，在根據地軍民的支持下，動手制作慰問袋，里面裝上煙、酒、紅棗、毛巾等日用品，還有一封慰問信，信的落款署上反戰組織的名稱。每逢春節、4月櫻花節、7月中旬的盂蘭節等日本的傳統節日，向各日軍據點分送。1941年底，河北平山縣王大齊碉堡的日軍分遣隊隊長高本，在接到慰問袋和宣傳品以后，就友好地回贈了禮品，并寫了一封感謝信。1942年初，靈壽縣井陘日本士兵接到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的慰問袋后，失聲痛哭。 此外，電話談心、開辦日語廣播等也是反戰組織經常使用的反戰宣傳方式。這一階段，日人反戰組織的反戰宣傳活動，在較廣范圍內揭穿了日軍軍部蒙蔽士兵的謊言，讓日本士兵對八路軍的日俘政策和中日戰爭的本質有了全新的認識。日軍內部的自殺之風，逐漸被逃亡和投誠八路軍、新四軍所代替。1941年3月20日，晉東南汾陽城日本士兵8人集體逃亡；5月18日，日本士兵10余人將唐山馬蘭峪據點的軍事設施全部搗毀，集體向八路軍繳械投降；7月，晉中地區發生了數起日軍投誠事件；9月15日，平山北日軍據點一名日本翻譯攜手槍兩支，投奔了八路軍。1942年5月，日軍第五十八團開赴湖北作戰時，一次就有18名日本士兵逃亡，部分投誠新四軍。日本士兵逃亡和投誠事件的日漸增多，顯示了反戰宣傳活動的巨大威力。 2、激發日本士兵為爭取自身權利而斗爭的反戰宣傳活動 1942年8月，“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討論制定了《日本士兵要求書》，與之前的正面反戰宣傳不同，《日本士兵要求書》中，沒有包含直接反戰的因素。它提出的228條要求，都是貼近日本士兵生活實際，符合他們切身利益的，比如“要求停止強迫存款，準許士兵自己做主”，“要求給吃飽飯”，“要求不扣拿慰問袋里的東西”等等?！度毡臼勘髸愤€提出了實現這些要求的斗爭方法，以便日本士兵運用。在華日人反戰組織力圖通過這種易于被日本士兵接受的宣傳，達到從內部瓦解日軍的目的。 華北各地的日人反戰組織統一后，各地組織在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的領導下，不斷改進宣傳內容和形式，開展了更具針對性的反戰斗爭。1942年9月至12月底的4個月中，反戰同盟冀南支部對駐扎在第二、四、五、六4個分區內的5286名日軍作了多渠道的調查，掌握了日軍內部的大量情況。然后，有的放矢地進行宣傳，促使22名日本士兵逃亡。1943年5月，日軍獨立混成第四旅團長官合伙貪污，致使士兵吃不飽飯，而士兵不知該怎么辦。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得知這個情況以后，就向他們散發了《日本士兵要求書》和“讓我們吃飽飯”的傳單，并向他們講明如何聯合起來進行斗爭，第四旅團的士兵一試行，果然奏效。生活有了改善，他們非常感謝反戰同盟。反戰同盟冀魯豫支部曾在距某日軍據點不遠處的一面磚墻上，畫了一幅彩色漫畫，畫面是在一日本士兵的照片下，放著飯和菜，旁邊是該士兵的母親跪著祈禱神靈，保佑遠征的兒子平安回家，漫畫下有一行日文標語：“你們的家族等著你們回家！”當地日駐軍小隊長路過這里時，沉思良久，感慨萬千，下令士兵不得破壞。不久后，中隊長來這里見了漫畫，十分惱火，責問小隊長，小隊長答應馬上擦掉，但中隊長走后，仍然未擦。駐漣水城的一名士兵藏著一張投奔新四軍的“通行證”，被伍長發現后十分緊張，伍長指指自己的頭，然后取下帽子，原來他自己也藏了一張。 反戰同盟的宣傳，充分考慮到了日本士兵的切身利益，不僅有效激發了日軍內部爭取士兵權利的斗爭，而且大大降低了日本士兵對八路軍、新四軍和反戰同盟的敵對情緒。反戰同盟太行支部盟員夜間經常深入日軍據點附近與哨兵通話，日軍哨兵極為歡迎。有些哨兵說：“黑夜中，孑然一身，處于異國的土地上放哨，極感寂寞和痛苦，反戰同盟的喊話，卻帶來了很大的安慰?！?a href='http://cms./cms/Main.html#_ftn9' name='_ftnref9' title=''>[⑨]在冀南，在反戰同盟和八路軍的爭取下，建立了一些“和平據點”。有一個叫津金的少尉分隊長，每次出去執行任務，他都親自打著小白旗，他不打八路軍，八路軍也不打他。日軍5次合擊八路軍，他的小隊都故意遲到，使八路軍得以乘隙突圍。[⑩]1943年，據日本防衛廳統計資料表明，從年初到11月止，發生日軍官兵投誠事件18起。華中僅1942年一年，就有日軍士兵14人主動投誠新四軍。 3、謀求更高目標的反戰宣傳活動 1944年4月，“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創立，反戰宣傳活動的目標也發生了飛躍性的變化。即不再僅以反戰為目標，而是在此基礎上，為謀求建立和平與自由的新日本而斗爭。圍繞這個目標，各地反戰組織的反戰宣傳活動增加了新內容，即爭取日本居留民及日僑，控訴日軍在華暴行。 各地反戰組織緊密配合解放區軍民的戰略反攻，在冀晉魯豫、山東等日人反戰組織有了一定發展的地區，反戰組織幾乎承擔了該地區對日軍宣傳的全部工作。1944年1月至6月的半年中，華北各地反戰組織共印發了110多萬份傳單，華中各地也印發了數十萬份。向日軍廣泛宣傳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形勢，指出日本法西斯滅亡在即，指明了日軍官兵應該選擇的正確道路。1944年秋，解放聯盟膠東支部成員隨八路軍開展秋季攻勢作戰。在攻打日軍據點水道的戰斗中，支部成員小林清、齋藤、高橋等冒著日軍的槍彈，在陣地前沿，以鐵皮制的話筒連續展開政治喊話，爭取了10名日本士兵掙脫了長官的控制，于戰火中逃跑投奔了八路軍。在圍攻榮成縣城的戰斗中，膠東支部成員向城中日軍四面發起宣傳攻勢，一些剛投誠過來的日本士兵也主動上前線呼吁同鄉放下武器。該城日軍頓時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軍心渙散，放棄據點，全部逃竄。在行軍中，一名日俘想伺機逃跑，投誠過來的日本士兵和田以上等兵的資格罰他立正，并訓斥他：“你在這里還想逃跑，跑到哪里去？你要是跑了，我們大家都沒面子。你的良心小小的！”[11]從1944年1月到6月，包括膠東支部在內的解放聯盟山東各支部配合八路軍爭取和俘虜日軍292人。 在對日本居留民及僑民的爭取工作中，日人反戰組織首先從揭露日本軍部的欺騙宣傳入手。在印發的傳單等宣傳品中，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對待日本人民的一貫政策及根據地抗日政府頒布的有關優待日本人民的政策，號召日本居留民及日僑丟掉對日本軍部及侵略戰爭的幻想，認清形勢，或是投奔抗日根據地，或是在敵戰區，聯合反戰同志，以各種方式，投入反戰斗爭。隨著解放區軍民戰略反攻的節節勝利，不斷收復失地，各地反戰組織的宣傳范圍也逐步擴展到日占大中城市外圍和一些日人開辦的工礦企業。山東八路軍在臨清某次戰斗中，俘虜了日僑古野夫婦。在反戰組織的宣傳教育下，古野覺悟提高很快，表示贊成解放聯盟的活動，并主動要求回去設法宣傳鼓動日本士兵進行反戰斗爭。古野回去后，積極進行反戰宣傳，啟發日本士兵停止對中國人民的敵對行為，不要為日本軍閥賣命。不幸的是，古野的宣傳活動被日本憲兵隊發現，不久被殺害。在反戰組織的爭取下，許多日籍職員、商人轉變了對中國人民的敵對態度，八路軍、新四軍還根據反戰組織掌握的線索，通過這些日人，購進了大批的軍火、彈藥及軍需品。 為控訴日軍在華暴行，日本解放聯盟各支部均設立了日軍暴行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通過座談回憶、調查走訪等形式，向根據地群眾和日本士兵收集有關日軍暴行的材料。太行、太岳、冀南等支部還以傳單的形式，將收集日軍暴行的通知散發給敵占區人民，要求他們將了解到的日軍罪行和罪犯的姓名記錄下來，設法交給反戰組織。在不長的時間內，解放聯盟各支部就收集了大量控訴日軍暴行的材料，這些多來自日本士兵親身經歷的材料，事實確鑿，為戰后清算日本法西斯罪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二）積極參與抗日根據地各條戰線的建設 在華日人反戰組織成員，在大力開展對日軍反戰宣傳活動的同時，還積極參與抗日根據地的生產、宣傳、教育、軍事、衛生等戰線的建設。 1943年各根據地掀起大生產運動，并沒有要求在華日本反戰友人參加。對日人反戰組織及日本工農學校，“政府保證一切必要的經費”。然而延安的日本反戰友人提出，不能只要中方照顧，他們也要參加生產勞動。他們自愿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到1944年春共開墾荒地90畝。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還根據自身的特長，組成木工、鍛造、玩具制造等生產小組，從事多種生產經營活動。1943年，該校僅農業、紡線、木工三個組的勞動成果折算成小米，就達66石。在大生產運動中，反戰組織和日本工農學校的成員中，還涌現出一批勞動模范。1944年，陜甘寧邊區召開勞動英雄大會，日本工農學校學員新川久男被評為邊區特等勞動模范，學員前島、西村等也被評為勞動模范。在晉冀魯豫地區，反戰同盟成員田村和青昭榮獲一等勞動獎章。在華中，反戰同盟淮北支部長后滕勇、蘇北支部長古賀初美等均光榮地出席了根據地召開的勞動模范表彰大會。 在對根據地、游擊區及敵占區中國民眾的的抗日宣傳方面，日人反戰組織開展了大量的工作。反戰組織成員以自己的反戰行為向中國民眾說明，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是孤立的，它不僅得到了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連法西斯統治下的日本人民也堅定地站在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隊伍中。這就大大鼓舞了中國人民爭取抗日勝利的信心和決心。在根據地召開的各種政治集會上，反戰組織成員均積極要求發表演講、做報告，宣傳和鼓勵中國民眾投入抗日洪流。為加強對日本占領區中國民眾的抗日宣傳，日人反戰組織專門編印了《告敵區中國民眾書》。為向中外記者及延安居民介紹日本方面的情況，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先后籌辦了日本問題展覽會和反映盟軍在太平洋與日軍作戰的美國圖片展等多個展覽會。毛澤東在參觀了日本問題展覽會后，在留言簿上寫道：“這個展覽會內容很系統，我學到很多東西”。[12] 在開展根據地的抗戰文藝活動方面，反戰組織成員更是大展其才，在各根據地內，成立各種劇團和文藝宣傳隊，自編、自導、自演，自己譜曲填詞，自己排練舞蹈、話劇等。他們排演的劇目，形式活潑，內容發人深思，受到中國民眾的歡迎。1942年，反戰同盟太行支部成立了兩個劇團，在根據地和敵占區巡回演出，每到一處，中國民眾均自動前往慰問和歡迎。在不長的時間內，就宣傳了數萬民群眾。 在日語教學方面，為使八路軍、新四軍敵工干部和廣大戰士掌握日語戰場喊話能力，日人反戰組織協助各部隊敵工部門開辦了日語培訓班。日人反戰組織均認真地選派有一定教學經驗的盟員去訓練班任教。教學中，盟員非常嚴格認真，不厭其煩地耐心幫教，并自己編教材。在他們的努力下，八路軍、新四軍中的大多數干部都學會了“繳槍不殺”和“八路軍、新四軍優待俘虜”等戰場常用語。 在軍事訓練方面，由于日人反戰組織成員大多是日本軍隊的士兵出身，所以他們十分熟悉日軍的武器、戰術、隊形等。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專長，不少人主動擔任了八路軍、新四軍的軍事教員。從擲彈筒、“歪把子”機槍的構造、性能和使用方法，到各種武器的拆卸和維修方法，他們都耐心講解、悉心傳授。他們還自己動手制作“角度器”等訓練器材。在教學過程中，發現抗日部隊軍事技術方面存在什么缺點、不足，他們都毫不客氣地指出來，或向部隊首長提建議。他們熟練的軍事技術和認真負責的精神，受到抗日官兵的一致好評。 在根據地的醫療衛生工作方面，日人反戰組織成員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覺醒聯盟本部的山田，曾在日軍中擔任中尉軍醫。在白求恩醫院工作后，對八路軍傷病員服務熱忱周到，在根據地藥物奇缺的情況下，他就地取材研制出治療肺病的代用藥品，為許多人減輕了病痛。畢業于醫科大學的反戰同盟冀南支部盟員水原在投誠八路軍以后的數年中，憑借精湛的醫術，為八路軍醫治了大量傷員，受到八路軍某部的表揚。解放聯盟蘇中支部盟員，原日本軍醫加藤在新四軍第一師后方醫院工作時，嚴謹認真，得到醫院領導的好評。在他的影響下，蘇中支部全體成員在工作之余，分成三個工作小組，輪流去后方醫院慰問、看護傷病員，給傷病員喂水喂飯，料理大小便等，使傷病員深受感動。 （三）參加八路軍、新四軍，直接對日作戰 日人反戰組織的許多盟員都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與中國軍民并肩作戰。1942年8月，反戰同盟延安支部盟員全部參加了陜甘寧邊區自衛軍，為保衛邊區英勇作戰。1942年11月，反戰同盟膠東支部盟員小林清，為掩護八路軍司令部安全轉移，在手臂負傷的情況下，仍堅持戰斗。他在戰前向八路軍參謀長請戰時，就表明了自己的決心：“即使在戰斗中犧牲了，也是光榮的。是死得其所！”[13]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日人反戰組織的許多盟員在對日作戰中獻出了自己生命。反戰同盟冀中支部長田中實，在反“掃蕩”的戰斗中被日軍俘虜，日軍千方百計要他發表反叛聲明，都被他嚴詞拒絕，最后英勇就義。反戰同盟冀魯豫支部盟員黑田嗣彥，在反“掃蕩”戰斗中，擔任一個組的小隊長，配合八路軍第二縱隊南下支隊開展活動，被敵人包圍。黑田拒絕做俘虜，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拉響了最后一顆手榴彈，光榮犧牲。像田中實、黑田這樣的反戰英雄還有很多，從1941年到1944年，有25名反戰同盟盟員犧牲在抗日斗爭的戰場上。由于他們的英勇奮戰，日軍甚至誤以為“在八路軍中有日本部隊”。 在對日戰爭的最后階段，為了挽救更多日軍士兵的生命，日人反戰組織紛紛赴前線參與作戰。在戰場上，許多反戰組織盟員不顧個人安危，到離日本士兵最近的地方去喊話，或進入據點與日軍談判。解放聯盟太行支部盟員砂原利男、佐野甚七二人在對日作戰中，爬到距據點僅20米遠的地方向日軍喊話，重傷后，堅持喊話，直至壯烈犧牲。解放聯盟蘇中支部宣傳委員松野覺，在陣地最前沿，冒著炮火向日軍喊話，不幸頭部中彈犧牲。日人反戰組織盟員用自己的生命，挽回了眾多日軍士兵的生命。 三、在華日人反戰組織的作用 作為中國人民抗日陣營中一支特殊的隊伍，在華日人反戰組織在中國大地上的抗日斗爭，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絕無僅有奇跡。在長達7年的時間里，他們與中國人民并肩作戰、流血犧牲，成為瓦解日軍，鼓舞抗戰，增進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重要力量。 （一）瓦解日軍的不可替代的力量 在華日人反戰組織，雖然在盟員數量上遠遠比不上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部隊，但在瓦解日軍以克敵制勝上卻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反戰組織盟員熟悉日軍的內部情況，了解日本士兵的風俗習慣和心理特點。他們通過日軍中的同鄉、朋友等關系，更容易與日本士兵接近，他們的反戰宣傳也更容易被日本士兵接受。由于反戰宣傳在日軍中的廣泛影響，日本軍部多次頒發秘密文件，進行所謂“思想防御戰”，企圖制止士兵甚至下級軍官“思想左化”的傾向。日軍三十三師團某中隊長對士兵訓話時說：“要知道如果看了反戰同盟的傳單而信以為真的話，那就是已經在精神上被敵人打敗了。”[14]這也從反面印證了反戰組織在瓦解日軍方面的重要作用。1944年6月，中外記者考察團到延安訪問，通過大量的考察，他們了解到日人反戰組織對日軍開展反戰活動的情況，并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們認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績是突出的。其散發給日軍的宣傳品的“內容都不是空洞的，反映了日本軍隊士兵的疾苦——他們的伙食、待遇、所需的書報以及日本軍隊生活的典型罪過”?！叭毡救嗣窠夥怕撁说暮霸捜〉昧水惡鯇こ５某晒Α薄?a href='http://cms./cms/Main.html#_ftn15' name='_ftnref15' title=''>[15] 據反戰同盟的一份統計材料顯示，1940年自愿投誠八路軍和從日軍逃亡者僅占全體日俘總數的7%，1942年增至18%，1943年增至48%。又據日本工農學校的統計，學校學員中自日軍逃出者，1943年占學員總數的28%，1944年增至40%；而在這些學員中，過去見過反戰宣傳品、慰問袋的占總數的49%，見過反戰標語的占52%，聽過反戰喊話的占20%。[16]由此可見，在華日人反戰組織的反戰活動，對喚醒日軍士兵覺悟的重大作用。 （二）鼓舞中國民眾抗戰的特殊力量 在華日人反戰組織是作為與日本法西斯直接對峙和斗爭的面目出現在中國抗日陣營中的。正是由于盟員日人身份的特殊性，他們的反戰斗爭對中國民眾才更有說明力。反戰組織盟員與根據地人民朝夕相處、同甘共苦，這使得中國民眾深深體會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過是一小部分法西斯分子在作惡，即使是法西斯統治下的日本人民也勇敢地投入到了中國抗日洪流中，為爭取抗戰的勝利竭盡全力，甚至浴血戰場。這就大大鼓舞了中國民眾爭取抗日勝利的信心和決心。 （三）增進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深厚力量 抗日戰爭中，在華日人反戰組織盟員與中國人民站在同一條戰壕里，手足相親，生死與共，在戰火中鍛煉出最深厚的友誼。1942年5月，反戰同盟冀中支部盟員西村在反“掃蕩”斗爭中英勇負傷，不能隨八路軍主力轉移。八路軍將他委托給深澤縣某村一個姓郭的老大娘調養。郭大娘把西村當做親生兒子一樣看待，盡心盡力地護理。敵人來“掃蕩”了，郭大娘就把西村藏進炕洞。為保護西村，郭大娘幾次被敵人打得不省人事，大腿上還被刺刀刺傷。半年后，西村傷愈歸隊。臨別時，他感激地說：“中國老太太都是母親！”[17]中國人民無私無畏的國際友愛精神，深深打動了反戰組織盟員，也使他們明白，對日本友人的愛護已成為中國人民的自覺行動。同樣，日人反戰組織盟員也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無限熱愛。1944年4月，解放聯盟蘇中支部盟員將平日節省下來的津貼240元錢，捐獻給蘇中四分區受敵人洗劫的民眾，甘愿與他們共患難。當人們了解到，這240元錢中，有60元竟是不久前犧牲的蘇中支部宣傳委員松野覺生前獻出的后，無不受到感動。解放聯盟蘇北支部盟員盡管工作很辛苦，但每天都堅持為房東大娘打掃庭院、挑滿水缸。房東老大娘向新四軍夸贊說：“這幾個'鬼子’和你們一樣好！”[18]正是在這種朝夕相處中，反戰組織盟員與中國人民的友誼日漸深厚。 從1939年底日人反戰組織建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有40多位反戰組織盟員為抗戰獻出了生命。中國人民沒有忘記他們。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了首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其中就有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冀魯豫邊區協議會副委員長兼冀魯豫邊區參議員宮川英男的名字。宮川英男是深受冀南軍民愛戴的反戰勇士，曾在槍林彈雨中救護負傷民兵下火線。1945年6月7日，在反“掃蕩”斗爭中，宮川英男不幸被日偽軍包圍，為了不當俘虜，他毅然舉槍自盡。他的英雄事跡是中日人民友誼的最好見證。 原在華日人反戰組織的許多成員在回國后，仍然堅持不懈為中日友好事業努力。他們在國內向日本人民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的國際主義精神和對日本人民的友好態度。為了紀念抗戰中與中國人民結下的戰斗友誼，反戰組織盟員分別取八路軍、新四軍的序號在日本國內成立了“八四友會”。他們還通過撰寫回憶錄、專著等，把真實的歷史告訴下一代，讓更多人知道，中日友誼來自不易，中日人民要倍加珍惜。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今天，日本仍有一些政治組織和政治人物無視鐵的歷史事實，一再美化甚至否認侵略歷史。在華日人反戰組織在中國的活動及其作用，有力地證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侵略戰爭給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愛好和平的人們帶來的深深傷害是無法抹平的，是永遠不應忘記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重溫在華日人反戰組織在中國活動的歷史，是為了正視歷史，永記歷史，珍愛和平，維護和平，讓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讓各國永享太平。 作者：劉德峰，滄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 孫靖，滄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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