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軸線——中華文明的獨特見證

在北京的城市中心，沿著南北中軸線，從北向南分布著鐘鼓樓、萬寧橋、景山、故宮、天安門廣場、正陽門、正陽門箭樓、永定門，以及位于天安門和端門東西兩側的太廟、社稷壇，永定門北側東西對稱布局的天壇、先農壇。它們共同組成了縱貫北京老城南北，長達7.8公里，占地超過5平方公里的龐大建筑群，被稱為北京中軸線建筑群。

上世紀50年代初，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曾如此描述這組宏大的建筑群：“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軸線，由南至北長達七公里余。在其中心立著一座座紀念性的大建筑物。由外城正南的永定門直穿進城，一線引直，通過整個紫禁城到它北面的鐘鼓樓，在景山巔上看得最為清楚。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城市有這樣大的氣魄，能夠這樣從容地掌握這樣的一種空間概念”。

北京是有著3000多年建城史、870余年建都史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特別是自忽必烈把北京積水潭東側選為新的都城中心點，開始營建大都城以來，中軸線建筑群便伴隨著北京城市的發展不斷擴展，并始終決定著這座城市的布局和形態。

故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實測圖集》 李小林/攝

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本質上是一個秩序構建的過程。各種文化類型的秩序觀，也必然在人們建造的聚落、城市形態上清晰地反映出來。

在早期人類文明中，普遍存在通過對天象的觀測來理解世界運行規律的現象，許多建筑或城市形態也都與天象相關。中國古人則通過對北極星、北斗及相關星座的觀測逐步建立起一套對天體運行規律的認知。北極星位于“天中”，北斗七星及其周圍星座不斷“圍繞”北極星運轉，北極星成為人們觀念中決定天體運行的中心，具有了崇高地位，被認為是主管天體運行的“天帝”的所在。而在它周圍緊鄰的星座運行的范圍構成了與北極星最為密切的空間區域，這一空間區域被稱為“紫薇垣”。

對于中華先民而言，將這種對天象運行規律的認識折射到人間，便成為構建人間秩序的必然途徑。在這一秩序中，“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形成了“天”與“人”的關聯點。在中國古代，帝王又被認為“天子”是“受命于天”，通過實施天道來治理人民和國家。于是就有了“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的觀念，帝王的宮殿也就對應紫薇垣被稱為“紫禁城”。尋找天下的中心是古人構建天地、天人關系的具有象征性的實踐，如周代之初即有探尋疆域中心的實踐?！吨芏Y》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的記載，河南登封有周代尋找天地之中的“周公測景臺”遺跡。無疑，居中成為天命所授的象征。

中國的一些早期都城依據星座位置和形象來布局重要的建筑或規劃城市的形狀，就是受這種觀念的影響。例如，秦代都城咸陽的布局方式，就是將渭水對應銀河，將咸陽宮對應紫薇垣，將其他宮室、國家機構對應相應的星座位置；西漢長安城的城市形狀則模仿了紫薇垣的形狀。在如今北京中軸線建筑群初建時的大都城選址中，其中心點的選擇也具有同樣意義。清乾隆帝在《皇都篇》中曾寫到北京“上應帝車曰開陽”，并將北京對應北斗七星中的開陽星。這種天地之間的對應關系，不僅是中國古代都城的特征，同樣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重要特征。

《周易》說“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將光明、方位與善治關聯在一起，這也使得坐北面南、南北的軸線關系具有了象征意義。軸線建筑群中，建筑之間嚴整的對位關系被賦予了美善合一的意義。公元10世紀，宋太祖趙匡胤在其宮殿整修之后，令部下將其寶座前的殿宇大門全部打開，面對嚴整對位的空間秩序，他對大臣們感慨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這種觀點深刻影響了中國都城空間的規劃形態，并在北京中軸線的建筑空間形態上得到清晰的表達。

1267年，忽必烈規劃了新的都城——大都，并以《周禮·考工記》中理想形態為藍本構建了中心建筑群。忽必烈和大臣劉秉忠首先選擇了大都的中心點，筑中心臺，并以此為基點營建整座城市。這種營建方式與之前各朝代都城營建方式存在明顯的差別。此前都城大多以帝王大朝的殿宇為城市最重要的核心，按照“筑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的傳統，布置皇城和大城。而大都以中心臺為基點的具有創新性的營城方法，不僅體現了“天子擇中立國”的思想，也構建了一種天地間的對應關系，表達了象天法地的思想。《馬可·波羅游記》中就有關于忽必烈通過觀測星象判斷兇吉的描述：在大都城內，忽必烈供養了眾多從事天體觀測的“星者”，并根據他們的觀測判斷未來的吉兇禍福。雖然現有文獻中缺少關于選擇中心臺位置方法的內容，當代研究亦有對中心臺位置選擇方法的不同解釋，但顯然與天之中相對應，是確定中心臺位置的基本方法。

南宋末年，理學家朱熹曾對今北京所在的古冀州的地理環境有過描述，認為古冀州是正天地之中，且背靠群山，左右有泰山和華山相峙，前面以嵩山為前案，又有黃河環繞，再南有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為第三重案、第四重案。這一描述在明代關于北京山水格局的認知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表達。《皇明南北兩都總序·南北兩地山川》對北京與周圍山水環境之間的關系闡釋道：“山東諸山橫過為前案，黃河繞之?；茨现T山為第二重案，大江繞之，江南諸山則為第三重案矣。蓋黃河為分龍發祖之水，與大江及山東、淮南、江南之水皆來自萬里而各效于前，合天下一堂局，此所謂大局大成之上也?！睆倪@種關于城市與國土空間的觀念看，北京中軸線的意義遠不僅僅是一個決定城市形態的中心建筑群，更是對廣大國土的天下秩序的構建。北京中軸線上各高大建筑、山體與東西向水系（玉河、內外金水河、內外城護城河）等的關系，也是這種天下秩序的空間縮影。山水之間的空間，無論是“向明而治”的朝堂，還是“槐市陸?！钡慕质?，皆是生機勃勃、繁榮昌盛的理想世界。

周代是一個構建中國古代國家和社會禮儀、秩序的重要朝代，所構建的國家制度由于后世儒家將其作為一種理想制度形態而具有精神和象征的意義。營建城市也是周代制度的組成部分。周代初立，由于分封王族、戰爭中的功臣、有影響的氏族，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的城市建設高潮期。為使城市建設有序進行，周朝建立了一套基于分封制度的城市等級制度，并規定了城市具有象征性的核心建筑群的布局方式。這一制度被成書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考工記》記錄了下來。它規定城市為方形，城市面積、道路寬度、城墻高度等隨著城市領主爵位的降低而遞減。都城核心建筑群則需滿足“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要求，這一布局形態反映了周人對城市功能的理解，它包括了城市的政治、治理與經濟、居住功能的關系，反映了祖先信仰與國家之間的關系。

漢代，儒家推崇的周代禮儀成為國家禮儀制度的標準，儒學典籍也得到整理和增補，《考工記》被補入到《周禮》當中，成為其六個章節之一。《考工記》中關于都城營建的內容也因此而具有了超越城市規劃的意義，成為儒家經典文獻中國家典章制度的組成部分。

在中國歷代都城的營建中，決定城市整體布局的中軸線出現于漢魏時期的鄴城。從漢魏時期起，以帝王大朝殿宇為端點，以從大朝殿到主要城門的大街為軸線，大街兩側的建筑、里坊對稱布局逐步成為都城的形態特征。唐長安的太極宮作為城市營建時的皇帝大朝之所，被設置在了城市的北端。太極宮前部的皇城中左右對稱設置了太廟和社稷壇。市場則在皇城以南的大城當中，東、西兩市對稱分布。由于唐代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長安城市形態對東亞地區其他國家的都城營建產生了深刻影響。

唐宋時期的都城雖然遵循了“左祖右社”的規定，但并未呈現“面朝后市”的形態。

元大都在規劃營建中心建筑群時，先確定大都的中心點構筑中心臺，再沿著中心臺向南的軸線方向，在軸線南面布置了皇宮，在皇宮與中心臺之間布置了街市，在大都東西兩側布置了太廟和社稷壇。建好城墻和街巷之后，再將土地劃分為份地，按照官職高低和出錢多少讓官員和商賈、居民蓋房建宅。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中稱贊這是一座壯麗的城市：“此城之廣袤，……周圍有二十四哩，其形正方，……街道甚直，此端可見彼端”“城中有壯麗宮殿，復有美麗邸舍甚多。城之中央有一極大宮殿，中懸大鐘一口”。

元大都是一座附會和重現《考工記》都城制度的城市，反映了忽必烈旨在通過體現儒家理想制度的城市形態，以表達元朝在中華文明中的正統地位。忽必烈在《建國號詔》中將自己與堯、舜、禹、湯等古代圣王置于同一個序列，并取《周易》中“大哉乾元”的卦辭為國號。這也表明了忽必烈在大都的城市形態上附會《考工記》所載都城制度的原因，見證了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過程。

1420年，明永樂帝遷都北京，并重建了北京的宮室。重建的紫禁城及北京中軸線建筑群的其他部分，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中軸線舊址。由于將太廟和社稷壇設置于皇城中，緊鄰端門和天安門，從而使中軸線建筑群的格局較之元代更為緊湊端正。永樂時期的中軸線在格局上也遵循了《考工記》“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基本格局，城廓呈方形，東西城墻采用元代舊址。由于明代北京放棄了元大都時期相對空曠的北半城，元代從中心臺向南的半城軸線在明永樂時期就變成了貫穿全城的軸線。北京城的南城墻則在元代南城墻的舊址上向南移了約1公里，而基于南郊祭祀的傳統，永樂帝在北京南郊沿著從正陽門向南的道路兩側按東西對稱方式布置了天地壇和山川壇。

1420年，北京紫禁城宮殿落成后，永樂帝在《北京宮殿告成詔》中，將這種城市格局形態描述為“仿古制，循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宮室。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弘規”，把《考工記》中的這種“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形態視為“古制”，是應當遵循的傳統。永樂帝的《北京宮殿告成詔》和忽必烈的《建國號詔》都把自己與源于周代的禮儀制度聯系在一起，這無疑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統一性。

1553年，明嘉靖帝增建了北京外城，外城的正南門永定門建在原來從內城的正南門正陽門到南郊天地壇、山川壇祭祀道路的南端。新的外城將天地壇、山川壇包括在外城中，與外城中以中軸線東西對稱的城市部分一起，形成了北京中軸線建筑群的完整形態。

從1267年到1553年的近300年中，北京中軸線建筑群從元大都時南半城約3.5公里的規模，到明永樂時期的約4.5公里，再到明嘉靖時期的7.5公里，在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中，始終決定著整個城市的發展和形態特征。

1644年，清朝完整地接收了北京，并繼續將其作為都城。在此后近3個世紀的時間里，清朝對北京中軸線的空間形態做了進一步的完善。乾隆時期，在景山沿山脊建設了五座對稱布局的亭閣，中間的萬春亭居景山主峰，位于北京中軸線上；同時將原位于景山北麓東側的壽皇殿建筑群重建于景山北麓正中的軸線位置之上；在景山南側建綺望樓，使景山作為北京中軸線的制高點的空間秩序更為嚴整。乾隆帝還在外城中軸線上天橋的南側東西對稱布置了兩座御碑和碑亭，形成類似雙闕的形態，御碑南側又設東西對稱的水池，豐富了北京中軸線的空間形態。

1912年，中國結束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與之相隨，北京中軸線建筑群和城市空間進入公眾化的新的歷史時期，原來的皇家宮殿、禁苑、壇廟、城市管理建筑等陸續轉變為博物院、城市公園、市民教育、文化娛樂的場所，形成了位于城市中心的文化核心區。

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對天安門廣場的改建，使原本封閉的宮廷廣場變為開放的民眾慶典和國家禮儀活動的中心，而天安門廣場建筑群的布局設計則在繼承傳統營建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當代闡釋。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北京新的城市發展也延續了中軸線對城市發展的主導作用，形成了以中軸線建筑群為核心，向南北延長的南中軸、北中軸以及南中軸延長線和北中軸延長線，呈現出以傳承傳統精神為基礎的當代中國都城的宏大城市形態。

總之，北京中軸線“面朝后市、左祖右社”，以中為尊、居北面南、東西均衡的城市形態是中國傳統社會具有神圣意義的禮儀制度物化的城市空間形態，是“敬天法祖”、循天道敬傳統在空間形態上的表達，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實物例證。

乾隆帝曾在《御制重建鐘樓碑記》寫道：“夫物龐則識紛，非有器齊一之，無以示晨昏?！北本┲休S線北端的鐘樓和鼓樓，在元、明、清三代的核心功能是通過報時來規范人們的起居行止。在沒有現代計時工具的古代，對于時間的辨識是皇家司天監的責任，是通過天文觀測而實現的，對時間的管理具有神圣的意義，是皇帝受命于天的權力。清代，北京鐘鼓樓由負責禮儀儀仗的皇家部門鑾儀衛管理，體現了鐘鼓樓的鐘鼓之聲在構建都城禮儀和生活秩序上的作用?！爱斘缫箛栏?，九衢啟曙，景鐘發聲，與宮壺之刻漏，周廬之鈴柝，疾徐相應。清宵氣肅，輕飆遠揚，都城內外十有余里，莫不聳聽”。乾隆帝在《御制重建鐘樓碑記》中的這段描述生動地勾勒出了都城巡夜的景象。鐘聲、梆聲、鑼聲交相呼應，形成了夜間京城的秩序。

鐘鼓樓的鐘聲、鼓聲在中國傳統中具有重要意義，乾隆帝認為“聲與政通，碩大龐洪。正宮堂皇，元氣昭融。導和利用，警聽達聰。億萬斯年，揚我仁風”。鐘聲、鼓聲不僅規范了古代城市生活，更是構建天下的秩序，傳播和豐富文明的精神。

北京中軸線建筑群作為國家禮儀的載體，禮儀音樂與之相伴相生，二者不可分割。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音樂本身具有溝通天地的意義，是禮儀活動中形成儀式感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紫禁城作為皇帝大朝的場所，大朝會時要演奏中和韶樂，賦予了朝會神圣的意義。

在各種國家祭祀活動中要演奏祭祀音樂，跳祭祀舞蹈?！皣笫?，在祀與戎”，北京中軸線建筑群中集中了古代中國最重要的國家祭祀場所。在太廟、紫禁城的奉先殿、景山的壽皇殿舉行祭祖儀式；在社稷壇祭祀社神、稷神，祈禱國泰民安；在天壇祭祀皇天上帝，溝通天地，祈求風調雨順；在先農壇祭祀先農、太歲、風、云、雷、雨和五岳、四海、五鎮、四瀆以及各處名山大川的山神、水神，這些祭祀活動都有特定的祭祀音樂和舞蹈。

此外，先農壇是帝王舉行耤禮的場所，帝王親耕時同樣要演奏音樂；清代坤寧宮舉行薩滿儀式時亦有相應的音樂；每逢皇帝出行，在午門、端門也要鐘鼓齊鳴。儀式與音樂，共同構成了獨特的天地交融的國家和社會秩序。

北京中軸線建筑群本身也構成了獨特的節奏和韻律感，這種空間韻律感與建筑禮儀特征共同構建了禮樂交融的物質形態。

縱貫北京老城南北的中軸線建筑群，在決定老城城市形態的同時，也包含內城、皇城、紫禁城和外城的中心部分，反映了中國古代從帝王、王公大臣、商賈、平民等各階層的社會生活，以及這些階層所遵守的禮儀、秩序。這種禮儀秩序又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禮序的核心特征，并通過所謂北京傳統文化表達出來。

北京中軸線上包括了四組國家祭祀的壇廟建筑群，以及大量的與宗教信仰相關的建筑。例如，太廟供奉的皇朝祖先及配享的功臣名宦，是祖先崇拜最重要的場所；社稷壇供奉社神（家神）和稷神，反映了中國傳統中家國一體的思想；天壇供奉昊天上帝，代表了中國文化中“天道”的信仰；先農壇則供奉著與農業社會的生產活動密切相關的天地諸神。另外，北京中軸線建筑群中還有多處象征信仰的建筑。如紫禁城后三宮中的坤寧宮是清代帝王舉行薩滿教儀式的場所，欽安殿自明代以來一直供奉著道教真武大帝，清代的官學學生在景山綺望樓禮拜孔子，景山頂上的五座亭子則供奉著藏傳佛教的佛像。這些建筑彰顯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北京中軸線建筑群是中國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文化遺產，彰顯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它見證了中華文明自遠古以來探尋構建天下秩序，將天象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天道的認知，折射到人間，形成國家制度、生活秩序的過程。這種對秩序的追求，在北京中軸線建筑群上表現為不同功能建筑的位置、形式、色彩、材料和等級及其之間的空間尺度上，同時也體現在不同階層在其中的行為約束。這種秩序是中華文明不斷發展和實踐的結果，并在北京中軸線建筑群中呈現出了一種理想的狀態。

北京中軸線建筑群見證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體現了中華民族美善合一，正大光明、向明而治，敬天法祖、家國一體的價值理念。

北京中軸線建筑群也是一處偉大的、仍保持著強大生命力的、活態的歷史文化遺產。它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禮儀、秩序的載體，在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之后仍然承擔了當代中國文化和禮儀中心的功能。其所承載的宏大而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久經融合與升華。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將文明精神融入都城形態、建筑環境的創造過程，不僅對見證中華文明發展進程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同樣也深刻影響著當代北京城市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