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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 漢 武漢是武昌、漢陽、漢口三鎮的合稱，從“雙城對立”到“三鎮鼎立”，從“武漢三鎮”演變為“一座城市”，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歷史時期。而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武漢”的“漢”字簡稱其指代意義也發生了多次變化。  “漢”代指漢陽 東漢末年，戴監軍在今漢陽月湖附近筑卻月城。卻月城成為武漢市區已知最早的城堡，也是漢陽城的起源。東漢建武元年（25年），漢陽境內首置沌陽縣。隋朝開皇十七年（597年），改沌陽縣為漢津縣。隋朝大業二年（606年），改漢津縣為漢陽縣，漢陽為縣之名始于此。 東吳黃武二年（223年），孫權在今蛇山西北跨山筑城，取名夏口，是為武昌城的起源。唐代中期，鄂州（今武昌）設有武昌軍節度使。牛僧孺為鄂州刺史，兼武昌軍節度使，擴筑鄂州城，兼有武昌城之稱。元代設湖廣行省，置鄂州路（后改為武昌路），江夏是湖廣行省、武昌路和江夏縣的治所，為行省級大區域行政中心，武漢的江南部分擁有了武昌這個地名。 漢口的形成較武昌、漢陽晚得多。明代以前，漢口不過是毗連漢陽的一個水曲荒洲，湖泊沼澤密布，人煙稀少。明朝成化年（1465-1487年）初，漢水下游主河道于漢陽排沙口以下、郭師口（今郭茨口）以上直沖東下，使原在漢口地區蜿蜒流淌的漢水截彎取直，改道從龜山以北匯入長江，形成穩定的入江河道。漢口從漢陽析出，逐漸形成市集。 武漢三鎮的歷史形成時序為漢陽早于武昌、武昌早于漢口。因此，在漢口還未發展成為商業市鎮之前，“武漢”中的“漢”代指漢陽。明嘉靖《漢陽府志》卷二“劉公洲”條目下記載：“夫武、漢接境，太守職在牧民，乃以咫尺分秦越。”清咸豐年間，曾國藩在呈給皇帝的奏折中言：“東南形勢，則金陵為險；天下大事，則武漢為重。”以上文獻史料所提到的“武漢”或“武”“漢”均為武昌和漢陽的聯稱，其中的“漢”即為漢陽。 “漢”多指漢口 “漢口”一詞，在歷史文獻中出現較早，自南北朝以后屢有提及，系指古漢水匯入長江的地方。古漢水入江口在歷史上曾發生多次變化，故“漢口”的位置也就有所不同。早期的“漢口”涵蓋南北兩岸地域，明代漢水改道之后，“漢口”才逐漸變為北岸的專屬地名，也就是如今的漢口。 漢口得益于江漢交匯的水運之便，逐漸發展為繁榮的商業市鎮。明末清初，漢口鎮成為中國“四大名鎮”之首。清代，漢口被稱為“天下四聚”之一，“楚中第一繁盛處”。1861年，漢口正式開埠，開始向近代國際大都市轉型。各國商人紛紛來此通商，漢口的對外貿易快速發展。漢口后來者居上，其名氣在國際上甚至超過武昌、漢陽，還擁有“Hankow”這個專用英語名詞。 因此，近代以來特別是漢口開埠以后，“漢”多指漢口。這從早期報刊中的新聞或文章可以證明，如1878年12月26日《申報》第2版《游人過漢》、1885年1月13日《字林滬報》第4版《滬漢船期》、1902年12月19日《新聞報》第7版《漢米將到》、1924年《銀行月刊》第4卷第2期《民國十二年京津滬漢之金融》等新聞或文章中的“漢”均指漢口，其內容涵蓋水運、航空、鐵路、金融、商業、外交、社會新聞等各個方面。由于漢口的影響力，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里，“漢”有時亦指代漢口。 “漢”逐漸成為“武漢”的簡稱 “武漢三鎮”從分到合是一個大的歷史發展趨勢。古代文學作品中，武昌、漢陽經常一起出現。如唐代李群玉的《漢陽春晚》詩言：“白云蔽黃鶴，綠樹藏鸚鵡。”歷史上，就有將武昌、漢陽合稱為“雙城”的說法。如元代余闕在《秋興亭》一詩中謂：“雙城共臨水，兩岸起飛樓。”清代黃景仁的《武昌雜詩》曰：“夾岸雙城陡翠微，登臨誰與共清暉。”“雙城”就是指長江兩岸的武昌和漢陽。 亦有將漢陽、漢口聯稱為“陽夏”，將武昌、漢陽、漢口聯稱為“武陽夏”者。例如，1911年的“陽夏保衛戰”，“陽夏”就是指漢陽和漢口。1923年《農商公報》第10卷第6期的《大總統令》言：“特派湯薌銘兼任督辦武陽夏三鎮商埠事宜此令……”“武陽夏”就是武昌、漢陽、漢口的合稱。 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三鎮。1927年1月，國民政府正式在武漢辦公，并發布命令確定國都，以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大區域作為“京兆區”，定名武漢。1927年4月，武漢市政府正式成立，武昌、漢陽、漢口第一次同屬一個市級行政機關管轄。 此后，“漢”逐漸成為“武漢”的簡稱。例如，1927年3月，“寧漢分裂”指國民黨在武漢的汪精衛集團和南京的蔣介石集團不合作；1927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同武漢國民政府合并，時稱“寧漢合流”。但由于1927年以后，新中國成立之前，武昌、漢陽、漢口時分時合，“漢”有時也指代漢口。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5月24日，原漢口市、武昌市及漢陽縣城區合為武漢市，成立武漢市人民政府。“武漢”開始正式簡稱為“漢”。如1949年《銀行周報》第33卷第32期《滬漢物資交流日暢》，1950年1月新華社北京23日電《京、津、滬、漢等地推銷公債均獲進展》等新聞或文章中的“漢”均指武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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