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危局：徐向前受重傷，羅榮桓又要辭職，毛主席為救場連撤兩將

“由于學習上的落后，我迫切需要進行重大改變。因此，我向組織首次提出個人請求，希望能夠獲得一段時間的再學習機會，或調往其他地區從事部分工作。”

盡管措辭溫和，但這封信的辭職意圖卻顯而易見。

短短不到百字的電報，讓毛主席焦慮不已，甚至茶飯不思。他難以接受的并不是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1940年，有八路軍師級干部“撂挑子”，主動找借口申請調離前線，而是驚訝于說出這番話的竟然是羅榮桓。

羅榮桓是何許人也？他是參加過秋收起義的老紅軍干部，對革命的忠誠如鐵石般堅定。為人無私利、不專斷，能夠看破放下，他的好脾氣更是人人稱道。在部隊最需要他的時候，這樣一個不爭不搶的人怎么可能會選擇辭職呢？

毛主席看到羅榮桓連續發來的辭職電報，也意識到：山東軍區的指揮班子出現了嚴重問題。

一、山東抗戰中的頻發意外

在抗日戰爭期間，山東一直是毛主席在軍事方面的一塊心病。

抗日戰爭爆發后，日軍迅速占領了平津，并順勢沿津浦路向南推進，目標直指山東。當時駐守山東的國民黨第五戰區副司令韓復渠，因懼怕日軍的強大，竟然率領十萬大軍不戰而逃，結果導致日軍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整個山東。

在毛主席的整體戰略中，八路軍原計劃是伺機挺進山東，在敵后展開抗戰，從沿海到內陸積極牽制和削弱日軍的進攻能力，配合華北和華中的游擊戰爭。然而，部隊尚未派出，齊魯大地就已被韓復渠拱手相讓。

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毛主席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如果按照最初的計劃向山東進發，面對的將是11萬名日偽守軍和1000多個軍事據點所構成的封鎖線。在這種情況下，哪支部隊能夠成功沖破？即便成功突破了日軍的防線，但內部沒有接應，外部沒有援助，同時缺乏根據地的支持，如何在那里立足生存？

然而，如果在戰略上放棄山東，就等于喪失了華東最大的補給基地，這不僅會讓日軍在此肆無忌憚地掠奪礦產、魚鹽等資源，還會使其通過海陸運輸補充兵員。此外，山東還可能成為日軍南下攻占徐州、南京、武漢的跳板，從而對整個抗戰局勢施加巨大的壓力。

這是個棘手的問題，既難以掌握，又無法放棄。

為了抗日大局，毛主席最終下定決心排除萬難，開辟山東戰場。主席展現出非凡的智慧，他并未魯莽行事，而是進行長期布局，采取雙管齊下的策略，在日軍的心腹地帶上演了一場猛虎掏心的精彩戰役。

這個過程包含兩個步驟：

首先，命令黎玉負責領導山東地下黨發動抗日武裝起義，組建了十多支地方游擊隊。以此為基礎，成立了八路軍山東縱隊，黎玉擔任政委，原八路軍總部高級參謀張經武被調任為總指揮。

1944年9月，毛主席與陜甘寧聯防軍參謀長張經武在延安陪同美軍觀察組觀摩八路軍的軍事表演。

其次，八路軍115師師部及685團在代師長陳光和政委羅榮桓的帶領下進入魯西平原，并與湖西地方部隊合編為蘇魯豫抗日支隊。同時，以115師343旅和129師津浦支隊為基礎，組建了東進抗日挺進縱隊，由肖華擔任司令，活躍于冀魯邊平原的津南和魯西北地區。

簡言之，首先讓山東縱隊堅持紅軍游擊傳統，在敵人內部擴展力量，建立穩固的抗日根據地。隨后，以八路軍115師和129師的主力部隊滲透山東，積極開展運動戰，對日軍進行強硬打擊。內外策應、多點開花，毛主席的戰略可謂異常精彩。僅僅兩年時間，八路軍在山東的抗日力量便已超過七萬人。

盡管形勢一片大好，危機仍然如影隨形。

按理說，八路軍黎玉部、陳光部和肖華部在山東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彼此之間本應互相配合、協同作戰。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雖然這三支部隊各自在獨立作戰時表現出色，但在聯合作戰時卻總是難以協調，表現得像是一盤散沙。

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山東八路軍的組成極其復雜，游擊隊與正規軍存在明顯區別，115師和129師也各不相同，更不用說追溯到紅一、二、四方面軍時期。各部隊之間的指揮風格和戰術打法都有所不同，如果不經過長期的磨合，很難適應彼此。

第二、山東的八路軍部隊彼此之間沒有隸屬關系，是平行的兄弟部隊，名義上都由延安直接領導，在軍事上擁有一定的自主權。正因為地位相同，又沒有統一的指揮系統，打仗時責任分配不清，誰主攻誰助攻？誰攻堅誰阻擊？誰負責前線指揮？這既是軍事問題，也是人情世故。

如果不愿合作，就各自作戰，這就是當時山東抗戰的情形。然而，若繼續如此發展，一旦日軍發動大規模掃蕩，八路軍各部隊將面臨孤立無援的困境，甚至有可能被各個擊破。

二、徐向前出面解圍

早在1939年，當羅榮桓和陳光剛率領115師進入山東時，八路軍的正副指揮朱德和彭德懷便聯合向毛主席反映了“山東缺乏骨干力量”的問題。他們建議將山東縱隊與115師進行整合，并任命一位司令員進行統一指揮。

部隊的合并并不復雜，但選擇一個合適的司令員卻確實令人頭疼。

山東的各位將領中，張經武資歷尚淺，肖華又過于年輕，難以服眾；陳光雖善于作戰，但性格過于剛烈，缺乏統籌協調的能力；黎玉是山東的元老，卻長于政治工作而短于軍事指揮。唯一合適的可能只有羅榮桓，但他缺少獨當一面的指揮經驗，威望也有所不足。

盡管山東人才濟濟，但單獨提到的將領似乎都難以服眾。怎么辦呢？既然內部選拔無果，那就從外部選派一位。毛主席經過反復權衡，最終決定任命一位重量級的指揮官——即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當時擔任129師副師長的徐向前。

不久之后，八路軍第一縱隊正式組建，由徐向前擔任司令，朱瑞出任政委，負責統領山東地區的所有部隊。

徐向前剛到山東，就立刻處理了兩件重要的事務。

首先是進行訓練，旨在幫助山東縱隊充實干部隊伍，提升官兵的作戰能力，將一支老游擊隊打造成了一支能夠應對艱難戰斗的正規部隊。

第二點是關于作戰方面，山東縱隊在魯中進行了一場反掃蕩戰斗，成功挫敗了2萬名日軍的主要進攻。隨后，縱隊不僅從被動局面轉為主動，還展開了全面的破襲戰，對日軍的主力、重要交通線和后勤據點進行了猛烈攻擊，從而徹底扭轉了山東的抗戰局勢。

毛主席對山東取得的輝煌戰果給予了極高的贊揚：

在同志們艱苦努力和創新下，山東的工作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其實這里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徐向前的所有戰績，都是在指揮山東縱隊作戰時取得的，對陳光、羅榮桓、肖華三人幾乎沒有任何指令，這是否顯得過于偏心？對于這一點，徐向前在回憶錄中特別作了詳細解釋：

“有些部隊，例如陳光部、楊得志部、肖華部等，因其獨立開展工作且與我們距離較遠，同時能夠直接與總部聯系，保持一定的獨立性，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和朱瑞同志則主要把領導重心放在山東縱隊。”

徐向前來到山東的主要任務是整合八路軍的各個部隊。然而，由于戰爭環境極其惡劣，日軍的頻繁掃蕩使得這項工作難以開展。面對這種情況，徐向前采取了明智的策略：既然無法強行推進，就不強求。他并沒有強制將各部隊統一到一個體系中，而是穩步推進，通過細節上的協調和溝通，逐步改善各部隊之間的關系。

舉個例子，山東縱隊的干部對地理和民情了如指掌，能夠與群眾融洽相處，因此徐向前從中挑選了一些人派往115師。而由于115師中有很多老紅軍，山東縱隊也因此調撥了2000多名骨干戰士，以增強戰斗力。后來，隨著115師作戰任務的加重，兵員嚴重不足，山東縱隊一次性支援了他們超過3萬名士兵和武器。

如此一來，山東八路軍逐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慢慢地從分散狀態凝聚成一個整體。然而，形勢剛剛有所好轉，意外卻再次降臨。在前往延安參加七大的途中，徐向前被戰馬踢中左腿，導致脛骨骨折，不得不在醫院病床上躺了半年多。

徐向前無法回到山東，這使得局勢再度陷入混亂。

三、朱瑞顯得過于文弱書生氣

徐向前離開后，朱瑞接替了他的職位，擔任代理山東“一把手”，當時朱瑞是八路軍第一縱隊的政委。

朱瑞的特點十分鮮明，他文化素養極高。在中學時期，他撰寫了一篇《擬孫文討賊檄》猛烈抨擊軍閥，這使得他一舉成名。后來，他遠赴蘇聯，先后就讀于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克拉辛炮兵學校。回國后，他隨紅軍長征，擔任紅一、紅二兩個方面軍的政治部主任。八路軍時期，他負責統戰工作、創辦軍校、建立根據地，堪稱全才。

毛主席決定讓朱瑞負責山東戰場，因為他的威望和資歷都十分充分，只是軍事能力稍顯不足。因此，毛主席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特地發了一份電報給山東，明確表示：

'山縱與115師師部應當靠攏，以便實現統一領導。115師有責任協助山縱實現正規化，陳、羅實際負責統一軍事指揮，而朱瑞則負責全面領導工作。'

這句話的意思是，將山東縱隊和115師合并指揮，由朱瑞統籌全局，軍事指揮則由陳光和羅榮桓負責。

代理司令員不親自指揮作戰，而是將軍事指揮權交給副手，這種人事安排如何理解呢？舉個例子就能明白。華東野戰軍成立時，毛主席讓陳毅擔任司令員，但特別指定“戰役指揮”由副司令粟裕負責，這樣做是為了讓陳毅憑借威望安撫華野的驕兵悍將，協助粟裕穩定軍心。

山東的情況也是如此，無論陳光還是羅榮桓擔任司令，都難以壓住山東縱隊的一批元老人物。然而，朱瑞不同，他是從蘇聯回來的老資格干部，不僅是原紅一方面軍的干部，能鎮得住115師，還曾協助徐向前指揮過山東縱隊，兩支部隊都能服從他的領導。因此，由朱瑞協助陳光和羅榮桓鎮壓陣勢，再合適不過。

構思雖妙，落實時卻遇到了困難。

陳毅和粟裕之所以能成為黃金搭檔，關鍵在于陳毅懂得謙讓，善于識人用人，從不在自己不擅長的領域逞強。與陳毅不同，朱瑞缺乏這種豁達，他書生氣濃厚，不善于處理人情世故，又是個“鞠躬盡瘁”的人，事無巨細都要插手，而且說話極具權威。

舉兩個典型的例子。

1940年8月，彭德懷指揮八路軍發起百團大戰，給山東的任務是“猛烈破擊津浦線、膠濟線及隴海線東段，擴大戰果”。然而，命令下達后，山東內部的意見并不統一。朱瑞認為八路軍與日軍已經處于相持狀態，此時打一場大仗完全可行；但羅榮桓則認為山東八路軍處于劣勢階段，應該養精蓄銳，尚未成熟參加百團大戰。最終，由于種種原因，山東部隊并未參與這次戰役。

第二件事發生在這一年的7月和8月。朱瑞感到抗日戰爭形勢一片大好，因此在山東連續舉辦了幾場工人、農民、青年、婦女以及文化界的代表大會，聲勢浩大。然而，羅榮桓對這種做法并不認同。他認為，敵后抗戰應更加注重深入群眾、建設根據地，而不應過于張揚。因此，他沒有參加這些會議。

事情并未就此結束。兩個月后，115師在桃峪召開了一次高級干部會議。朱瑞出席了會議，并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的發言內容如下：

“115師在衛生工作之外并沒有顯著進展，要想取得進步，就必須有人在前面引導，后面推動。”

沒有進展，這意味著115師對抗日的態度過于保守，不愿打仗，也不愿開會。朱瑞看問題直截了當，作為首長批評部隊是他的職責所在，但他當眾這樣說，還拿山東縱隊的優異戰績作比較，115師的干部們自然感到委屈。尤其是師長陳光，他出了名的誰都不服，聽到這些話立即反駁，最終與朱瑞不歡而散。

看到大方向上的意見不斷分歧，夾在朱、陳兩人之間的羅榮桓感到非常焦慮，他擔心山東縱隊和115師辛苦建立的溝通會付諸東流。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他最終堅定地決定向毛主席遞交辭呈，并提出了建議：

“為統一山東的軍事和政治領導并加強115師，建議任命第一縱隊的徐向前、朱瑞兼任115師師長和政委，陳光同志擔任副師長，蕭華擔任政治部主任。”

同日，朱瑞也向延安匯報了桃峪會議的情況，認為115師在整頓軍隊和建設根據地方面存在落后和松懈的現象，并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由于陳、羅感覺難以全盤掌控，建議將統一指揮山縱的責任移交他人。

（二）關于115師對山縱的協助安排將另行討論，山縱的基本原則是自力更生。

（三）最好讓陳和羅休養。

兩份電報的核心觀點相同，均建議完全統一山東的指揮機構。然而，羅榮桓主張的是讓，而朱瑞則傾向于爭。從動機上看，兩人都無私公正，純粹是為了公事。但由于各自的經歷不同，對戰局的理解也有差異，因而在具體方式上出現了分歧。

毛主席面臨著一個新的選擇題。

四、將軍與宰相的和解

毛主席給羅榮桓的電報是這樣寫的：

指出你們部隊中的錯誤是正確的，現已開始糾正，以后應注意繼續檢查。同時，115師取得了巨大成就，你們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應當安心工作。目前，沒有提出學習問題的必要。

這句話有兩層含義：首先，115師確實存在朱瑞所指出的問題；其次，有問題就解決，還不至于需要辭職。

毛主席不偏不倚，從中調解，說了句公道話，使得局勢暫時緩和下來。其實，這本來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看法不同而已，大家把話說明白了，自然就好解決了。接下來，按照正常的發展情況，山東的指揮班子也會逐漸磨合好。

雖然內部剛剛平靜下來，但外部卻出現了新的問題。

1941年，日軍在山東展開了瘋狂的掃蕩，使得山東抗戰進入了最為艱難的時期。在持續了50多天的激烈戰斗中，山東縱隊的指揮機構被徹底摧毀。朱瑞的妻子陳若克因懷有超過8個月的身孕，行動受到限制，不幸被日軍俘獲。幾個月后，堅貞不屈的陳若克和剛出生的女兒一起，在沂河岸邊雙雙遇難。

這一仗，115師的表現同樣不佳，部隊缺乏主動性，行動松散，任何事情都需要開會討論，既浪費時間又無法解決問題，難以與友軍協同作戰，指揮和組織方面也存在問題。

經過反復考慮，羅榮桓最終決定再次向毛主席提出建議：對山東的指揮進行統一，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徹底改變部隊作風，推進精兵簡政。

這一次，毛主席高度重視此事，派遣特使前往山東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深入調查，最終堅定決心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實行一元化領導。

因此，毛主席采取了兩項行動，并更換了兩位重要將領。

首先，軍隊進行了統一整編，成立了山東軍區，任命黎玉為第115師及軍區副政委。羅榮桓擔任軍區司令員、政委兼代理師長。黎玉、羅榮桓和朱瑞三人共同負責軍區管理，其中朱瑞擔任書記。同時，陳光被調往延安學習。

其次是推動全局一元化。1943年8月1日，毛主席致電山東，要求朱瑞前往延安出席計劃于年底召開的七大會議。9月，正式任命羅榮桓為書記，全面負責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各項工作。

另外，原山東軍區下屬的各旅、各支隊及115師的番號全部被撤銷，所有部隊統一整編為13個主力團。加上各地方武裝，山東部隊總人數超過10萬。

經過四年的曲折歷程，山東八路軍終于實現了統一管理。

在羅榮桓的領導下，山東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至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山東軍區的正規部隊已達27萬，占我軍總數的四分之一，地方武裝也擴展到50多萬人，革命群眾多達2700多萬，成為全國最大的根據地。

毛主席在評價山東成就時，曾說過一句話：

“僅憑一個羅榮桓，就使得整個局面生動起來！”

巧合的是，解放戰爭爆發后，羅榮桓、陳光和朱瑞在東北戰場上再次重逢。羅榮桓負責全局協調，朱瑞專注于炮兵研究，陳光則掌握軍旅指揮。三人緊密協作，情誼依舊如故，這段經歷成為了一段美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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