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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宣帝曾給當時還是太子的漢元帝講過：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漢元帝劉奭（shì）在做太子的時候，個性比較柔和仁道，特別信仰儒教的仁政學說。漢王朝自漢武帝以來，一直打著尊儒的旗號，但是劉奭卻發現，自己的父親（漢宣帝）劉詢真正信任、使用的一些官吏，卻多是所謂的“文法吏”。 來為大家解釋一下“文法”二字的含義，這個“法”，并不是普通人所以為的“成文法”，像《漢謨拉比法典》那樣雕刻在石柱上，亦不是“公開法”，廣而告之讓大家知曉勿犯的那種。這個“法”，它的核心準則就是一條，即維護皇帝以鐵血統治天下、不許任何人反抗。 我們今天知曉楊惲，往往是因為他的一封《報孫會宗書》，緣起于被免職歸鄉的楊惲在老家大修宅院，楊惲本意可能是“既然我不做官了，回鄉下住個好房子，也不犯法吧？”此時孫會宗便寫信給他，說你是被彈劾免職的人，不管內心怎么想，現在就應該閉門思過才對。 結果，楊惲不但不接受，還專門寫下《報孫會宗書》加以反駁，這篇文被后世評價“文氣豪蕩”“筆陣酷類其外祖（即司馬遷）”，只是可惜因“辭氣怨激”被人捉住把柄，拿去向皇帝告發。 這皇帝，正是漢宣帝。而結果，就是楊惲被處以極刑。 
楊惲的案子，如果說多少還有點罪狀，那么司隸校尉蓋寬饒的死就更令人嘆息了。這個人的名字，今人已然很少有知曉的，但若是介紹他，只說兩件事便也夠了，第一是他辦案子時，一些百姓向他報告貪官污吏的內情，按照規定，官府是不給獎勵的，但事實上這些百姓的舉動確實幫助了查案，也為國家查貪官貢獻了一份力量。于是蓋寬饒就拿出自己俸祿的一半份額，專門用來補貼這些百姓。第二則是他的兒子，他沒有為兒子謀取一官半職，而是把兒子送去了北方邊疆鍛煉。 然而就是這么一個高風亮節的好官，因為漢宣帝任用宦官，上書進言說了幾句皇帝不愛聽的話，立即就被抓捕交給有司嚴辦，最終蓋寬饒不甘受辱，拔出身上所帶佩刀，在北闕（宮殿北面的門樓）之下自盡。 也正是因為連續發生了這兩起案件，讀儒經多年的太子劉奭終于忍不住，跑來見皇帝老爹，向老爹提了這么一條建議：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也就是說，老爹你信任的那些人都是些拿法律迫害善良正直的人以謀取私利之流，你應該多用講儒道仁政的人做官才對啊！ 也就是在這樣的時刻，漢宣帝回復了文章開頭的這句話：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即我們漢王朝有自己的制度，本來就是糅合霸道、王道，怎么可以單純地只講以德服人，像周天子那樣沒用呢？ 
要知道，劉奭是漢宣帝當年和發妻許平君所生的兒子，許平君當年被霍光家族害死——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劉奭很可能沒多久就被廢了。 劉奭在這個時候是有強勁競爭者的，那就是漢宣帝和最寵愛的張婕妤所生的淮陽王劉欽，劉欽和父親在使用“霸道”這個領域的認識頗為一致，所以漢宣帝常說：“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 
然而如果拋棄皇子爭寵這個因素，漢宣帝的“霸道”究竟是什么呢？為什么他堅持認為，做皇帝一定要把“霸道”和“王道”糅合起來用才行呢？ 首先，我們要看看，到底什么是霸道呢。 霸道，就是指一個君主，憑借強勢的武力、刑罰、權勢等因素，對臣下進行打壓甚至殺戮，以達到懾服四方民眾的目的。 歷史上，秦以武力合并六國完成大一統，這就是最早的霸道。 戰亂平息，四方百姓都渴望休養生息，但秦始皇不但不與民休息，反而狂征暴斂，終于激起民變，這是“單用霸道”的惡果。 漢朝皇帝，尤其是從漢武帝開始，在內心深處渴望自己也能像當年的秦始皇一樣，可是漢朝皇帝不敢這么做，因為歷史教訓告訴他們，如果跟秦始皇一樣為所欲為，漢朝就會很快步入滅亡的老路。 也因為這個緣故，漢朝最初任用道家，武帝以后任用儒家，不論是道是儒，都可以讓百姓的日子過得更好，這就是“王道”。 兩者皆施，則是封建帝王常用的“霸王雜用”，或“內霸外王”。 漢宣帝出生才幾個月，爺爺（戾太子劉據）和兩個哥哥都被迫自盡或遇害，奶奶、父親、母親、姑姑全部被殺，只留下他這個襁褓中的嬰兒，在一座臨時設置的監獄里逃過一劫。 那個時候，多虧追查此案的大臣丙吉可憐這個嬰兒，偷偷地找來兩個女囚給他喂奶，撫養他慢慢長大，而因為這個嬰兒體弱多病，特地為他取了“病已”這個名字，以此祈求健康。 稍后，皇帝的使者來到監獄，要把劉病己帶走處死，關鍵時刻丙吉緊閉大門，告訴使者：
“普通人都不能無辜被殺，何況皇上的親曾孫呢！”
如此抗拒到天明，漢武帝突然醒悟，嘆息一聲說此天意也。劉病已這條小命，終于得以保全。 如此一直到漢武帝駕崩前夕，才留下一道旨意，將劉病已錄入皇家宗譜，也就是說，得到了皇室血統的認可。 雖然如此，劉病已依舊很落魄，甚至在長大之后，根本沒有名門貴女愿意嫁給他，最終還是暴室嗇夫（曬衣房主管）的女兒，原本準備出嫁的郎君突然死了，于是臨時變卦（事實上大家都懂的，出這種事很不吉利，這個女孩子被認為克夫），最終嫁給了劉病已。 本來，劉病已的一生也就這樣了，偏偏漢昭帝早死，劉賀又“荒淫無行，失帝王禮宜，亂漢制度”，二十七天就被廢除，于是陰差陽錯，早已流落民間的劉病已居然被引入宮廷，一下子從無人問津的野小子，成為英明睿智的大漢天子。  
所以可以這么說，漢宣帝劉病已，是史上極為罕見的來自民間卻不是開國之君的皇帝。正因如此，從公元前74年登基開始，劉病已這個皇帝，是在權臣霍光注視下的皇帝。 為了證明自己的賢明，更為了取悅霍光，哪怕是妻子即當時的皇后許平君不明不白地死去，劉病已都不敢做什么，只能繼續裝作不受任何影響地認真上好皇帝這個班。 
公元前68年霍光死后，劉病已親政，卻依舊表現出對霍家的無限尊重及信任，如此一直到公元前66年，平定霍氏謀反。 在這以后，劉病已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表現得像一個完美皇帝。問民疾苦，降低鹽價，賜天下吏民以爵、牛、酒、帛……甚至為讓百姓避諱更容易，他還給自己改名叫劉詢。 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既然當皇帝了，就不能只有“王道”，不能光展示仁慈的一面，他必須還得有“霸道”，即讓人害怕的一面。譬如說，他要給漢武帝（也就是當年差點殺掉他的曾祖父）抬高規格，理由是漢武帝“躬行仁義”又“威武迅猛”，開拓了邊疆，懾服了蠻夷，萬國臣服，這樣的功績難道不該搞個尊號、配個廟樂？結果有臣子表示異議，那就是夏侯勝，他認為： “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按理說，皇帝有言在先，曾鼓勵臣民直言諫議，既然如此，就算夏侯說得不對，至少也沒罪吧？可結果，夏侯勝因為“非議詔書，毀先帝”， 被定性為“大逆不道”，被捕入獄（不過關了兩年后就被赦免，重新出來做官）。顯然，對持不同意見者的這種處理，就是一種“霸道”。而所謂“霸道”說到底，其實就是皇帝要把核心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西漢初期蕭何、曹參時代，這個權力其實是在身為丞相的蕭、曹手中。一直到了文景之治，丞相的權力依舊很大。西漢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霸道皇帝”，就是漢武帝，正是劉徹一步步剝奪了丞相的權力。
而到了漢宣帝這一代，“霸道”的含義，則是連文官丞相都不再信任，他信誰呢？就是宦官。漢宣帝用了兩個宦官，一個叫弘恭，擔任中書令；一個叫石顯，擔任中書仆射。 中書令這個職位，在皇帝勤政時就是一個費心費力的苦差事；可是一旦皇帝有心放權，就有機會一步變成“炙手可熱勢絕倫”的權臣。事實就是：在漢宣帝晚年，“以霸王道雜之”這個看似了不起的治理方法，其實就是皇帝不信任文官，而信任宦官，在這里就是中書令弘恭和中書仆射石顯。 那弘恭和石顯又怎樣呢？ 前文所講的蓋寬饒，就是因為反對任用這兩個宦官，而慷慨赴死。漢宣帝死后，漢元帝初年，也正是弘恭和石顯聯手，逼死了皇帝最器重的師傅儒臣蕭望之。再往后，皇帝更是大權旁落，朝廷事無大小，都由石顯處理，于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無不畏懼他。而這就是漢宣帝當年不信任文官的惡果。 自然，儒家這邊，對于漢宣帝的“霸王道雜之”，特別是漢宣帝晚期重用宦官以至于后來出現的“宦官專權”，也采取了毫不客氣地反擊。這種反擊，通常是采取“用外戚”這個方法來實現。 而結果，便是王莽時代的來臨。公元前48年，漢宣帝病逝于未央宮。僅僅四十年后，王莽開始執政。漢宣帝的“霸王道雜之”，便把自家王朝的大權，交到了權臣王莽手中。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歡迎讀者轉發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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