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長治二中老校長陶許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盡快縮小長治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與先進地區的差距，從京津滬粵等文化發達地區陸續調入了多批知識分子。其中，第一批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調入的。這批知識分子包括長治市政府派員到京津滬粵等文化發達地區通過考試招收的、各大學畢業分配來的、從部隊轉業的和1958年后被劃為“右派分子”下放來的幾部分。如：晉東南師專（今長治學院）的劉祖堯（東北大學副教授，長春）、儲仲君（華東師大畢業，上海）、宋謀瑒（湖南大學畢業，中央軍委《戰斗》雜志編輯）、賈純（燕京大學畢業，北京商學院）、吳光燦（燕京大學畢業，上海），長治一中的鮑石田（燕京大學畢業，《中國青年》雜志社理論組長）、高才生（炮兵高級教官，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潞安中學的李固陽（清華大學畢業，北京），文補校的劉星甫（鐵道兵教官，北京）、姚琨田（復旦大學畢業，北京，原廖承志秘書），長治二中的陳封雄（燕京大學畢業，原《人民日報》記者，陳寅恪侄子）、劉有聲（復旦大學畢業，原《人民畫報》主編）、陶訏先生（南京大學肄業，鐵道兵某軍司令部教官）、何浩（廣西軍校畢業，廣西）、陸欽橋（東吳大學畢業，蘇州）、李錫光（中山大學畢業，廣州）、王厚德（南京財經大學畢業，長沙）等等。

原長治市教育局局長、文教部長、長治二中原黨委書記趙連中曾說：“這批人對長治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拓荒的作用，他們的到來，使長治的教育質量一下子上了幾個臺階。”

陶訏先生，就是這批文化薪火傳播者中的中堅人物。

少年的文化熏陶

先來說一說“訏”字怎么讀。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第1477頁，讀“xū”，意思是“大”或者廣大的樣子。《爾雅·釋詁上》：“訏，大也?！薄墩滞ㄑ圆俊罚骸坝?，地廣衍也。”由此可以推知，當初陶先生的父母給他起這個名字，應該是希望他在以后的人生中前途無量、氣度廣闊、格局宏遠。

陶訏先生是北京人， 1923年生于北京菜市口丞相胡同，祖籍是河南封丘。丞相胡同的南側是紹興會館，魯迅曾閉門苦讀古籍、野史十年，深入反思整個中國文化奧秘。東側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宣傳五四新文化的號角之一——《晨報》編輯部。陶家的緊鄰是名揚中外的國畫大師齊白石的宅第，孩童時期的陶訏先生一定經常到齊白石家玩耍，目睹過中外文化名人與齊白石的交往和白石老人固執、節儉的諸多軼聞趣事。1932年，陶訏先生9歲時，隨父母搬到了北京和平門西側西河沿176號樓。該樓的后窗正對著北師大操場，魯迅于1932年11月27日在此給北師大師生發表著名演講《再論“第三種人”》。陶訏先生曾趴在后窗戶上看到身穿長袍、瘦弱低矮，正在揮臂演講的魯迅先生。

當時小康的家境給陶訏先生提供了較好的上學、讀書條件。在中小學讀書期間，他廣泛閱讀了大量古今中外經典名著和宋元明清以來浩如煙海的武俠小說及其他三教九流之類的雜書，這為他后來的教書、治學打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其中，陶訏先生特別愛讀周作人“沖淡平和”、底蘊悠遠的文化散文，一度曾對洋洋24本“知堂散文”那娓娓道來、不露痕跡的敘述方式癡迷到廢寢忘食的地步。他曾說自己的寫作一直到老年猶不時流露出“知堂痕跡”。但當抗戰時期周作人任汪偽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后，正讀初中的陶訏先生馬上譴責周作人：“你的附逆投敵，將你在我心中建立的美好形象轟塌了?！敝茏魅诉€給這個才14歲的初中學生陶訏先生回了一信，題頭稱陶訏先生是“陶君”，信中為自己辯白說“世間事本無所謂對錯的”云云。

名字的來源

在北京生活的這十幾年，六百年古都厚重的人文傳統、五四運動的狂飆突進精神和北京各大學府的濃厚文化氣息，在青少年時代的陶訏先生心中形成了厚實的中外文化思想積淀。據熟識他的老同學回憶：“陶訏先生是個額頭寬大、聰明活潑，讀書多而雜，常發超凡脫俗、驚世駭俗之論的學生。”

家庭的變故使陶訏先生的人生道路發生了意外轉折——當他高中畢業順利考入中央大學（后南京大學）就讀不到一年時，父親的去世使他失去了繼續讀書的經濟支持，而且他還得掙錢養活母親、弟弟等家人，因而陶訏先生不得不離開中央大學，考入中央銀行蘇州分行當見習生。在銀行見習期間，早年的文學熏陶，使陶訏先生并未放棄對人文科學和文學的愛好。1943年，當時的青年作家徐訏的《風蕭蕭》在重慶《掃蕩報》連載，國內文壇一時掀起一股“徐訏風”。 陶訏先生對書中主人公白蘋對中華民族和傳統道德的忠貞極為贊賞，對徐訏的文學才華更是欽佩不已，因而他改名為“陶訏”。

從編輯到軍官

陶訏先生經常給上海、南京、蘇州一帶的報刊投稿。著名作家蕭乾先生當時經常發表政論文章，陶訏先生曾發文與蕭乾先生討論諸多問題，深得蕭乾先生贊賞。后來蕭乾先生將他的這批政論文章結集為《紅毛長談》出版，該書收入了陶訏先生與蕭乾討論的雜文《法治與人治》。陶訏先生在文中議論道：“奢談民主是遠遠不夠的，民主社會必須建立在消滅專制，建立法制的基礎上?！碧沼捪壬谖膲幕钴S使得他在滬寧蘇錫常一帶小有文名，因而先后被《大公報》《南京晚報》錄用為編輯。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一貫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權、期盼民主自由新中國的陶訏先生立即報名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部隊，旋即被選拔為鐵道兵某軍司令部的文化教員，教那些雖戰功卓著卻沒有或稍有文化知識的師團首長們學習文化知識。從陶訏先生珍藏的自己當年身著戎裝的老照片可看出，他那時是個英姿勃發的青年軍官。

命運轉折從事教育事業

幾年后又一次改變了陶訏先生的人生軌跡，并注定了他后來人生道路的多蹇——陶訏先生在《南京晚報》工作時，除他一人外，其他同事在“三反”運動中被查出，不是中統成員就是中統外圍組織成員。雖然他本人與中統沒有任何關系，也不知道那些同事的背景，但在當時的政治風氣下，軍隊無法留他繼續工作，于是1954年陶訏先生被迫轉業，從花團錦簇的六朝古都來到貧瘠蕭索的太行山區，被分配到才建校兩年的長治二中（原山西省立四中）任語文教師。

陶訏先生雖非師范科班出身，也沒讀完大學，但他卻有不少科班出身的教師少有的過人之處：

1.手不釋卷

盡管陶訏先生生活儉樸，家居簡陋，但他幾十年來讀書不倦，藏書極多。他的書柜里滿滿當當都是書：“四書”“五經”《史記》《資治通鑒》《世界通史》《中國通史》《辭?！贰掇o源》《魏晉南北朝史》《清史稿》《東周列國志》《隋唐演義》《說岳全傳》《魯迅全集》《魯迅詩歌注》《魯迅書法集》《淪陷區小說集》《徐霞客游記》《知堂文集》《金圣嘆評點水滸》《莎士比亞全集》《金庸武俠小說全集》《梁羽生武俠小說全集》《聊齋志異》《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金瓶梅》……真可謂擁書百城，無奇不有。在他家里，書桌上、床頭、飯桌旁、沙發邊，到處都擺著書。工作之余，他總是在捧書研讀，提筆評點，還不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時時陶醉在“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的境界中。

2.讀書廣博

陶訏先生不僅研讀古今中外經典名著，還廣泛涉獵魯迅先生所說的各種“野史”和他所能收集到的三教九流式的各類雜書。日日捧讀幾十年，造就了其知識的淵博。一些大學教授、中學名師、作家、記者遇到疑難問題，經常求教于陶訏先生，曾長期與陶訏先生有書信往來，經常與他探討清史諸多問題的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著名清史專家俞炳坤先生曾說：“陶訏先生學識淵博，才思敏捷，令我受益良多。”曾經常與他商討中國古典文學生僻問題的長治學院著名教授儲仲君、宋謀瑒曾稱道：“在長治這樣相對比較閉塞的地方，能有陶訏先生這樣學識淵博、記憶力驚人的學者真是難得?！?/p>

3.熱心教育

如果說長治有幸有陶訏先生這位學者進入教育事業，可能客觀上得益于那個特殊時代使這樣有“政治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難覓其他出路。 

陶訏先生在當時長治二中的老師中可謂富翁：他當時未婚單身，一人一月80多元工資（按物價比，大約相當于現在的一萬余元），但他往往是不到發工資那天，錢袋就空空如也。原因是：當時的學生大多家庭貧困，往往困難到吃不飽飯的地步。陶訏先生本來就一貫好煙嗜酒，視金錢為身外之物，疏財仗義。再加上他看到學生有困難，常常資助學生渡過難關。因而，也難怪他錢袋經常告罄，衣著家居簡陋到不能再簡陋的地步。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長治二中學生經常能看到衣衫破舊的權威教師——“陶老師”在校園中翩然而過。僅從這一點就可以說，陶訏先生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真正獻身教育事業、一心一意為學生服務的人。長治二中，20世紀60年代曾流傳過這樣的笑話：校黨委書記趙連中看到陶訏先生數九寒天沒有厚被子御寒，就動員眾人“救濟”陶訏先生。有人說：“這都是因為陶老師自己不擅理財，他又不困難！”趙書記說：“特殊人才要特殊對待嘛！”

陶訏先生教過的學生成千上萬，特別是其中有文科特長的一些學生與他建立了終生的師生深情。如李玉臻（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省高院院長）、苗挺（北師大畢業，原長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馬山明（北京大學畢業，原山西省政協《山西統一戰線》主編）、程秀龍（山西大學畢業，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常寶蘭（山西大學畢業，原新華社香港分社高級記者）、趙善讀（山西大學畢業，原長治市委政研室主任）、胡秉孝（北方交通大學畢業，原烏魯木齊鐵路局副總工程師）、董智志（原長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長治日報》社社長）、李仁和（原長治學院中文系主任、《長治學報》主編）等。這些學生都受陶訏先生教育多年，陶訏先生在他們心中播下的文化種子為他們后來為國為民所做貢獻起到了奠基作用。也正因為如此，這批學生至今說起“陶老師”猶懷念不已。

4.出口成章

教書主要是一種以口傳授德行、知識的職業，具有極佳口才是教師的職業所需和可貴特長。陶訏先生恰巧具備這一特長。他一是得地利之便，底色語言一口京腔；二是積多年教學之功，他的口語更修煉得簡練標準；三是仰承北京當地語言文化熏陶，幽默風趣；因而他能在毫不經意間，引人發笑。加之他幾十年潛心教學、沉迷寫作，更使他能在傳道授業解惑時，自由瀟灑、游刃有余、信口道來，使學生在不知不覺的愉悅中接收知識營養。

5.筆耕不輟

講授語文課的教師如果自己不經常提筆為文，很難體會到寫作的甘苦。也可以說，不擅寫作是我國近幾十年來中學語文教師的一個軟肋。而陶訏先生的又一個突出之處恰恰是他繼承了曾經當過中小學教師的魯迅、聞一多、朱自清、葉圣陶、老舍、趙樹理等老一代教師的優秀傳統，從少年時期到耄耋之年，從來沒有間斷過寫作。而且他的寫作體裁從不局限于某個領域、某一專業，報告、講話、總結、講稿、雜文、論文、散文、詩歌、日記等等，無不涉獵。因此，陶訏先生的文章熔諸家為一爐，經多年錘煉，可謂爐火純青、獨具一格。讀過他作品的人無不佩服文章的語言精練、幽默風趣、飄逸靈動、寓意深刻。

6.成就卓著

陶訏先生對教育事業忠誠，才華過人，在世時一直擔任長治二中高三畢業班語文教師和語文教研組組長，此外還擔任過長治市教育局教研室負責人、長治二中副校長等職務。在他擔任語文教研組組長期間，長治二中語文組1959年7月獲晉東南地區標兵教研組稱號，1960年3月獲“山西省先進教研組稱號”，他本人獲山西省政府頒發的獎章。

陶訏先生一生出于治學愛好，在教學之余發表過數十篇關于地域文化、武俠文化研究的論文；出于批判社會丑相的動機，他還撰寫過數十篇匕首投槍式的雜文。盡管這些文章僅僅是散見于地方報刊，并沒有造就他顯赫的“作家”名聲；而且因財力匱乏，也未全部收入他晚年結集出版的自選集《珍帚集》。但這些短文終將會在上黨文化史上留下它們遮掩不住的光輝。

陶訏先生從1954年起，在長治傳播文化、躬耕桃李近60年，對提高長治的文化品位、拓展長治的文化內涵，提高長治的教育質量，起到了薪火相傳的先行者的作用，長治應當銘記陶先生的功績，在長治文化的豐碑上應該有陶先生濃重的一筆。

（作者系北京華樾教育研究院 圖書質檢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