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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他以狀元的身份下海經商，轟動全國，在他的苦心經營下，一生創(chuàng)辦了100多家企業(yè)、400多所學校，被譽為近代中國第一實業(yè)家。他就是號稱南通之父的狀元實業(yè)家張謇。在近代中國歷史的宏大敘事中，張謇是一以獨特的人生軌跡，在時代的浪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從科舉狀元到實業(yè)巨擘，張謇的一生，不僅是個人奮斗的傳奇，更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化探索史，映射出一個時代的風云變幻與民族的覺醒抗爭。  1853年7月1日，張謇出生于江蘇省海門常樂鎮(zhèn)一個富農兼商人家庭，小名長泰 ，家中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海門民間稱他為“四先生”。張謇自幼聰慧，展現出過人的學習天賦。四歲時，便能熟讀背誦父親教授的《千字文》。1857年，張謇進入海門邱畏之先生的書塾，開啟了儒家正統的蒙學教育，邱畏之為其起名吳起元。此后，張謇在學業(yè)上突飛猛進，十一歲至十五歲期間，已將《三字經》《百家姓》、四書五經、《爾雅》《禮記》等傳統儒家典籍爛熟于心。1864年，父親請來西亭宋郊祁先生為張謇制定專門的學習計劃，張謇的學業(yè)更上一層樓。1866年，張謇不僅能作八韻詩，制藝方面也可成篇。同年，宋郊祁去世后，張謇被送至西亭宋家的宋琳處讀書，學習《禮》《春秋左傳》《儀禮》《周禮》《綱鑒易知錄》等內容，為他日后的科舉之路和思想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然而，張謇的科舉之路并非一帆風順。按照當時的科舉制度，“冷籍”子弟錄取難度較大，在兩宋先生的建議下，張謇父親同意他冒如皋籍參加考試。1868年，張謇冒用如皋籍張姓人士姓名，在院試中取中第26名附學生員，獲得秀才稱號，卻因此陷入被如皋張家敲詐勒索的困境。如皋張家反復敲詐多年，致使張謇原本殷實的家庭日漸困苦，后又將張謇冒籍之事告到衙門。所幸通州知州孫云錦、江蘇學政彭久余欣賞張謇的才華且同情他的遭遇，在他們的幫助下，1873年張謇才“改籍歸宗”，擺脫了這場長達五年的噩夢。  1874年，孫云錦調任江寧發(fā)審局，邀請張謇任書記，張謇由此開啟了他的幕僚生涯。期間，他隨孫云錦查勘漁濱河積壓訟案，在江寧結交名師益友。1875年，為躲避官場同僚排擠，張謇借住惜陰書院讀書。1876年，經孫云錦推薦，張謇前往浦口入淮軍“慶字營”幕任文書，與袁世凱共同參與軍事機要決策。在慶軍期間，張謇多次參加鄉(xiāng)試均遭失敗，但他的才華和見識得到了進一步的磨礪。1880年，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張謇隨其入京覲見，后移駐登州黃縣防備日本。1882年，朝鮮發(fā)生“壬午兵變”，張謇隨慶軍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多篇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先后禮聘他入幕，均被婉拒。1884年，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鄉(xiāng)讀書，準備應試。 1885年，張謇參加順天鄉(xiāng)試中舉人，此后十年間，四次赴京會試均失敗。備考期間，他在家鄉(xiāng)興蠶桑，并掌教于江蘇贛榆選青書院和崇明瀛州書院。1894年，張謇再度赴京參加會試，終于高中狀元，被光緒帝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然而，此時的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同年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清軍戰(zhàn)敗，張謇上書痛劾李鴻章“主和誤國”“戰(zhàn)不備”“敗和局”。不久，因父親去世，張謇循例離京回籍丁憂。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命張謇辦理通海團練，以應對海防危機。在五個月的時間里，張謇為江防工作付出大量精力，親自起草相關文件，提出一系列主張和辦法。但隨著清政府在中日戰(zhàn)爭中落敗并簽訂《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張謇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開始探索救國救民的新道路。甲午戰(zhàn)敗的慘痛現實，使張謇深刻認識到“實業(yè)救國”的緊迫性。1895年冬，在張之洞的委派下，張謇開始籌辦大生紗廠，邁出了他實業(yè)救國的第一步。大生紗廠的創(chuàng)辦之路充滿艱辛，計劃招募商股60萬兩，但近一年過去，響應者寥寥無幾。后來，張之洞為湖北南紗局訂購的“官機”轉到南洋商務局，張謇爭取到將此“官機”作價50萬兩入股大生紗廠，另招商股50萬兩，改為官商合辦。然而，商股招募依舊困難重重。1897年，經過多次協商，“官機”以“紳領商辦”的形式，由盛宣懷和張謇“合領分辦”，大生紗廠另募商股25萬兩，合計50萬兩，才得以艱難開辦。  大生紗廠剛投產時，原始資本44.51萬兩，紗錠2.04萬枚。面對資金緊張、技術落后、市場競爭激烈等諸多困難，張謇充分利用通州地區(qū)產棉高、銷紗多、運費低、工資廉等有利條件，精打細算，苦心經營。他采取“盡花紡紗，賣紗收花”的策略，在幾乎沒有流動資金的情況下，硬是把紗廠堅持了下來。幸運的是，當時正值土紗受排擠，機紗供不應求、價格上漲，張謇生產出的“魁星”商標機紗，銷路大好，開車當年紗廠即盈利5萬兩，張謇由此掘得“第一桶金”。此后，大生紗廠不斷發(fā)展壯大，1904年，張謇利用盈余和續(xù)招新股，增加資本63萬兩，增加紗錠2.04萬枚。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zhèn)辦了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 。以大生紗廠為軸心，張謇逐步打造出一個龐大的近代產業(yè)集團。從1901年到1907年，他先后創(chuàng)立了十九個企業(yè)單位，涵蓋油廠、面廠、蠶桑公司、印書局、鐵廠、釀造公司、輪船公司、水利公司等多個領域，這些企業(yè)大多直接或間接為大生紗廠服務，或者憑借大生紗廠獲取利潤。此外，張謇還在外地參加投資創(chuàng)辦了眾多企業(yè)，活動范圍相當廣泛。 在大力發(fā)展實業(yè)的同時，張謇深刻認識到教育對于國家富強的重要性，提出“實業(yè)與教育迭相為用”的思想。1902年8月，他利用在大生紗廠歷年積累未支的個人薪俸2萬余兩白銀，再加上四方籌集的資金，于1903年4月27日創(chuàng)辦了我國近代第一所獨立設置的私立師范學校——通州師范學校。此后，張謇將他在大生紗廠中的全部工資與部分紅利捐作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經費。據統計，他一生在南通教育上的投資達257萬兩白銀。到1924年，他在南通地區(qū)共創(chuàng)辦小學370余所、中等學校6所、高等學校3所，初步形成了以基礎教育和農、工、商、科技為中心，包括學前、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內的較為完整的近代教育體系，為中國培養(yǎng)了大量人才，推動了中國教育的近代化進程。  1903年，張謇訪問考察日本，親眼目睹了君主立憲政治給日本帶來的好處，回國后正式形成君主立憲思想并投身立憲運動。他與多位地方要人商量立憲事宜，刊刻有關君主立憲的著作，并通過私人關系將相關書籍送入皇宮。作為國內立憲派領袖，張謇多年來為君主立憲奔走呼號，祈望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在保全皇位的前提下，將皇權分離一部分出來，仿效日本及西方國家，設立國會，大力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然而，隨著國內形勢的發(fā)展，張謇對革命的態(tài)度也逐漸發(fā)生轉變。辛亥革命后，他轉向共和，被南京臨時政府任為實業(yè)總長，不久后辭職。此后，他與章太炎等人成立統一黨，擁護袁世凱。1913年，張謇應袁世凱邀請擔任北洋政府農林工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在任期間，他積極推行經濟改革，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建設和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1915年，袁世凱密謀推行帝制，張謇憤然辭職，回鄉(xiāng)繼續(xù)投身文教、實業(yè)建設。 晚年的張謇，依然為南通的發(fā)展和社會公益事業(yè)不懈努力。他周旋于各路軍閥之間，出任揚州運河督辦等閑職，試圖為地方爭取更多的發(fā)展機會。然而，隨著國內局勢的日益動蕩和經濟環(huán)境的惡化，張謇的實業(yè)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zhàn)。1922年起，大生企業(yè)陷入嚴重危機，加上南通連年災歉，張謇的事業(yè)遭受重創(chuàng)。為了維系地方慈善事業(yè)，他不得不通過寫字義賣來獲得善款。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歲，結束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  張謇的一生，是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而不懈奮斗的一生。他以狀元之尊，毅然投身實業(yè)和教育，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成為中國歷史上狀元下海的第一人。他所開創(chuàng)的“南通模式”，是中國工業(yè)和城市發(fā)展的有益嘗試，為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創(chuàng)辦的一系列實業(yè)、教育、社會公益和市政設施，推動了社會大眾的現代化意識發(fā)展。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評價他：“張季直先生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多年的開路先鋒，養(yǎng)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 張謇的精神和貢獻，至今仍激勵著后人在追求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奮勇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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