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喬治·雅克·丹東和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中是同一戰壕的同志和戰友，他們為自由和民主并肩作戰。然而不久后，丹東被羅伯斯庇爾領導的法治國家處死，理由是丹東觸犯了他們浴血奮戰得來的自由民主新倫理。 這是真的嗎？聽起來太荒謬了，難道丹東是自己的掘墓人？他故意給自己挖坑嗎？他明明也崇尚人民公意的自由，怎么最終又被代表這種自由的革命法庭處死了呢？是丹東變了還是自由變了？ 事情的起因是革命后的丹東，不是與同伙發犬儒主義的牢騷，就是經常與妓女調情，說下流話，一個主張高尚的、絕對道德的新國家不容許這些行為存在。 這個新國家是丹東和羅伯斯庇爾們用戰爭得來的，是人民的國家，是自由和民主的載體。羅伯斯庇爾認為這個自由以人民道德的公意為準則，法律保障的是人民公意的自由，不是個人生活想象的自由。 問題是，這個人民與個人是什么關系呢？人民不應該是由一個個個人組成的嗎？但人民公意肯定不是個體意志的簡單相加，那么，個體的價值偏好千差萬別，萬一與人民公意相沖突，豈不就得放棄自我意志？自我意志侵犯他人權利還好，自我意志無礙于他人，難道也得自我犧牲？這其中的判斷標準又是什么呢？   估計丹東也隱約感到了其中的詭異，有一天他在夕陽如血的光輝中突然說：看！那么多的血！塞納河在流血！流的血太多了！ 從丹東后來的言辭來看，這個流血不僅僅指為建立人民民主國家曾經流過的血，也指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后人民仍然在流的血，因為他說人民公意的自由專吃自己的孩子，是需要活人獻祭的羅馬食神。因此，他開始散布反自由反民主言論。 丹東的思想轉變與一位名叫瑪麗昂的妓女有關。“人民”的道德潔白無瑕，從這個角度，瑪麗昂的行為道德敗壞，她是社會渣滓。瑪麗昂的母親不高興了，瑪麗昂自己也認為，根據自己的感覺偏好去生活，本身就是道德行為。 于是，作為自由民主新倫理的“人民”公意道德與個體的生存感覺偏好杠上了，前者有消滅后者的權力和自由，羅伯斯庇爾就是這個權力和自由的化身，他要建立的是穿著華麗麗的道德長袍的國家，這個國家是人民公意的體現，人民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甚至拉什么都不能隨隨便便； 而丹東們要建立的卻是體現個體肉身曲線之美和丑的國家，這個國家允許粗俗、文雅，有教養和沒教養同在，每個人只要不損害別人，就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享受生活，不關國家什么事，總之，身體享樂本身沒有罪惡可言。 羅翔也曾說：很多人愛的是抽象的人，具體的人都是充滿汗臭味的。 眾所周知，人民公意的道德是有強制機關來保障的，誰要跟它作對，就把誰扔到監獄里去。 丹東覺得太可怕了，當抽象共同體（人民）的公意道德的自由高于個體感覺偏好的自由，個體生命就不再屬于自己，這就是專制，是道德專制，這樣，暴政也就不可避免了，而強制機關比如法庭便成了暴政的工具。   原來丹東和羅伯斯庇爾因為道德觀的不同導致各自對自由的理解不同，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國家觀念。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丹東和羅伯斯庇爾的不同思想竟然來自相同的基礎：他們都是從單純的生存感覺出發，都是為解決人的身體痛苦而行動。 然而，在克服痛苦的方法上，他們分道揚鑣了。 作為享樂道德的捍衛者，丹東以為，身體偶在的受損或受挫無須抱怨身體，順其自然地享樂，讓生存處于自然循環的節律，這樣就不會走到夸張痛苦，進而呼吁用外在的公義來解決這個痛苦的地步。 而羅伯斯庇爾的“道袍”國家，人為設定了“應然”的人民公意道德，非常積極自由地建立這種公意道德的社會制度來克服身體的痛苦。 這樣，就違背了丹東“任何一種感覺都沒有在道德意義上高于其它感覺的權利”，正如我不喜歡這朵花的感覺與你喜歡這朵花的感覺是平等的一樣。 問題到此也還好理解，因為丹東與羅伯斯庇爾都有自由感覺和思考的權利。 其中最大的謎團是，羅伯斯庇爾們滔滔雄辯地演說道：“革命……把人類的身體肢解，只是為了使他返老還童。人類……將生長出強健有力的肢體……”這的確很催人奮進參加革命，為了自由民主繼續戰斗。 可是，身體重新健碩后干什么呢？追隨羅伯斯庇爾的現代思想家馬爾庫塞說：為了性愛的自由享樂。    真是讓人大跌眼鏡，以為他們要去干什么經天緯地的事業，哪知說了半天，羅伯斯庇爾們回到瑪麗昂的道德水平，跟瑪麗昂的個體生存道德一致了。 原來羅伯斯庇爾與丹東的思想分歧僅在于返回自然人性的方式不同。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那些為了自由的革命流血盡是多余！ 但丹東反對以人民道德名義殺人的理由并非革命流血本身或它的殘忍，而是操革命屠刀的人與被殺的所謂“道德敗壞者”同樣都有身體，更令丹東不能接受的是，操革命屠刀的正當性仍然基于身體的感覺，并不是超越身體的什么“應然”。這相當于A殺了B，依據恰恰是B反對A 的理由。 這真是太荒謬了。 然而壓死丹東的最后一根稻草還不是這種荒謬，是丹東的另一個發現：他發現自己為之辯護的自然性身體不過是一團肉身物質。 正如在廁所這種污穢的地方看到自己最崇拜的老師也來大小便，學生心中原有的老師光輝形象崩塌一樣，丹東此時也絕望了，他不僅拒絕人民公意的積極自由，對之前竭力捍衛的，個體享樂的消極自由也絕望了。 身體這團肉身終將化為虛無，捍衛還有什么意義呢？ 跟尼采一樣， 丹東看了個透徹，甚至看到了現代性的未來：今天人們無論做什么都是用人的骨肉。這就是我們這一時代所受的詛咒，現在我的身體也要用進去了。  羅伯斯庇爾其實有意放他走，現在丹東卻要主動去死了，他生無可戀，覺得死于斷頭臺和死于熱病老朽沒什么區別，臨行前他從容地說：“……生命對我是一個負擔，誰要奪去，盡管讓他奪去好了……空虛不久將成為我的托身之所……” 丹東說要像走下一個女郎的床鋪，而不是像離開懺悔椅子那樣跟生命告別，算是對自己死感的最后慰藉。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生命的一切經歷，皆因“吾身”，丹東看穿了這個臭皮囊，終究是紅樓一夢，萬境歸空，與莊子對待死亡一樣，飽含智慧，又有一絲絲悲涼。 劉小楓教授很幽默，把理清丹東的心路歷程稱作思想偵探在破案，而案犯是諸如盧梭、馬克思一類的思想家，被這些思想家的思想擾得雞犬不寧的丹東和羅伯斯庇爾們是案件的受害人。本案中的偵探畢希納費勁腦力搞清楚了案子的來龍去脈，自己卻身心憔悴死于傷寒。他為后來的思想家們寫下了這樣的讖語： ……人啊，自然一點吧！你本來是用灰塵、沙子和泥土制造出來的，你還想成為比灰塵、沙子和泥土更多的東西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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