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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魏蜀之間不同，魏吳之間的爭奪主要是通過水路進行，當然，這樣選擇與地形依然脫不開關系。赤壁之戰后，魏吳之間的對峙形勢也就基本明朗了。曹魏占據北方冀青幽并兗雍司豫等幾乎全部領土，同時還有荊州北方的部分地區，而吳國只占有荊州靠南的大部和揚州，以及遠在南方僻壤的交州。但一方面魏國國內因為連年戰爭，人口財帛并不充裕，人心也不完全臣服，所以，雖然明顯體量更大但也一時占不到多少便宜，一時并不具備滅吳的實力。于是，曹操和曹丕都明智地選擇了收縮防線，積蓄實力以待來時。另一方面吳國在經過前期孫堅孫策席卷江東的攻城略地之后，也需要時間消化，再加上孫權并不如諸葛亮一般強烈的進取心進取心，劃江而治就成為必然選項。在這種形勢下，魏吳雙方的邊境地帶基本趨于穩定，爭奪焦點主要在淮河與長江之間的地區。眾所周知，這個地區是中國水系網絡最發達的地方。在機動能力低下的古代，擁有發達的水系，對于軍隊來講，不論是運糧還是行軍，水路都要比陸路更為高效和便利。吳軍自然更加擅長水戰，曹軍也想盡量避免步兵上船和水軍登陸，于是，魏吳兩國沿著水路對沿線據點和城池展開了反復爭奪。當然，選擇水路進軍要考慮的因素也不少，對大軍行進來講，河流的流向、流速、寬窄、汛期等都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綜合下來，真正可以用來軍隊作戰的路線選擇也是有限的。（文中圖片均引自宋杰著作《三國軍事地理與攻防戰略》） 魏吳兩國交戰對峙的疆界沿長江上下，自東向西橫貫五千七百里。由于受到山陵、川澤等自然條件的限制，雙方的軍事行動基本上是經過幾條南北走向的河流進行的。曹魏當時的中心是許都和洛陽，要想從北方發動進攻，主要有三條水道:漢水，肥水和中瀆水。 如圖所示，最靠西邊的線路是從洛陽翻越伏牛山脈進入南陽盆地，或者從許都穿越伏牛山脈與桐柏山脈交接處的方城隘口進入南陽盆地（這里也是當年秦國滅楚國的線路），然后沿漢水到襄陽，再一路由沔口入長江，順流而東。 最靠東北的線路則是由淮河入中瀆水（也就是古邗溝，吳王夫差所開鑿），然后進入長江，再向西抵達國都建業。 居中的線路是由穎水入淮河，過壽春后沿肥水入合肥，再經施水越巢湖，最后由濡續口入長江。 對吳國來講，想要北上，也大致如此。 在三條線路中，中瀆水因為疏通不及時，經常淤塞，而且水位變化大，所以不算太好的選擇，比如曹丕就曾經不聽勸阻親率大軍從這條路攻吳，結果因河道淤積大軍滯留，最后無功而返。 因此，在不同的時期，西邊的漢水路線和居中的肥水路線就成為攻守行動最多的兩條。 比如赤壁之戰后，孫吳建軍和曹魏軍隊之間主要在荊州地區沿著漢水流域開戰，由此，襄陽，江陵和沔口就成為爭奪的重中之重。關羽水淹七軍威震華夏，基本就是走的這條線路。孫吳為了穩定這一地區的形勢，也曾先后把國都設在公安和武昌。 如上圖中，沔口對岸就是武昌城，這個地方大致就是今天的武漢市武昌區，由于長江兩岸的龜山與蛇山向江心突出，使河道受到約束而相當狹窄，造成江流湍急。而在上下游，因為江面比較寬廣，水流平緩，泥沙容易堆積，日久則形成沙洲。如圖中的鸚鵡洲，使當地的長江水道分為兩股，分別靠近北岸的沔口與南岸的黃鵠山。這樣來往的航船就可以在鸚鵡洲拋錨停泊，躲避風浪。崔顥的著名詩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寫的也正是這里。 （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從軍事方面來講，由于江面變窄和沙洲能夠駐軍停舟，使得夏口成為阻截上下流往來的交通沖要，只要吳軍控制了夏口并沿岸駐軍截擊，魏軍很難突圍。在吳國占據荊州之前，劉表就曾派猛將黃祖長期在此駐扎，赤壁之戰后劉琦也曾駐扎過，都是因為地理位置太過要害。這種情況直到吳國后期國力衰弱駐守兵力不足，只能設鎖鏈攔江堵截的時候，才被晉國大將王濬率領龐大水軍從益州沿江而下予以擊破。 三條線路中，雙方使用最頻，發生大型戰爭最多的實際上是中路，也就是由淮河經壽春合肥一路到濡續口，這條道因為江面寬闊便于行軍，在很長一個時間段里都是雙方的主要選擇，而沿途的壽春和合肥兩座城市就成為爭奪焦點。 濡須口岸是孫吳對魏作戰的主要防御方向，塢城堅固，駐有重兵。曹操在世時，“四越巢湖”均未得手。孫權也曾多次率軍從濡須口溯江而上進軍圍合肥，因為只要拿下合肥，就掐住了魏軍沿水路進軍江南的主要通道，可以由江入淮，再通過密布的水道北進中原，可惜曹魏同樣重視這里，在合肥屯駐大軍，并且安排重要將領，比如張遼、李典、樂進等嚴防死守，張遼還曾以七千人面對孫權十萬大軍，主動出擊，打得吳軍丟盔棄甲，險些在逍遙津擒獲孫權。盡管多次進軍，吳軍在這條線路上也占到太多便宜。縱觀三國鼎立的形勢，蜀不能得隴右，吳不能得淮南，這都是無法進取的重要原因。 后來，考慮到合肥離中原較遠，大軍長期駐扎糧草消耗過大，魏國又把防線回撤到壽春，合肥成了一個前線據點，以少量兵力駐扎，遇有敵軍進犯，則從壽春出動支援。這種防守思路，就是孫子兵法里面講的“城有所不守，地有所不爭”。由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魏吳兩國之間在荊州地區和揚州地區都留了一片軍事力量的空白地帶作為緩沖區，壽春逐步取代合肥成為焦點。雖然長江防線綿延數千里，需要重點防守的城市并不算太多，這即是地理形勢使然，也是雙方的國力決定的。不論魏蜀、魏吳之間，還是蜀漢之間，都有較為漫長的防線，但那個年代，經歷了長時間的戰爭，民力凋敝，人口銳減，要防守這么大的地域，只能把兵力部署在重點城市和隘口、河口，因為冷兵器時代的特點，這也是歷代必然采取的策略。吳國的主要防守地帶并非長江以南，而是在長江以北，歷來淮河地區就是南北勢力之間爭奪的焦點，總的防守戰略是所謂的臨江塞要，就是占據江北重要岸口，堵塞曹軍進軍路線。東自廣陵，西至廬江，孫權控制了江北的多個重要據點，從而堵塞了曹操舟師從中瀆水、濡須水和漢水南下入江的各個水口，使其戰船無法駛進長江來構成威脅。通過防線前置，雖不足以進去中原，但至少借助防御縱深確保了江南的安全，因此改善了所處的地理格局與交戰態勢。可見孫權雖然沒有宏圖大志，但是防御戰略上還是清醒的。魏國歷經曹操曹丕和曹睿三代，冷靜的審時度勢之后，選擇了以對峙為主，發展國內經濟，休養生息，百姓樂業將士虎睡，國力逐漸壯大，而東吳的孫權則是先因在孫吳聯盟問題上戰略失誤而丟掉合縱對敵甚至翻盤的機會，后又在稱帝后滿足于守住荊、揚二州，割據江南的半壁河山，使得實力的天平不可逆轉得轉向曹魏和后續的西晉。孫策臨終前曾對孫權說：“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看人真是精準。這種實力的差距隨著時間的推演不斷擴大，等到西晉司馬炎下決心舉全國之力滅吳時，就已經是摧枯拉朽之勢不可阻擋了。彼時西晉軍隊幾乎傾巢而出，六路大軍從西到東直撲長江，特別是龍驤將軍王濬率籌備已久的水軍自益州沿江而下，在這樣的合力攻勢之下，吳軍的兵力不足的劣勢暴露無遺，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據守堅城而御敵長江以北了。戰斗過程中，除了荊州西部江陵，武昌幾個地方少數的抵抗之外，順江而下又得到沿岸幾路軍隊支援的王濬幾乎兵不血刃拿下建業，吳至此滅亡。晉伐吳之所以出動六路大軍，主要是吳依靠長江天險多處防守，為了分散其兵力，不然一路進軍，吳國集中兵力死守，不一定能拿得下。西晉的勝利，也證明了當時先蜀后滅吳的戰略無比正確。好了，今天就講到這里，可以看出，魏吳之間的博弈，于地形來講只有選擇水路最好，而勝負的根子還是國力，這雖然不是幾個將領和幾座堅城可以改變，但是在攻守實力差距不那么大的時候，合理運用地形排兵布陣，又的確可以改變戰場形勢甚至改變歷史走向。剩下吳蜀之間的形勢就簡單多了，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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