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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法院報》，2025年7月10日 作者：李振林（華東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司法界分之新解 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系法條競合關系，且呈現包容競合的狀態，故而往往難以準確界分。而全面充分評價原則是準確界分兩罪的基本原則。全面充分評價原則要求對犯罪行為的定性必須能夠全面反映相關犯罪行為中所包含的構罪要素，全面涵蓋其侵害的法益、行為方式及社會危害性，充分體現刑法對相關犯罪行為的否定評價，既要避免片面或遺漏評價，也要避免過度評價。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雖是法條競合關系，但也存在諸多區別，而這些區別實際上就是兩罪各自的特殊構罪要素。對于涉合同詐騙犯罪的定性，必須能夠全面充分反映相關犯罪的特殊構罪要素，如此才能實現對相關犯罪行為的全面充分評價。因此，首先我們需要厘清兩罪的構罪要素，明晰其具體區別。 兩罪雖然在客體、客觀方面、主體等方面均存在區別，但兩罪構罪要素的差別主要體現在犯罪客體與犯罪手段這兩個方面。首先，兩罪的犯罪客體存在較大差異。我國刑法將合同詐騙罪歸類到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一章，而把詐騙罪歸類到侵犯財產罪一章，這意味著兩個罪名所侵犯的客體各有側重：合同詐騙罪主要是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詐騙罪則主要侵犯了財產權。其次，兩罪的犯罪手段也存在較大差異。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合同詐騙罪必須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即簽訂、履行合同系該罪名的構成要件之一，而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則并未限定詐騙罪的具體手段。故而合同詐騙罪只能以簽訂、履行合同的方式構成，而詐騙罪則可以由任何手段構成。據此，如果將本應構成詐騙罪的行為誤認定為合同詐騙罪，那就沒有凸顯對侵犯財產權行為的否定評價；而如若將本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的行為誤認定為詐騙罪，則就沒有體現對擾亂市場交易秩序行為的否定評價。如此均是對全面充分評價原則的違背。 因此，對于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準確界分，須遵循全面充分評價原則，不能僅關注是否簽訂合同這一要素，而要看其是否實質性利用合同擾亂市場交易秩序，所做的司法定性必須能夠全面、充分地反映該犯罪行為所侵犯的主要法益以及所使用的主要犯罪手段。 根據全面充分評價原則，對犯罪行為所侵犯的主要法益與所使用的主要犯罪手段的判斷，是準確界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關鍵。因此，界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具體方法和步驟實際上亦應主要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 第一，判斷相關行為是否擾亂市場交易秩序、破壞市場經濟誠實信用原則。這可以通過涉合同詐騙犯罪中的“合同”本身的性質和作用進行判斷。如果是與市場交易秩序無關、不會影響市場經濟誠實信用原則的非經濟合同，則可直接排除合同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是能夠體現市場經濟秩序、影響市場經濟誠實信用原則，并體現財產轉移或交易關系，能給行為人帶來財產利益的合同。所以，這里的“合同”不包含政府特許經營協議等行政合同，婚姻、收養、扶養、監護等關涉身份關系的合同，贈與合同等單務合同（缺乏市場交易的對價特征），以及個人間借貸的借款合同等。至于合同的形式，在所不問，不論是以口頭形式、書面形式，抑或其他形式簽訂，只要能夠具備合同的本質特征，即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當然，從以往多數合同詐騙罪案件來看，行為人如果想利用合同來實施詐騙，通常會與對方簽訂正式的書面合同，以此來獲取對方的信任進而騙取其財物。 第二，判斷行為人是否利用合同實施詐騙，或者說合同是否對詐騙起到了決定性、關鍵性的作用。行為人正是利用合同這種對雙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的形式故意違背市場經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來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犯罪目的。也就是說，利用合同即是其詐騙行為。反之，盡管行為人與對方簽訂了合同，但如果其獲得財物并非因為利用了合同，而是由于采用了其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對方陷入錯誤認識也并非基于合同，而是因為合同以外的其他欺騙手段。那么，該行為所侵害的法益僅僅是他人的財產權，應直接以一般詐騙罪認定。對此，一個最簡單且有效的判斷方法是：待合同達成或簽訂后，如果行為人不需要實施其他詐騙行為即可“一勞永逸”“坐等收錢”——被害人主要是因為履行合同而被騙，也是基于履行合同而作出財產處分，即可認定為合同詐騙。例如，“人民法院案例庫”收錄的《陳某榮合同詐騙案（入庫編號：2023-03-1-167-001）》中，被告人陳某榮通過虛構需要采購大量白酒的事實冒用他人名義與多名白酒銷售商達成口頭合同，而后不需要其實施其他詐騙行為，銷售商即會根據合同向其交付白酒，故而構成合同詐騙罪。又如，“人民法院案例庫”收錄的《鄭某合同詐騙案（入庫編號2023-03-1-167-006）》中，被告人鄭某虛構并散布其擁有某路燈維修維護項目并可以分包給他人的虛假消息后，童某即與鄭某簽訂《安裝工程施工勞務分包協議》，而后童某即按照該協議的約定向鄭某轉賬保證金，而不需要鄭某實施其他詐騙行為，故而構成合同詐騙罪。當然，如果行為人騙取財產時未伴隨合同簽訂、履行，而僅是在收到財物后通過簽訂合同來掩蓋詐騙行為，則不適用上述判斷方法。這種情況雖然也是簽訂合同后不需要行為人實施其他詐騙行為，但被害人并非因為履行合同而被騙抑或是基于履行合同而作出財產處分，故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然而，如果待合同達成或簽訂后，還需要行為人實施其他詐騙行為方能使得被害人被騙進而處分財產，則一般不是合同詐騙。例如，《刑事審判參考》第1048號案例“葛玉友等詐騙案”，該案中被告人與紡織公司之間雖然達成了收購碎布料的合同，但被告人在該合同達成后還實施了其他詐騙方法，即在碎布料稱重過程中，通過事先在空車上裝載石塊、水以增加“空車”自重，在裝載碎布料前再卸掉，使被害人對一車碎布料的真實重量產生錯誤認識，并基于該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故而法院認定構成詐騙罪。又如，《刑事審判參考》第1264號案例“吳劍等人詐騙案”，該案中被告人雖然與被害人簽訂了“網絡關鍵詞”收購合同，但被告人在合同達成后還實施了誘騙被害人完善關鍵詞的行為方才獲取被害人的財物，而該手段并非基于合同，故而法院未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 之所以將被害人是否主要因履行合同而被騙或基于履行合同而作出財產處分作為認定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的直接依據，是因為合同詐騙罪主要處罰的是導致他人因履行合同義務、遵守合同約定而遭受財產損失的行為。市場交易秩序和市場經濟誠實信用原則均鼓勵或要求合同當事人積極、誠實履行合同義務，保護任何人不能因為積極、誠實履行合同而遭受不法侵害。如果因為積極、誠實履行合同義務而遭受財產損失，那對市場交易秩序和市場經濟誠實信用原則的破壞無疑是巨大的。 合同詐騙罪的起刑點要高于詐騙罪，例如，上海地區目前合同詐騙罪的起刑點是兩萬元，而詐騙罪是六千元。這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即當合同詐騙行為的詐騙數額達到詐騙罪的起刑點但未達合同詐騙罪的起刑點時，能否“回頭看”進而認定為詐騙罪？類似問題同樣也大量存在于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出現競合的情形中。這實際上也是界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過程中經常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理論與實務中仍存在較大爭議。時下，有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特別法條的存在意味著某種行為類型從形式上看只要屬于立法所預設的特別法條所規范的，即應排斥普通法條的適用可能，在對行為連按照特別法條都沒有處罰必要時，退而求其次以普通法條定罪，是將沒有處罰必要性的行為進行刑法處理，這并不合適。筆者并不贊同這種觀點。 首先，“特別法優于普通法”并無禁止“回頭看”。“特別法優于普通法”不等于不能適用特別法時也必然不能適用普通法?！疤貏e法優于普通法”是法條競合的一般處斷原則。但該原則只是要求在同時符合特別法條和普通法條的規定時，優先選擇適用特別法條。優先選擇適用不代表完全排斥或禁止適用。優先適用僅是一種適用順序上的要求，即在兩個法條均能適用的情況下，首先選擇排在第一順位的特別法條，如若特別法條因其他罪量因素不足而無法適用時則選擇適用排在第二順位的普通法條。況且，從嚴格意義上講，因其他罪量因素不足而無法適用特別法條時甚至還不能說是法條競合，畢竟相關行為僅符合普通法條這一個法條的規定。如此甚至根本就不存在“特別法優于普通法”原則的適用空間。 其次，“回頭看”是貫徹罪刑相適應基本原則的要求。實際上，從社會危害性來看，利用合同實施詐騙的行為往往要大于一般的詐騙。因為前者不僅侵犯財產權，還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破壞市場經濟誠實信用原則，而后者僅是侵犯財產權。至于司法解釋規定合同詐騙罪的起刑點高于詐騙罪，主要是考慮合同詐騙犯罪的數額往往較大，畢竟僅涉及小金額財物的事宜也無必要簽訂合同，故而從限制刑罰打擊面并留給行政法規適用空間的角度考慮設置了較高的起刑點，而并非因為合同詐騙罪的社會危害性要小于詐騙罪。因此，在相同詐騙數額（達到詐騙罪的起刑點而未達合同詐騙罪的起刑點）的情況下，如果是一般的詐騙可以構成犯罪，而社會危害性更大的利用合同實施詐騙卻反而不構成犯罪，那勢必違背了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刑法司法解釋中的法律擬制現象與功能研究”（項目號：24BFX12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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