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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年代里仍然保持清醒頭腦的人 趙樹理有一種強烈的意識：他是農民的一員。寫小說是為農民，一言一行都是為了農民。這樣，當他生活于農民之中時，這種與農民天然的聯系，決定著他的政治熱情、文學觀和人生態度。他看問題的出發點，最終離不開他腳下的土地。 于是，漸漸地，他變得不合時宜。昔日的榮耀開始黯淡，他的身影不免顯得有些孤單。他心甘情愿地退出了舞臺的中心，或者索性變為一個觀眾，看某些按照新的要求進行創作的作家盡興地在那里表演。 趙樹理不會被人忘記。不僅僅因為《小二黑結婚》文學上的劃時代意義，不僅僅因為《實干家潘永福》的空谷足音，也不僅僅因為他在“文革”的命運悲劇，而更在于這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在容易被熱情融化的特殊年代里仍然保持清醒頭腦的人。從某種角度來說，在悠悠滄桑之中，人格的力量往往更能觸動人的心靈，也更有生命力。 讀過小說《三里灣》，或者看過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花好月圓》的人，不難產生這樣的印象，趙樹理是滿懷熱情歌頌著合作化在農村的興起。當時他的創作意圖十分明顯：合作化應該發展，而不是限制；農村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資本主義道路。通過他的筆，人們看到了農村前所未有過的新現象。
1956年左右與老舍（右）、王亞平（中）在一起。老舍先于趙樹理在1966年8月24日自殺 這該是趙樹理五十年代最為榮耀的時候。他的小說發表在1955年，是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的長篇小說，而在這前后，關于合作化冒進與反冒進的斗爭，正在決策圈里進行著。 無疑，趙樹理以他的作品站在了歡呼合作化高潮到來的這一陣營之中，這就難怪《三里灣》一時間洛陽紙貴。在用作品配合現實、演繹政策方面，趙樹理達到了他的又一個高峰。 卻是他的最后一座高峰。 當我們走進趙樹理的內心，當我們了解到他當時真實的想法，便會發現，《三里灣》其實與他一貫的思想，有著相當大的距離。 《趙樹理傳》講述過一件事情。1951年秋天，中共中央在華北地區召開農業合作化問題討論會議。毛澤東曾對主持會議的陳伯達說：“一定要請樹理同志參加會議，別的人缺席一個兩個不要緊，趙樹理可千萬不能少。他最深入基層，最了解農民，最能反映農民的愿望。” 但是，就是在這次會議期間，趙樹理表現出了他與眾不同的地方。與會的各方代表基本都說農業合作化好，都說農民迫切希望走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惟獨趙樹理在會上唱了反調。 他這樣描述農民的心理和愿望：“石（實）打石（實）地說，老百姓有了土地翻了身，真心感謝救星共產黨，但并不愿意急著交出土地走合作化道路，愿意一家一戶，吃吃勁勁，自由自在地好好干幾年后，再走集體化道路。” 然而僅僅三年后，他寫了為合作化高潮大唱贊歌的《三里灣》。這不免有些令人不解。是變化了的現實生活業已改變他的看法，還是他一時無法抵御配合現實的誘惑？在創作這部小說時，他是否真誠地擁抱著他的人物，是否把筆下涌動的一切，都視為自己真情實感的表達？這只有他自己知道。 不管怎么說，《三里灣》為趙樹理贏得了文學的榮耀。他完全可以順著這樣一個創作思路走下去，也完全可以把握住備受青睞的機會，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學明顯，久久閃爍它的光芒。 趙樹理卻沒有。 真實的人就是這樣，他的人格一旦形成，就很難從根本上改變。或許可以一時違背初衷，或許因為某些外在因素有所修正，但只要他把如何做人放在首位，把良知放在首位，他就不至于人為地蒙上眼睛，回避現實的種種存在。 就在《三里灣》發表后不久，趙樹理開始發現，他曾經為之熱情謳歌的合作化，并非像他所想所描述的那樣，總是一片玫瑰色。問題逐漸顯露出來，而這，在他看來，是不容忽視的、實實在在的現實。1956年，他曾給長治地委負責人寫信說道： “最近有人從沁水縣嘉峰鄉來談起該地區農業社發生的問題，嚴重得十分驚人。……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我覺得有些干部的群眾觀念不實在——對上級要求的任務認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對群眾提出的正當問題則不認為是非解決不可的。又要靠群眾完成任務，又不給群眾解決必須解決的問題，是沒有把群眾當成'人’來看待的。”
山西修建的趙樹理文學館 趙樹理終于以這樣一種清醒的務實姿態，走出了創作《三里灣》時的矛盾境地，找到了真正屬于自己的感覺。可以想象，在寫信的片刻，他一定有那種為農民代言的莊重感。 他知道，他來自農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與農民息息相關。雖然文學上的成功，使他已經走進城市，進入到另外一個領域，但他不能忘記那片哺育他的土地，不能忘記那些熟悉的農民兄弟的目光。 在有的人看來，這也許算不上高大，也算不上叱咤風云，但對于趙樹理來說，真實地反映農村現實，真實地為農民代言，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在他所生活的歲月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遠比人們今天的想象要艱難得多，它需要擁有思想者的勇氣。 趙樹理因他對農民的熱愛和真實的人格，無形之中具備了這樣的勇氣。 眾人皆醉我獨醒 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對趙樹理顯然是一次嚴峻的挑戰。 他也曾和許多人一樣，為熱火朝天的建設高潮而歡呼，但一旦走進農村，一旦深入到農民中間，生活告訴他的東西就遠遠超出了報告、報紙、廣播的局限。 他此時在家鄉當掛職縣委副書記，一日甚過一日的浮夸風，干部領導生產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教條主義，乃至人民公社形式本身所存在的弊病，都不能不令他憂慮，令他思考。
趙樹理故居 當年和他一起工作過的人，還清晰記得趙樹理在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務實精神。在1959年2月中旬，縣里召開春耕生產誓師大會。蓬勃興起的大躍進熱潮，已經使不切實際的浮夸風蔓延至農村每個角落。 各級干部們惟恐自己落后于他人，生產指標于是報得越來越高，互相攀比，頓時成為時尚。一個大隊的領導在會上報了一個十分驚人的計劃，被樹為全縣的躍進典型。趙樹理聽了則心情沉重。 會后他便找到這個大隊干部開門見山地說：“我算了算帳，照你這樣的計劃，肥料鋪到地里得有半尺多厚一層，莊稼擠在一起成了絨毛毯子。依我看，這么個干法，只能長把草，連一顆糧食也收不上！” 他的這種態度，自然引起其他領導干部的不滿。為此，倔強的趙樹理，和縣委書記爭吵起來：“我們做工作，不單為了向上邊交帳，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負責。指標好定，想定多高都行，可是以后打不下那么多糧食，還不是苦了老百姓！” 說這些話時，他不會想到，人們很快就將因為自己的虛假和浮夸而遭受饑餓的苦難。但他以清醒的意識，以為農民代言的作家身份，隱隱感覺到潛伏的危機。 沒有匆匆動筆創作文學作品，沒有像不少作家那樣走馬觀花之后就大聲放歌，并不意味著趙樹理對生活無動于衷，更不意味著他放棄了一個革命者、一個作家的應有的責任。 1959年，他寫下一篇長達一萬多字的文章《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他將這篇長文寄給《紅旗》雜志，并附給中共中央兩封信。他不會反對正在進行的一切，而是真誠地希望一切能夠在一種符合農村實際的前提下進行。 這篇長文涉及面很廣，可惜在收進《趙樹理文集》時只選用了一部分，無法看到它的全貌。而那兩封信，更無法見到。但是，僅僅閱讀重新發表的部分內容，我們就能發現，趙樹理當年所發表的意見，其正確性和實事求是精神恰好被后來歷史的發展所證實。由此，我們不能不感慨趙樹理“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難能可貴。 譬如，他從農村生產實際出發，認為公社不能對農民應該種什么發號施令：“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在人家做計劃的時候提出種植作物種類、畝數、畝產、總產等類似規定性的建議，也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代替人家全社社員大會對人家的計劃草案作最后的審查批準，要是那樣做了，會使管理區感到掣肘而放棄其主動性，減弱其積極性。” 在另外的場合，他還以形象的比喻表示不贊成“大鍋飯”方式。他說：“吃飯采用現在的大鍋飯方式，即使到將來恐怕也行不通。將來憑勞動所得的貨幣，什么也能得到，衣服、日用品、食品等等，但混在一起吃飯，總還是不行的。 一個家，七口八口，孩子大了，娶了媳婦，經濟由父親控制，還是大兒子控制呢？媳婦要做件衣服，但婆婆公公不同意，媳婦說，我在外邊干活一二百工分，做件衣服也不行？一個家都不好組織呢，吃大鍋飯能解決問題？” 趙樹理將長文寄至《紅旗》雜志時，廬山會議還沒有召開，他絕對想不到，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也正在如同他一樣，對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進行著嚴峻的獨立思考，并將在一個決定中國歷史的莊重場合，寫出一封維系自己政治命運的信。 趙樹理的文章當然沒有發表的可能，隨之而來的廬山風云，彭德懷意想不到的被罷黜，使所有對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真實反映和認真思考，一時間被打入冷宮。趙樹理的文章被轉到中國作協。他理所當然成為“反右傾”運動中首當其沖的一個對象。 他只得面對—次次大大小小的批判會、討論會。但是，實際上誰也不可能改變他。他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對農村的真實了解。兩年后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他仍然坦誠直言，并做過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農民入了社，本來俊婦女婚姻美滿嫁了個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揮，這個丈夫又變成了舊社會從沒見過面的生入丑漢，只得好賴過下去。 這便是趙樹理。一個在歷史煙云中沒有失去自我的文人。那些虛假贊歌和下筆匆匆的應景之作，已經被歲月的流水帶走，而趙樹理這些閃爍著真知灼見的文字，則不會失去它們的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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