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張居正的外交智慧，西洋人來了就把他們引領至經濟領域，互惠互利

中外之間的交流自兩千多年前便已展開，但當時限于文明發展程度，大多是陸地上的貿易往來。隨著造船與航海技術的興起，到宋代的中外貿易與文化往來發展至新的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興起。后來到15世紀西歐開啟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國是與中國往來的主要國家。至16世紀的萬歷時期，尤其是張居正掌權之后，與中國來往的西歐國家開始逐漸增多，中外交往進入到另一個新時期。

在大部分人看來，中國受到西方的沖擊，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但西方國家不是1840年憑空出現的“幽靈”，而是在中西長時期的來往過程中，逐漸摸清了中國的現況并對中國發起了武力進攻，而這個過程至少要往前延伸至明代中期。

1567年，隆慶帝即位，盡管他執政時間并不長，但在他統治時期卻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隆慶開海”，明代結束了前期的禁海舉措，開始放寬對中外來往的限制；二是張居正在隆慶時代崛起，并成為后來萬歷朝的第一首輔。開海之初，與中國進行來往的國家主要是葡萄牙，這也是在大航海時代中最早吃到紅利的國家。

1573年萬歷登基，同年西班牙進入中國領海，面對葡、西兩國的到來，內閣首輔張居正不慌不亂，一向以改革著稱的他深知與西方的來往是躲不掉的事情，要做的只有積極應對。盡管葡萄牙到來后，以狡詐的手段駐扎于澳門之上，但張居正認識到葡萄牙對中國并無領土野心，他們想要的不過是通過貿易謀利。正是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張居正才令廣東巡撫承認葡萄牙在澳門的居住權，開放廣州作為交易城市，允許他們與大明進行貿易來往。由此，張居正時代的中外來往正式展開了。

既然是來做貿易的，廣州政府就在澳門推行餉稅制，根據船舶大小對西洋貨船進行征稅。萬歷六年（1578年），朝廷決定在廣州開辦定期的貿易集市，并允許葡萄牙商人前往廣州售賣與購買貨物原料。萬歷八年（1580年）后，葡萄牙商人被允準一年可以前往廣州兩次。可以說，張居正對西洋人在商貿方面的條件是愈發放寬的，這也符合他一貫的大膽的改革風格。

但對西洋人的寬松貿易政策并不意味著張居正對西洋人完全放心，針對澳門的歐洲人，他意識到若不對他們進行管控，那么一旦大明內部出現問題，西洋人便可能會趁虛而入伺機破壞。為此朝廷決定在澳門置官防守，除負責對西洋人進行監視，并處理中外司法貿易糾紛外，還負責向葡萄牙人征收租地銀。此外朝廷還在澳門修建了閘口，在固定時間才會開放，通過士兵的把守將葡萄牙人的活動范圍與活動時間都加以限制。

16世紀的澳門

除對西洋人的行為進行限制之外，張居正還巧妙地通過西洋人的勢力來幫助自己，明代海盜與倭寇問題一直為朝廷所頭痛，盡管戚繼光對倭寇予以徹底打擊，但倭寇雖亡，海盜勢力卻依舊活躍在東部海疆。張居正認為可以借助西洋人的力量來協助中國打擊強盜，在隆慶二年（1568年），海盜勢力不但席卷東部、南部沿海，還企圖攻打廣州，名將俞大猷奉命平亂，他在剿匪的過程中便向葡萄牙人提出了援助申請，并通過中葡合作擊退海盜入侵。對于西班牙也是如此，萬歷三年（1575年），明將在追擊海盜的過程中前往菲律賓附近，在此得到了入侵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者的協助剿匪承諾，西班牙還希望趁此機會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合作。

相較于幾百年后大清對西洋人的態度，明朝的做法要寬容開放的多，張居正時代更是晚明第一次西學東漸時代的開始。此時的中國在文化、經濟方面依舊處于領先地位，即使面對正在迅速崛起的西洋，也不會抱有自卑或自大的心態，而是學著與他們相處。張居正的對外方略中很重要的一點即是，他巧妙地將中外交往引領至經貿方面，與西洋人進行貿易往來，互惠互利，而在傳教等文化方面進行限制。但即使是限制，也不像清代那般采取一刀切的態度，看之后的利瑪竇來華傳教便知道，明代對西洋人的傳教，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嚴格。

“務實”一詞可以恰當地概括張居正時代的對外政策，在對外交往中，朝廷巧妙地創設出澳門模式、廣州通商體制等新型對外制度，在保全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前提下，在經濟方面與西洋人進行最大程度的貿易往來，這為中外往來提供了正確的、和諧的路徑。正是在這種中西不斷交融、磨合的過程中，晚明出現了第一次西學東漸熱潮，大量西學傳播到中國，開啟了中國文化的一次巨大變革。

西方在近代中國的形象可謂惡貫滿盈，但在幾百年前的大明，西方人卻能夠與中國和諧相處。這固然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國力遠超西歐國家，但更為關鍵的在于，大明在對外交往中采取了寬容、自信、包容的態度，能夠順利地吸納西方先進事物，并以務實的態度投入到中外交往中。大明朝雖已遠去，但他們的經驗卻值得后人學習。

萬明：《明代初年中國與東亞關系新審視》，《學術月刊》2009年第8期。

龐乃明：《明朝張居正時代應對歐力東漸之得失》，《求是學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