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伯達由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理論助手，到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組組長。偉人給他的回報可謂無以復加。那么陳伯達對中共和偉人的貢獻真的很關鍵很巨大嗎？美國學者對陳伯達有過比較中肯的評價。1980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了研究中國問題的著作《毛主義的興起：毛澤東、陳伯達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 陳伯達從1982年第1期《近代史研究》后面所附的進口書刊目錄中，得知此書，但他生前沒有能夠借閱到。此書至今沒有中文譯本，只是從1990年8月《福建黨史月刊》所載劉雪明的節譯文章中窺見此書的部分內容。其作者懷利以客觀求實的態度對陳伯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所起的歷史作用，做出了概括性的評價：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深造為陳伯達的馬列主義理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他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奠定了思想的基礎。在莫斯科學習期間，陳伯達經常遭到以王明、博古為首的'國際派'的歧視、壓制和打擊，這是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毛澤東同親蘇分子的激烈的權力斗爭中，陳伯達支持毛澤東的一個重要原因。三十年代初，陳伯達學成回國，在北京的一所大學從事先秦歷史和先秦哲學的教學工作，同時也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并經常撰寫文章反駁國民黨的攻擊，'伯達’就是他這時用的筆名。在這項斗爭中，陳伯達擴大了自己的影響，贏得了自己的聲望。 1935年陳伯達發表了一篇文章，清晰地表明了他的哲學觀點。由于國民黨的壓制，他雖然在文章中沒有直接使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名詞，但還是掩蓋不住他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贊同。他認為哲學最基本的問題是意議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并斷言真理是相對的，具體的，沒有什么不變的絕對真理。……同時，他通過對中國歷史、哲學的研究，發現中國古代思想具有豐富的辯證法、唯物主義因素，因而得出結論：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存在著共同之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應該同中國自己的東西結合起來，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應該采取'靈活的’方式來發展馬克思主義。 陳伯達對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非常一致的。毛澤東認為，如果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不同中國社會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那么馬列主義就成了'沒有生命的教條’，陳伯達認為，如果這樣的話，馬列主義就是'空洞的說教’”這是陳伯達后來和毛澤東結成親密友誼，長期政治合作的思想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這一年是陳伯達一生的轉折點，'一二·九’運動使他成為國統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關于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問題的辯論中，陳伯達詳細闡述了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從而奠定了他作為日益成熟的中國共產黨的年輕理論家的地位。 1937年夏，陳伯達離開北京，秘密來到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圣地——延安，當時毛澤東正忙于同王明一伙進行激烈的權力斗爭，這位身材矮小，不善言談，學究式的大學教師，開始并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不過，毛澤東很快就發現，陳伯達具有天賦的寫作能力，扎實的理論功底，而且對馬列主義的認識存在著和自己一樣的觀點，因此，陳伯達成了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和理論顧問，兩人開始了漫長的合作生涯。 延安時期，陳伯達主要從事理論研究，政治宣傳和毛澤東報告的擬訂工作，他和毛澤東一起逐漸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他撰寫了大量的理論文章，宣傳馬列主義、宣傳毛澤東的思想，歌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無論是在毛澤東同中國共產黨黨內親蘇分子的權力斗爭中，還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理論斗爭中，陳伯達始終是一位關鍵人物。在毛澤東思想形成和把毛澤東思想提升為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理論指導的過程中，陳伯達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最終表達)正式寫進黨章，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理論和行動指南。就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陳伯達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而且名列第三，七屆二中全會升為正式中央委員。陳伯達升得如此之快，可見他的貢獻是相當大的。他是一位黨的理論家和歷史學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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