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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的重慶，江霧像厚重的帷幕，把整座城市籠在灰白的陰影里。長江碼頭上人聲嘈雜，渡船一艘接一艘地靠岸，不少身著便裝、神情慌亂的人匆匆擠上船。
他們有的背著帆布包，有的提著沉甸甸的皮箱，肩上偶爾露出槍托的輪廓。城郊山路上，也有人沿著崎嶇小徑往山洞深處奔走，那是國民黨保密局為西南潛伏網安排的撤離點。 在此時的重慶保密局臨時指揮部里，毛人鳳來回踱步，煙霧繚繞，他的指尖被卷煙燙得微微蜷縮也毫無察覺。撤離行動已進入最后階段，但他心頭始終懸著一個人——西南特區副區長、少將軍銜的李修凱。
這個人不僅是高級情報骨干，更是西南四省潛伏網的總協調人，掌握著完整的人員名冊與聯絡密碼。可奇怪的是，集合時間已過，他的人影卻遲遲不見。 毛人鳳不安地盯著墻上的掛鐘，心中閃過一個可怕的念頭：倘若此人有變，整個西南的潛伏網絡豈不等于拱手送給共產黨？ 那么，這位被毛人鳳視作“關鍵棋子”的李修凱，到底去了哪兒？ 李修凱生于1911年，湖北農村人。父親早逝，年幼的他被送到堂叔家寄養，少年時便嘗盡寄人籬下的冷暖。因家境困窘，他讀書不多，卻極會察言觀色。 1932年，國內局勢動蕩，南京方面在擴充特務機構，戴笠手下的復興社特務處四處招人。李修凱帶著干糧，從湖北輾轉來到招募點報名。 彼時的特務處是個講門檻的地方，不是有背景，就是有膽量。李修凱兩者皆無，只靠一手“會做人”的本事在夾縫中生存。
他懂得在上司需要時及時出現：茶杯一空，他第一個遞上熱水；長官家辦事，他總能送去合適的禮物；開會時少言寡語，卻能在發言時準確復述領導意圖，并添上幾句錦上添花的話。 日子久了，他從一個打雜的小特務升到人事處副處長，抗戰結束后還掛上了少將軍銜，胸前獎章雖多，卻都是人情換來的。 1949年春天，解放戰爭局勢已明顯傾斜。那時李修凱在蘇州任保密局站長，每天收聽廣播時，聽到解放軍捷報頻傳，心中開始惶惑。 不久，他被調回重慶，出任西南特區副區長，主管潛伏與情報。這是表面的重用，但他心里清楚——這差事更像是讓他在危局中背鍋。
重慶街頭，市民已能感到戰局的緊迫。特務機關的會議上，口號喊得震天響，說要堅持游擊抵抗；然而一旦散會，許多人便開始暗中轉移財物，打聽通往香港的航線。 李修凱也萌生退意，但他的身體早已不堪重負——年輕時落下的肺病到了冬天尤為嚴重，咳得胸口發痛，連快步行走都覺氣促。鏡子里那張蠟黃的面孔，讓他第一次認真想：繼續跟著國民黨走下去，自己還有幾條路可選？ 11月下旬，解放軍已逼近重慶，城中的特務系統陷入混亂。毛人鳳下令，能撤的全部撤往川黔交界的山區藏匿，留下的則負責破壞任務。李修凱手中握有的潛伏名冊，被視作西南情報體系的命脈，毛人鳳反復叮囑必須隨身攜帶撤離。
然而，李修凱卻悄然作出不同的決定。某個寒夜，他獨自翻出藏在床板下的金條、電臺密碼本，以及那本厚厚的潛伏名冊——里面密密麻麻記載著三百多人的姓名、住址、聯絡方式，甚至任務分工。書頁早已翻得發亮，每個名字都牽連著真實的人，有的曾與他同桌飲酒，有的是他一手提拔。此刻再看，仿佛一行行烙鐵般灼眼。 12月6日清晨，薄霧尚未散盡。重慶軍管會門口，一名穿長衫的中年男子緩步走來，臉色蒼白，伴著陣陣咳嗽，遞上一張寫著“李修凱求見”的紙條。值勤的解放軍戰士一愣，旋即通報。那時軍管會剛接管城市，急需掌握潛伏特務的線索。
接待人員回憶，李修凱進門時手微微顫抖，將布包放在桌上，解開繩結，幾根金條先滾了出來。隨之露出的，是一本厚厚的名冊——上面詳細記錄了暗殺組、爆破組成員及藏匿武器的位置。李修凱斷斷續續地說，他愿意交出一切，承認過去所作所為，任憑組織處置。 這份情報的價值立刻顯現。解放軍沿著名冊的線索，很快在成都一個看似普通的雜貨鋪抓獲了準備破壞鐵路的特務；在貴陽一家茶館的地板夾層中，搜出電臺設備；在川南鄉間一座破廟里，揪出了假扮僧人的特務頭目。
西南潛伏網原本打算實施的多起破壞計劃，在尚未執行前便被瓦解。 消息迅速傳開。1950年春，重慶報紙刊登李修凱投案的消息，不少潛伏分子見連少將都自首，明白形勢已無可挽回，陸續前來投案，前后達數百人。西南的特務網絡在短時間內幾乎癱瘓。 李修凱并未被視作戰犯。他的病情得到醫治，還被安排在安靜的住所休養，不再擔心暗殺或清算。有人曾問他，不怕毛人鳳的報復嗎？他只是淡淡搖頭，說自己命不久矣，能在最后做件問心無愧的事，也算對得起這一生。
1952年夏天，他在醫院病逝。臨終時握著護士的手說，沒想到還能過幾天安穩日子，共產黨讓他得了個明白的死法。 李修凱的選擇，在當時的國民黨陣營看來，是背叛；但從結果看，這一舉動挽救了無數生命，也避免了西南大規模的破壞。李修凱不是傳奇英雄，但他用一份沉甸甸的名單，在歷史的節點上做出了影響深遠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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