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向披靡的蒙古鐵騎為何在越南栽了跟頭？

1206年，成吉思汗完成草原各部落的統一，由此逐步開啟了其作為“世界征服者”的歷程。

在此后的半個世紀內，蒙古帝國的軍隊宛如風暴，席卷歐亞大陸。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們，先后將高昌回鶻（1209）、西遼（1218）、西夏（1227）、花剌子模（1231）、金（1234）、基輔羅斯（1240）等政權統轄的土地、人民，悉數納入蒙古帝國的疆域之內。

及至第四任大汗蒙哥統治時期（1251—1259），蒙古帝國繼續向西、向南擴張。蒙哥派遣他的兩位弟弟，旭烈兀進攻“西域素丹諸國”，忽必烈“征大理”。

此時，安南（今越南北部）尚未進入蒙古帝國的視野。

從長遠來看，“征大理”是為了全面進攻南宋所做的一項軍事部署。忽必烈平定大理之后，蒙、宋兩國除了在長江沿線的對峙，又增辟了西南地區的戰場。蒙古對南宋形成了大范圍的迂回包圍之勢。同樣重要的是，由此，蒙古與安南開始了直接接觸乃至正面交鋒。

蒙古的意圖：假途滅虢？

蒙古與安南的直接接觸，始于元憲宗蒙哥七年（1257），緣由還是與進攻南宋有關。

南宋無疑是蒙哥時代最為重要的軍事目標。蒙哥派遣忽必烈平定大理，是攻滅南宋宏大戰略的關鍵一步。大理平定之后，蒙古軍隊發現，要想從西南方向出兵南宋，需要從大理經過安南境內，進攻南宋所轄的邕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桂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進而深入南宋內陸，北上與荊湖戰場的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主力會師，沿江而下，滅亡南宋政權。

換而言之，在當時的蒙哥、忽必烈等蒙古貴族看來，攻宋是第一要務，與安南的交涉只是實現長期目標的必要手段。

元憲宗七年（1257），蒙古大將兀良合臺派兩名使者詔諭安南。或許是蒙古使者直接亮明了“招降”的態度（《元史·兀良合臺傳》），抑或安南早已從鄰國南宋、大理等處對強敵蒙古有了初步的認識，安南一方面扣留了兩名蒙古使者，另一方面開始調集水軍、步軍加強邊境防衛，修繕武器裝備，以應對蒙古即將到來的入侵。

從安南較為強烈的反應不難推測，兩名蒙古使臣可能被安南殺害。所謂“兩國交戰，不斬來使”，蒙古帝國對派出的使者尤為重視，早在蒙古與安南交涉之前，相當一部分的戰事皆以使臣被殺為導火索。1218年，花剌子模國訛答剌（今哈薩克斯坦東南部奇姆肯特市）長官無端“殺大朝（引者按：蒙古）使命數人、商賈百數，盡有其財貨”。成吉思汗大怒，但仍再次派遣使者前往花剌子模譴責其背信棄義，要求賠償損失并且處置兇手。花剌子模國王決心一條道走到黑，又殺害了蒙古使者。成吉思汗忍無可忍，決定興兵復仇。蒙古第一次西征，因花剌子模兩次殺使而起，具有很強的偶然性。

“借道出兵”也是蒙古軍隊常用的戰術。然而，這種戰術頗有假途滅虢之嫌，絕難被其他國家所接受，實際執行起來效果較差，還大大提升了己方使臣被殺的概率。1231年，蒙古使臣搠（shuò）不罕（又譯速不罕、主不罕等）奉拖雷之命，前往青野原（今陜西省漢中市）向南宋借道進攻金國。南宋方面當然不能接受借道的提議，于是設計誘殺搠不罕。此事亦成為金亡之后，蒙古進攻南宋的重要口實之一。

安南同樣不接受蒙古軍隊借道，而且也清楚這樣做的后果。果然，憲宗七年（1257）十一月，兀良合臺率軍向安南進發，以徹徹都為先鋒，自領中軍，兀良合臺之子阿朮殿后。安南國王陳日煚（jiǒng）在洮江（今紅河）沿岸設兵布防，甚至排列象陣以待。蒙古軍隊很快擊破了安南防線，大敗其水、陸諸軍，繼而攻陷安南都城升龍城（今越南河內）。國王陳日煚不得已同意歸附蒙古，兀良合臺遂班師返回云南。

蒙古與安南的首次交戰，以蒙古一方的勝利而告終。安南承諾向蒙古派遣質子、“三年一貢”等條件，蒙古兀良合臺部也實現了由安南借道，進攻廣西、湖南各州縣，在鄂州與蒙古主力會師進攻南宋的戰略目標。

不過，唯一的意外是，蒙哥汗在釣魚城下去世。蒙古帝國的最高權力面臨著重組和洗牌。此時即便是進攻南宋（遑論安南）軍國重事都需要暫時擱置。新汗忽必烈亟需解決內部紛爭，然后才能著手處理安南的問題。

元朝和安南的“六事”之爭

從忽必烈即位的中統元年（1260）開始，直到至元十五年（1278），蒙古對安南納貢臣服的態度整體較為寬容，但也逐步開始要求安南履行“六事”的義務。

所謂“六事”，明確見于至元四年（1267）元朝向安南頒發的詔書：

太祖皇帝圣制：凡有歸附之國，君長親朝，子弟入質，編民數，出軍役，輸納稅賦，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以數事以表來附之深誠也。

具體而言，“六事”是指自太祖皇帝（即成吉思汗）以來形成的、蒙古對其臣服國家所施加的六項歸附要求，分別是：

一、“君長親朝”：臣屬國君主須親自覲見蒙古大汗（元朝皇帝）。

二、“子弟入質”：臣屬國君主須派遣王族子弟前往元朝充當質子。

三、“編民數”：清查戶口，編制戶籍冊。

四、“出軍役”：蒙古軍隊出征時，附屬國須派兵應役，提供軍事協助。

五、“輸納稅賦”：向元朝朝貢進獻。

六、“置達魯花赤”：元朝在臣屬國設置監臨長官（達魯花赤，蒙古語daruqachi音譯，意為鎮守官、長官）。

蒙哥汗時代，兀良合臺雖然要求安南“君長親朝”，安南自己也承諾了“子弟入質”，但實際上都不了了之，最終做到的也只有“六事”中的“輸納稅賦”一項而已。至元四年（1267）的元朝詔書盡管完整地提出“六事”，但并未要求安南全部執行，主要推進的是“出軍役”和“置達魯花赤”兩項。即便如此，至元十二年（1275），陳日煚上表請求元朝廢除在安南設置的達魯花赤。表文中聲辯說：

“達魯花赤可施于邊蠻小丑，豈有臣既席王封為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于諸侯之國乎！”

元朝并未也無須顧及安南的感受，只是斷然拒絕，并提出極為嚴厲的批評：

歸附逾十五年，未嘗親自來覲，數事竟未舉行。

次年，即至元十三年（1276），陳日煚向元朝進貢時，提出“乞免六事”——這一請求多少有些不識時務。罷除達魯花赤“一事”，元廷尚不能同意，更何況“六事”皆免呢？除此之外，此時元朝已經攻入南宋臨安城，軍事實力正盛，對待安南的態度也只會愈發強硬和嚴苛。

至元十四年（1277），陳日煚去世，即“陳太宗”，也是陳朝的第一任君主。安南立陳日烜為國王，是為“陳圣宗”。陳圣宗陳日烜遣使朝元，元世祖“詔切責之”，認為他未經請示自立為王，敦促其早日來朝。陳日烜幾番推諉，拒絕親身朝覲，只能退求其次，派遣族叔陳遺愛代為覲見。

忽必烈失去了對安南的耐心。既然三令五申“君長親朝”，陳日烜累次稱病，那么就立前來朝覲的陳遺愛為安南國王吧！元朝另立安南國王，陳日烜顯然不答應，陳遺愛也不愿意。陳遺愛先行逃回安南，結果被陳日烜處死（一說流放）。

元朝扶植傀儡的手段失敗，于是又生一計。當時正值占城（今越南中部、南部）反叛，忽必烈命令荊湖占城行省右丞唆都率軍從安南借道，征伐鄰國占城。這對經歷過元憲宗七年借道的安南來說，無異于歷史重演。陳日烜一面拒絕元朝借道的要求，一面積極準備戰事。

安南不肯借道，唆都只能從海路進攻占城。唆都在占城的軍事行動，始終未得到安南的配合，這也是元征占城失利的原因之一。此后，一方面，元朝將在占城的失敗，歸咎于安南屢次拒絕元朝派兵相助和供給糧草的要求。另一方面，原本進攻占城的唆都部，從陸路撤回元朝，也必須途經安南。

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二月，唆都軍從占城北上，忽必烈之子鎮南王脫歡從湖廣行省南下，對安南形成南北夾擊之勢。脫歡率軍至洞板隘，遭遇安南軍隊阻擊。元軍將其擊敗，安南主將秦岑中箭身亡。隨后，脫歡率軍六路并進，安南興道王陳國峻不敵，撤至萬劫（今越南今北寧省萬安），集結兵船千余艘與元軍展開激戰。陳國峻戰敗后，繼續逃亡。安南國王陳日烜派遣軍馬及戰船增援陳國峻，元軍與之交戰，再度擊敗了陳國峻部。陳日烜?又沿富良江布設兵船，構筑木柵工事?，以圖阻擋元軍攻勢。元軍成功渡過富良江，兵鋒直指安南都城，陳日烜棄城而走。至元二十二年（1285）正月，元軍攻入安南國都，此時陳日烜已經逃離升龍城，部分安南王族、大臣投降元朝，其中就包括了《安南志略》的作者黎崱（zè）。從占城北進的唆都部與脫歡大軍成功會師。?唆都軍?“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余里，王宮四所”，同樣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安南軍隊雖然前期散敗，但仍在暗中積蓄力量，暫時避免與元軍進行決戰。等到四月，天氣逐漸炎熱，元軍久戰力疲，安南軍隊開始轉入反攻。鎮南王脫歡敗退云南，唆都戰死。元世祖朝第一次征伐安南（1284—1285），安南轉敗為勝。安南雖然一度丟失國都，甚至有亡國之虞，最終還是擊退了蒙古強敵。

忽必烈不能接受這次對安南征伐的失敗，很快便開始籌劃再次進攻。至元二十三年（1286），忽必烈調集湖廣、江浙、江西三行省近六萬人再度出征安南。安南國王陳日烜同樣采取了棄守都城、分散抵抗的策略。由于元朝內部對此次南征安南多持反對意見，忽必烈很快中止了此番進攻安南的軍事行動，元軍迅速撤回。

然而，忽必烈對安南臣服的執念并未消散。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1287—1288），忽必烈第三次組織軍隊征伐安南。元朝方面的最高統帥仍是此前的敗軍之將鎮南王脫歡。脫歡的軍事素養不怎么樣，缺乏指揮大兵團作戰和統籌全局的才能；主要將領有烏馬兒、樊楫等人。元軍水陸并進，與安南交戰。由烏馬兒率領的水軍初戰失利，糧船失陷，軍隊補給已經有所不繼。元軍盡管再度攻占安南都城，但這依然是安南軍隊誘敵深入、堅壁清野的策略。元軍內部不僅糧草匱乏，而且瘟疫等疾病增多，士氣不振。安南軍隊不斷組織游擊戰襲擊，元軍不堪其擾，鎮南王決定班師撤離。然而，元軍撤退時，水軍、步軍策應失宜，進入白藤江之后，又被安南軍隊事先用木樁堵截河道。安南軍隊利用潮退伏擊元軍，元軍傷亡慘重。這場戰役被稱為“白藤江之戰”，以安南勝利告終。元軍主帥鎮南王脫歡僥幸逃回，忽必烈以其兩次征伐安南“喪師辱國”，終身不許入朝覲見；水軍統帥烏馬兒、大將樊楫皆被安南俘獲后殺害（但安南對元朝宣稱，兩員戰將是戰死或病亡）。

安南雖在第一次、第三次與元朝的戰事中獲勝，但畢竟綜合實力懸殊，于是迅速向元朝謝罪、示好。經過數次征伐，忽必烈始終沒有放棄對安南“君主親朝”的要求；安南國王則虛與委蛇，屢次拒絕執行“六事”。至元三十年（1293），忽必烈仍有出征安南的計劃，甚至已經基本完成調兵遣將、籌措糧草軍需等前期準備工作。然而，次年正月，忽必烈病逝，元朝和安南之間一觸即發的戰爭迎來轉機。此后，元朝不再以“六事”要求安南，等于基本上承認了安南的獨立地位。安南只需向元朝“三年一貢”，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忽必烈即位之前的狀態。

忽必烈時代與安南的三次交戰，整體以元朝失敗而告終。元朝軍事失敗的原因是多維度的：元軍勞師遠征，后勤補給困難；安南的濕熱氣候和密林水道，使得蒙古騎兵的優勢難以發揮；再加之主帥鎮南王脫歡缺乏軍事領導才能，其他高級將領也存在輕敵的心態。相對而言，安南的軍事抵抗頗有策略，采用了誘敵深入、游擊作戰、堅壁清野等戰術。

元朝征伐安南的失敗，表明已經抵達帝國擴張的邊界。所謂“邊界”，兼有地理地緣以及政治、文化層面的意涵。安南成為元朝未能納入版圖的南疆邊界，這里不僅潮濕悶熱，而且極度遠離元朝的政治中心。元世祖強行突破“邊界”的多次嘗試，耗費了帝國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終只能退回到傳統的朝貢體制。

參考文獻：

1、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2、[越]黎崱著，武尚清點校：《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3、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3、苗冬：《元代使臣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4、溫海清：《臣服或毀滅：使臣見殺、造囚視閾下的蒙元對外政策再檢討》，《文史》2021年第3輯。

5、于磊：《元朝“六事”外交模式再探》，《史林》2023年第1期。

6、黨寶海：《元代絲綢之路史論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