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元老”余樂醒的叛變與起義（散木)

從中共骨干到脫黨分子

余樂醒，生于1900年，湖南醴陵人。出身農人家庭，早年讀書刻苦優秀，曾入讀湖南名校廣益中學，在校時擅長物理等科，被目為出類拔萃之青年。其時恰為“一戰”行將結束，中國近代史進入轉折時期，隨著五四運動爆發和馬克思主義思潮洶涌進入中國，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也轟然發生。當時四川、湖南等省的青年才俊先聲奪人，紛紛買舟西渡，余樂醒也是其中一員。彼時其儕輩，有周恩來、李富春、李維漢、鄧小平等。

1919年，余樂醒以第5批赴法勤工儉學學生的身份，乘坐法國“寶勒加號”郵輪由上海駛往法國馬賽，與之同船的有李富春等湖南青年凡42人，他們在海上漂泊了1個多月后到達法國。余樂醒先后進入盧瓦爾省的索米爾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和巴黎工業大學學習，在這兩所學校里系統學習了機械和化學方面的專業知識，這為他后來的工作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據當時其同學沈沛霖回憶：余樂醒“人極聰明”，“在法時，是一個十分活躍的人士，擅騎射，百發百中”，而索米爾城又是法國著名的馬術之城，課余時余樂醒學會了騎馬，還經常到靶場練習射擊技術，成為中國留學生中出名的神槍手。除了練習騎射之外，余樂醒還積極參加中國留法學生組織的各種活動，特別是參加了由李維漢、李富春等發起的“工學勵進會”，這一社團組織是旅歐中國學生中較早建立起來的一個進步團體，主要發起人都是毛澤東所創建的湖南“新民學會”會員。至1920年8月，“工學勵進會”改稱“工學世界社”，并在法國蒙達尼召開了與旅歐“新民學會”會員共同參加的會議，經過大會熱烈的辯論，大多數社員贊成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為“工學世界社”的宗旨。當時余樂醒因故沒有參加大會，但會后表示贊同會議的決議，因此，余樂醒也是當時較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旅歐學生中的一員。

1922年6月，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等發起成立“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余樂醒也加入了這個組織，并成為骨干，擔任索米爾工業高等?？茖W校的“共青團”書記。逾兩年，1924年7月，“共青團”旅歐支部在巴黎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在周恩來主持下，大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的旅歐支部執委會，并選舉鄧小平、余樂醒、周唯真3人組成書記局。當時周恩來向大會介紹余樂醒時說：“我們今天選出的支部負責人是一位工程師?！?/span>

1925年，余樂醒完成了在法國的學業，轉往比利時和德國游歷。當年8月，按照中共黨組織的安排，他和蕭樸生、歐陽欽等11人參加了第3批旅歐歸國團，并于8月10日到達莫斯科，隨后被安排在蘇聯軍事院校學習政治保衛專業（“契卡”）。當時余樂醒是中共最早充分掌握理工以及特務知識和技能的特殊人才，并且有著政治活動和組織活動的歷練。

1926年，余樂醒歸國后，在廣東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同時兼任黃埔軍校教官。北伐戰爭打響后，他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葉挺獨立團政治指導員（對內是該團的中共總支部書記），不久，他與同在軍校任軍醫的沈錦輝（沈醉的大姐，據說是1920年代湘雅醫學院的校花）結為伉儷。在北伐戰爭中，北伐軍第4軍戰功赫赫，被譽稱為“鐵軍”，而其中的葉挺獨立團更是名聲大噪。此后葉挺獨立團擴編，其主力編為第73團，余樂醒仍任該團的黨支部書記。此后的1927年初，余樂醒又被中共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專門學習情報業務和秘密保衛工作，同年又奉命回國，先后調任北伐宣傳大隊政委及25師73團參謀長等。

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共獨立開展武裝斗爭。在南昌起義中，余樂醒是“前委”之一，具體負責參謀團的指揮任務（后由陳毅接任），當時林彪還是他的下屬。就在起義軍退出南昌之際，林彪前來報告，他屬下的一個勤務兵偷走了伙食費，林彪請示如何處理。彼時正因部隊潰敗而暴怒的團長黃浩聲一怒之下，竟要槍斃林彪來問罪，余樂醒遂與陳毅出面打圓場，以部隊首戰槍殺部下會影響士兵情緒為由，才使得刀下留人，林彪撿回了一命。若非如此，后面的歷史也就不知道如何書寫了。

卻說南昌起義部隊撤出南昌，余樂醒因奉命炸毀南昌大橋不遂，南下時又與其所在部隊失散，從此脫離部隊。據說其間他還私攜黃金（李立三交付其保管的部隊經費）逃跑，并在途中曾致周恩來一信，稱部隊已潰散，堅持下去沒有意義，不如脫離部隊，自謀前程云云。后來亡命天涯，經香港又至上海，于1928年1月找到了上海的黨組織，當時周恩來與之談話，其承認錯誤，并表示愿意接受組織上的處罰。然而不久之后，黨組織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余樂醒變成“脫離分子”之后，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761號開辦了一家“中華汽車專門學校”，這也是中國首家綜合性的汽車專門學校。該校有多門課程，統由余樂醒教授，班級則分為高級機械班、初級班、駕駛修理速成班等。設若余樂醒就此做下去，既然不愿參加政治活動，那么“科學救國”“技術救國”也不妨是一個正道，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余樂醒在上海辦校，馬上就被國民黨的特務發覺了。1929年3月，余樂醒情急之下，經留法同學的推薦（一說又經中共黨組織批準），迢迢遁往大西北，暫在陜軍楊虎城處隱瞞身份避禍（一說赴蘭州參加西北建設），任陜西機器局（實為西北軍和陜軍的軍火企業）副局長。不久中原大戰爆發，西北通往外界的交通電訊被阻斷，余樂醒從此與上海地下黨失去了聯系，到了這個時候，余樂醒才徹底成了一個“脫黨分子”。然而讓人絕對想不到的是，此后的余樂醒竟然成了中共的死敵——國民黨特務組織的開山之祖。

赫然“軍統元老”

1930年代初，為“剿共”和清除異己，重新登上執政寶座的蔣介石除了加緊擴編自己的軍隊，所謂“白道黑道”，還開始籌建自己的特務組織和機構。1932年，“復興社”成立，此為“軍統”前身，得到蔣介石重用的戴笠隨即招攬人馬。當時余樂醒正在上海閑居，結果被招攬入伙。

關于余樂醒的叛變，相應的資料十分匱乏，大體當時“軍統”對已被關押的中共被捕人員采用種種威脅利誘手段，以促使其叛變，并盡可能地為“軍統”所用。據說其中若干“大手筆”就有用“迷魂帕”逮捕江西共產黨人王利生、用“盯梢術”跟蹤追捕在武漢做地下工作的湖南共產黨人陸遂初，余樂醒也是“軍統”用同樣手段逼迫其入彀的（一說被中共叛徒余灑度所綁架，騙他去見了戴笠，終于被戴笠拉下水）。

余樂醒是經戴笠介紹加入“軍統”的，隨即成為“軍統”的元老之一，他還介紹沈醉等20多名親屬加入了“軍統”（余是沈醉的姐夫，而沈醉是國民黨“十大特工”之一，曾任“軍統”總務處少將處長，為戴笠的心腹之一）。戴笠是“軍統”靈魂，而余樂醒是戴笠的智囊，特別是他精于特工學問和技術（電訊、投毒、爆炸等），此后便在“軍統”長期主管技術部門。余樂醒對戴笠影響甚巨，所謂“軍統”里的“大能人”，不僅擅長“馭下術”，他又對中共理論和組織、蘇聯特工和專業技術（尤長于對爆炸技術及藥物的研究，以及特種技術如使用毒氣、定時炸彈等的運用），乃至“辯證法”等，無不精通，這對于初出茅廬的戴笠而言，不啻是上帝派來的助手。戴笠倚重于彼，服膺其“制造、運用、控制”矛盾的“馭下術”，又不無醋意，暗自提防于彼，這又埋下了后來余樂醒“失寵”和“反叛”的伏筆。

1932年，余樂醒被派赴上海，接替原“軍統”特務處上海站站長翁光輝，并升級上海站為華東區，擔任區長（后因有名無實，下調為特區）。“軍統”派赴上海的特務組織歷任書記、組長等，多系中共叛徒出身，但他們叛變后與中共的關系已告中斷，根本沒有辦法再去滲透和發展。而國民黨的特務們膽子又很小，生怕共產黨的“特科”進行報復打擊。余樂醒雖有中共前輩的閱歷，又在北伐時是葉挺獨立團的支部書記和教導員，此時被戴笠委以重任，但他與其前任一樣，也無法打入中共在上海的核心組織，并且不曾獲得中共中央遷往蘇區的重要情報，漸漸地戴笠對之失望，只好再次改組上海區，調配同是中共叛徒出身的張師等來接管和充實上海區（新任區長是曾經出賣過鄧演達的叛徒吳乃憲）。

余樂醒特工技術一流，但對付中共地下黨卻顯得無能，戴笠遂將之改任浙江警官學校特務警員訓練班的教官（堪為創辦人）。這是繼“復興社”初創時在南京洪公祠開辦特務訓練班之后的又一“杭訓班”，是真正成規模的特務教學和培訓，以及成系統的特務訓練機構，戴笠掛名主任，余樂醒則任副主任（實際主持）。在這個杭州的“特訓班”，余樂醒可謂使出渾身解數，向“軍統”特務學員面授機宜，其教授的課程有特工理論、化學通訊、毒藥、麻醉、秘密攜帶等，并且理論教學和實踐操作有機銜接，使學員毫不枯燥而融會貫通，且學以致用，于是余樂醒聲名大噪，人稱“訓練專家”，以及“化學博士”“王牌特工”“特工導師”等。此后他又先后主持“軍統”教學機構的青浦、臨澧各訓練班，無不言傳身教、有聲有色，乃至于其聲望甚至有超越“特務王”“間諜王”戴笠的趨勢，這當然引起了戴笠的警覺和猜忌。不久，余樂醒被調離這些機構。此后一直到抗戰初期，余樂醒在“軍統”各處的特務訓練班擔任教官等要職。

“刺汪”功敗垂成

1938年12月，發生了汪精衛集團叛逃的事件，戴笠受命予以追殺，遂派遣“暗殺高手”余樂醒兼程前往，執行“刺汪”的重大使命。

此次行動由“特別行動組”執行，組長是“軍統”天津站兼北平區區長、“行動專家”陳恭澍（曾參與策劃、領導和指揮暗殺張敬堯、吉鴻昌、石友三、王克敏等，可謂身手不凡），副組長則是“局本部主任”余樂醒，他“參贊機要與技術指導”，即作為參謀和技術顧問隨行。當時余樂醒主張對汪使用化學毒藥，這是他的拿手好戲，又可以做到“殺人于無形”，然而戴笠因尋覓毒藥等耗費時間，等不及而采用了刺客登門的辦法。其時，汪精衛、陶希圣、周佛海、管仲鳴等在日諜機關策劃下潛離重慶，經昆明飛往越南河內。12月29日，循跡而來的8名“軍統”殺手潛入河內，他們環繞鄰近日本領事館的哥倫比亞路高朗街27號的一幢高級公寓，在這座三層樓的法式洋房內，就住著汪精衛等，但其四周有極高的圍墻和防護網，院內有兩條大狼狗以及日本領事館憲兵隊長、特務頭子吉野大佐派來的一個憲兵小隊，門外則有日本的便衣特務和當地巡捕。余樂醒先嘗試在汪宅的廚師采買食物時偷梁換柱，用已注射了毒劑的鱸魚毒死汪精衛，失敗之后索性破釜沉舟，陳恭澍、余樂醒決定迅速采取斷然行動，直接刺汪。按照預定行動計劃，余樂醒身藏武器潛藏于汪精衛臥室旁的一間貯藏室，而陳恭澍帶領其他特工直沖汪精衛的臥室。當兩人匯合沖進去時，發現有一男子正在爬窗逃跑，陳甩手射擊，那男子當場斃命，余樂醒則借著電筒的余光，看到床下有一個女子蜷縮著，以為此人必是汪妻陳璧君，也順手開了3槍。隨即兩人跑下樓來，召集眾人翻墻出院，跳上早已等候接應的汽車，迅速撤離。豈料意外獲悉：他們殺錯了人，所刺殺者乃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方君璧夫婦（方中彈未死，后成為名畫家）。原來，這天晚上曾與汪密謀成立偽“國民政府”至深夜，汪精衛遂將臥室讓給曾仲鳴夫婦居住，自己搬至隔壁一間客房。得知此消息后，陳恭澍、余樂醒給戴笠發電，表示愿受處分，戴笠無奈，下令行動組撤出河內，轉道香港返回重慶。

刺汪行動功敗垂成，余樂醒在戴笠跟前徹底失寵，戴笠打發他從事戰時軍事運輸工作，即在貴州任西南運輸處修理廠長、貴陽修車廠副廠長。1941年，任“軍統”遵義植物油煉代汽油廠廠長。后來，余樂醒被人舉報貪污（一說因其與當地的陸軍學校將官班10多名將軍結義，又“宣傳赤色”），戴笠派沈醉前來處理，沈調查后建議對之撤職了事，但戴笠不能便宜了余樂醒，心存必欲使之斃命之念，遂將之投入大獄。后來余在獄中心臟病發，小舅子沈醉求情于戴笠，戴笠也唯恐旁人非議和部下不滿，遂將之轉入醫院，由關押變為軟禁，直到1946年戴笠暴斃，余樂醒才重獲自由。彼時余樂醒獲得大悟，從此脫離國民黨特務組織。

再當“叛徒”的叛徒，難以善終的“善終”

余樂醒出獄后，痛定思痛，種種委屈、困惑涌上心頭，最終有了解脫之念，而且更進一步，終于想通了——國民黨大勢已去，共產黨卻如噴薄欲出的朝陽，孰去孰從？

其實，不獨余樂醒，許多國民黨特務都對戰事的發展感到悲觀和失望，不少人甚至為之動搖。早在1948年春天“三大戰役”尚未開幕時，便有情報處處長何芝園請長假去臺灣想改行當商人，當時特務頭子毛人鳳大罵何芝園為“膽小鬼”，卻也沒有辦法把他留下來。接著，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張師也請求辭職去臺灣辦農場。這些消息傳開后，一些有點錢的大特務更是著急地尋找退路。最讓毛人鳳感到吃驚的，是余樂醒竟與中共上海地下黨發生曖昧，即他于1948年“密謀投共”。但另一方面，他將其妻沈錦輝與4個兒女早早送到臺灣，這是掩人耳目的舉動么？

原來，抗戰勝利后，余樂醒任聯合國救濟總署上海汽車管理總處處長，其間他與中共地下黨建立了聯絡，并在愚園路的家里秘密掩護中共地下無線電電臺。應該說，這是一個出乎人們意料的事。不過，余樂醒擁有特殊的身份——“軍統”人員。原來國民黨特務是實行終身職業的，其為之所系，名不在特務名簿之上，但身仍是特務之身，當時他必須出席所有“保密局”（由“軍統”演變而來）的會議，這正好因其有獲取情報的特殊功能而可為中共所用。當然，彼時余樂醒的行事更加謹慎了，但最終仍被發覺。戴笠的繼任者毛人鳳必欲其死，所謂“叛徒”的“叛徒”，下場是可以想見的。于是誅殺余樂醒的秘密行動由上海警察局長毛森執行，但余樂醒在特務們當中有人脈，暗殺令被毛森手下的一位余的弟子（一稱即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黃加持）打電話告密了，于是余樂醒得以從容遁去。當時有人嘲笑毛森，謂其是向貓學習的老虎，學來學去，沒有向師傅學到最后的絕招。毛人鳳聞之，只得求其次，命令“保密局”上海站站長王方南綁架余樂醒去臺灣，而絕不能讓其為中共所用。當時余樂醒因一身的成熟技術和經驗，為各方所矚目，然而其時形勢明朗，國民黨特務已無暇顧及余樂醒，只好放手讓他平安地迎來上海解放的曙光。這是國民黨特務棄暗投明的一個例子，也是國民黨特務最后得以善終的罕例。

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軍“三野”進駐上海，聯絡部部長陳同生在會見余樂醒時，希望他能夠策動國民黨“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起義。余樂醒接受了任務，迅速帶信到云南。但當時云南正逢國民黨困獸猶斗的“大搜捕”，去人無望而歸（后沈醉參加了起義）。此后的1953年，人民政府安排余樂醒擔任合肥礦山機器廠的工程師（一說上海一家工廠的工程師）。不久“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余因歷史問題和現行問題（抗美援朝時期，工廠有“偷工減料”的情節）而受到審查。再后的1955年“肅反”運動，余又以“潛伏”的嫌疑被逮捕入獄，至1957年列入“戰犯”而被關押于北京秦城監獄。1959年，余樂醒在獄中因患肺癌（一說心臟?。┎」?。1986年4月20日，公安部作出“關于余樂醒問題的復查決定”，內稱：余在“一九四九年為我做過一些工作”，以及“經復查，余樂醒與空軍失密案無關；潛伏問題沒有查到事實證據，予以否定”，“據此，改正原定'戰犯，按起義投誠人員政策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