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摶━種放━穆修━周敦頤 ┗━━━李之才—邵雍
   “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 周敦頤，字茂叔。不稱呼對方的“名”，而稱呼“字”，是一種禮貌的表現，但也僅相當于“你”和“您”的差別。作為曾經的老師，程頤直呼“周茂叔”，顯然不太尊重，換言之，有些不認他。 當然，二程兄弟不認周敦頤，并不是不認可他的為人，而是不認可他的理論。 文中寫到：程顥十五六歲，曾受教于周敦頤，于是有了求道之心，但“未知其要”，也就是說關鍵地方還是沒有搞明白。從周敦頤那里找不到答案，于是遍尋各家，尤其是佛道，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最后才在儒家經典中找到了答案。 這個答案是什么呢？ 這就是“理”。 “理”是二程思想的核心和基石。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理”上升到哲學最高范疇，是從二程兄弟開始的。就像程顥所說的“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程顥所言“自家體貼出來”的意思，并不是說他發明了“天理”這個詞，而是指他最先體悟到了這個概念的深刻內涵，并把它置于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取代了儒家舊有的“天”的位置。 “天理”和“天”，一字之差，卻表征著哲學內涵的深刻變化。 先秦儒學中的“天”，是對周文化中“天”的繼承，兼具“自然”和“神化”兩種屬性，更多的時候是對宇宙自然規律的一種“人格神”化。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都是如此。 到了西漢，董仲舒推出“天人感應”的理論，將儒學中的“天”，徹徹底底“人格神”化為至高無上，主宰一切的“天”。人在“天”的面前，只有俯首聽命的資格，獲取“天”的旨意，只能依靠“感應”。 唐宋之際，佛教流行，禪宗興起，佛教注重心性探索的內容，尤其是禪宗打倒偶像崇拜，不假外求，直指人心的思想給了儒家學者極大的啟發。 程顥從儒家學問入手，后“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對各家的優劣一清二楚。于是又從儒家經典入手，挖掘出了“天理”這個概念，來彌補儒家的短板。 二程兄弟的“理”或者說“天理”，不同于先秦儒家和董氏儒學的“天”，既非自然的物象，也全然沒有了“人格神”的意味，而是一種超自然的存在，可以靠“自家體貼”而得出。 二程兄弟所謂“理”，既包含著自然“物理”之理，也包含著人類社會的“事理”和“人理”。將哲學的最高范疇定義為“理”，再將“事理”和“人理”也納入其中，如此下來，儒家的很多思想也就堂而皇之地被推上了“天理”的地位。 當然，這也是后世統治者重新將儒學拾起來，作為官方哲學的重要原因。因為，如此一番閃展騰挪，類似“三綱五常”這種有利于封建統治的儒家思想，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絕對真理”，成為了至高無上的法則。 當然，二程兄弟在當初設計“天理”這個概念的時候，有沒有替統治者作這番打算，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相信，他們做學問的態度是嚴謹和認真的。試想，當發現世界上竟然有這么一個牛X的東西存在，二程兄弟是多么自豪。在這種心態下，也怪不得不認周敦頤。在他們看來，“無極”這個概念既沒有體現深刻的哲學內涵，還滿滿的一股“道家風”，不能算作是“純一不雜”。 二程兄弟自我感覺非常良好，對同為五子之一的張載，也不是很認可。 曾說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張載也算是一個牛X人物，至少這四句話是牛氣沖天。
張載是二程的表叔，整整大程顥一輪。張載年輕的時候，也是一個不安分的青年，喜歡軍事，總想上馬殺敵，報效國家。曾上書時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的范仲淹，請求效力邊疆。范仲淹也有識人之智，一看便知道這是一個有遠大前途的青年，也可能覺得他不是學軍事的料，勸告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讓他回去研究《中庸》。張載研究《中庸》以后，仍然覺得不滿足。又試圖從佛道中尋找靈感，經年累月，也沒有什么進展，最后不得不又求之于儒家經典。 這個經歷和程顥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出入佛老，返歸六經”，幾乎是所有宋明理學家的共同特征。 不同之處在于，張載更多地是從黃老道家中汲取了營養。張載說：“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在他的理論中，“氣”是宇宙的本原和本體，萬物都是由“氣”化而來?！疤摗笔侵笟馍⒍淳鄣脑紶顟B，而“道”則體現在氣的千變萬化中。 顯然，張載的理論有太過濃厚的“道家味”，而且同樣沒有將儒家最看重的“義理”反映出來，因此也被二程判為不合格。 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表叔，這話二程沒有明說，而反映在二程弟子的一些文章中。 游酢在贊譽其師程顥的時候說：“（張載）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于道?！?/span> 按照游酢的說法，張載一聽到程顥的談論，就改弦易轍，盡棄舊學，這事兒聽著怎么也有些夸張。好歹張載也是開門立派的大學者，怎么可能連一點自信都沒有呢。 程頤的得意弟子尹焞說：“橫渠（張載）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橫渠乃歸陜西?！?/span> 尹焞說張載在京師設館收徒，教授《周易》，一聽二程論《易》，承認自己都是亂講，立馬敗歸陜西。這個頗有點踢館比武的味道，怎么也不像文人學者的做派。 況且，從張載的言論看，似乎對二程的境界，也不是完全認可。張載曾說：“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圣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狈g成白話就是:“二程兄弟從十四歲就立志學圣人之道，現在快四十了，連孔子弟子顏回和閔損的水平都沒有達到。小程勉強像顏回，但恐怕也做不到顏回的無我?！?/span> 這種爭執，中間沒有摻雜個人的恩怨，而單純是一種學術之爭。俗話說，文人相輕，其實更多的時候體現的是一種對自己思想和理論的堅持和執著。 五子當中，我們說了四子，只剩下一個邵雍了。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理論各有不同，但卻被同列為“理學家”，其原因在于后世認為五人都是儒家學者，都是從儒家經典立論，都對傳統儒學的核心概念和最高本體進行了升級改造和重新詮釋，從而使傳統儒學再一次煥發了生機，并影響其后近千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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