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學研究→藏書文化→代不分書，書不出閣

抱珠山房 201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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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不分書，書不出閣

歷代藏書家無不期望自己辛勤收集的書籍能夠藏之久而不散。如宋代的陳亞作詩戒其后人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我家好子孫。”元代的趙松雪題藏書卷飛后云：“吾家業(yè)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后人不讀，將至于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姓，當念此言。取非其有，無寧舍旃！”但是，如果沒有一定的制度來保證，這種主觀愿望也不免落空。黃宗羲說：“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前人愛讀書，后人不一定知書；前人好藏書，后人不一定愛書。故不知書者視典籍為廢紙，裱鞋幫、覆醬瓿亦在所不惜；不愛書者，或因無力保存，便貸書而食，如果得非其人，終成散亡。與范欽有“書籍互相借鈔”之約的王世貞，與范欽“嗜奇相尚”的范大澈，他們的弇山園藏書和臥云山房藏書，不到五十年，均逐漸散佚。范欽在晚年就考慮到防止書籍分散的問題。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說：“吾聞侍郎二子方析產(chǎn)時，以為書不可分，乃別出萬金，欲書者受書，否則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盡而書尚存，其優(yōu)劣何如也!”范欽長子名大沖，次子名大潛。因為大潛先范欽三月而死，所以參加分家的當是次媳陸氏。據(jù)屠可堂《雙柏廬遺聞》記載：“天一閣校公愿得書，次公配陸愿得金，已處置當矣。陸誤聽人言，謂分金不公，欲重處置，屢與伯角，甚至成訟。”后來，范欽的老朋友屠大山的兒子屠本峻出來調(diào)解，方才平息。故屠可堂接著記云：“先辰州歸田后，以情理相處，陸始允從。辰州另寫分書，其首語云：‘余與范司馬東明先生道義交也。’噫!其身正不令而行，陸之允從，辰州之德有以化之也。此書尚藏天一閣。”屠本峻官辰州知府，是大沖妻子的兄弟。分書早佚。屠可堂是乾隆十七年舉人，官姚州知州，其說當為可信。范大沖體察父輩的心情，從此便“代不分書，書不出閣”。藏書歸子孫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子孫各房相約，凡閣門和書櫥門的鎖鑰分房掌管，非各房齊集，不得開鎖。事實上非各房齊集，鎖就無法全開。這樣就防止了子孫個人占有，避免書籍的分散。范氏后人一直嚴嚴格地執(zhí)行了上述藏書管理的規(guī)章制度。至今，天一閣里仍然保存著一塊禁牌，上面寫著：“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lǐng)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阮公認為范氏子孫“以不與祭為辱，以天一閣后人為榮”，這種榮辱觀的激勵，是藏書久而不散的又一個重要原因。清道光九年八月間訂立的管理細則中規(guī)定：“閣上門檻廚門鎖鑰封條，房長每月會同子姓稽考，并察視漏水、鼠傷等情，以便即行修補。”“閣下每月設(shè)立巡視二人，其護程及閣下各門鎖鑰歸值月輪流經(jīng)管，如欲入內(nèi)掃刷，以及親朋游覽，值月者親自開門，事畢檢點關(guān)鎖。”從這些條文中，我們可以略知當年天一閣日常管理的一些情況。然而，清末繆荃孫登閣時所見已“迥非阮文達公所云”。他說：“范氏子見書而不能檢，余告之，乃抽出，再檢再閱，范氏挽余自抽，蓋目不知書者。”管書者竟樸魯不學，因此，陪同繆荃孫登樓的夏閏枝就感慨地說：“再閱百年，遺書盡入蟲腹，天一閣其泯滅乎!” 清末民初，廢科舉，興學校，一些藏書之家以為古籍已無用，使陸續(xù)將書籍出售，這對范氏后人來說也是一次嚴峻的考驗。據(jù)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當時“凡江浙及北方書賈，每年常株守其地。其時生活程度低廉，住寧波城內(nèi)旅館中，開大房間，連膳食每月僅十八元。本地掮客甚多，每日奔走四鄉(xiāng)，茍有發(fā)見，盡是明刻棉紙。故流寓書賈，無不利市百倍。”如曾與天一閣鼎足而立的東浙藏書家鄭性之二老閣和盧址之抱經(jīng)樓藏書均在這一時期變賣一空。民國初年，由鄭性七世孫公議，將所存藏書和書版賣給上海書賈。民國五年，盧址后人商定把全部藏書以五萬元銀幣出售給上海古書流通處。這批書共有二千另三十六種，計五萬六千三百七十八卷。抱經(jīng)樓建于乾隆四十二年，不但書樓建筑完全仿天一閣樣式，而且藏書管理方法也照搬天一閣一套，規(guī)定藏書歸子孫共有和共管。終因后人的想法與前人不同，以至書去樓空。而范氏后人始終抱殘守闕，天一閣劫馀之書才得以保存下來。可見制訂切實可行的管理制度固然重要，而管理者對制度的執(zhí)行如何，更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以上說的是天一閣“代不分書”的事。至于“書不出閣”，這對后世也有較大的影響。吳翌鳳《東齋脞語》云：“明季藏書，浙中為盛，而鄞縣范氏天一閣尤富，立法亦盡善，其書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故無散佚之患。"阮元置焦山書藏，有《書藏條例》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翻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天一閣逐步改變了閉閣鎖書的狀態(tài)。近七八年中，每年都有許多中外學者訪閣，出具學術(shù)研究證明，入閣查閱資料。但依然規(guī)定藏書只供閱覽，概不外借。古籍的保護和利用是對立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我們既要反對只講利用，不講保護的傾向，也要反對只講保護，不講利用的傾向。古人聚書，對于善本，往往抄有副本，以此來解決藏與用的矛盾。政府藏書中，像《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類卷帙浩繁的書，都有二部以上的副本。私人收藏也如此，如宋代藏書家王欽臣，每得一書“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為冊，此本專以借人，及弟子觀之。又寫別本，以絹素背之，號鎮(zhèn)庫書，非己不得見也”。明代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約》規(guī)定：“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yīng)，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要真正解決天一閣藏書的開發(fā)利用問題，必須加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例如，六十年代影印了一百多種閣藏明代地方志，從此，讀者查閱這批資料，就不必往返奔波了。同時，對于那些近期內(nèi)無法出版的珍本，可拍攝膠卷本，或抄錄副本。這樣既可保存好原本，使典籍不致失傳，又可滿足讀者要求，使積累的文化得以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