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與“中國”的由來

“中”與“中國”的由來

何駑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5月18日

    近年來，隨著城址、宮殿、王級大墓、觀象臺的陸續發現，陶寺遺址越來越顯現出早期國家都城的特征，這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越來越多的學者更傾向于將陶寺遺址視為“堯都平陽”。2002年，陶寺城址中期王墓 IIM22的頭端墓室東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桿IIM22：43，殘長171.8厘米。上部殘損長度為8.2厘米，復原長度為180厘米。漆桿被漆成黑綠相間的色段加以粉紅色帶分隔，根據我的研究推測，漆桿為圭表日影測量儀器系統中的圭尺，年代為陶寺文化中期（公元前2100一前2000年）。

“圭”字首先出現在西周金文中，似乎可以印證圭表始于西周。圭尺，商代和史前陶寺文化時期則稱為“中”。甲骨文“中”字（ ）其實就是圭尺的象形：︳為圭尺桿體，□或○描繪的是游標玉琮，□像玉琮外廓，○像玉琮內圓，而游標兩“端”的似“飄帶”者傳統稱為“斿”（旗幟的飄帶），其實并非飄帶的象形，而是圭尺上彩漆色段的指示。卜辭中屢見“立中”，可以理解為建國建都之始“立中”為確定“王者居中”的地中，即確定中心位置。日后定期的“立中”，則是觀測日影在圭尺“中”上的“位置”，兩種行為都離不開核心儀器部件游標圭尺“中”。   

《周禮·大司徒》記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文獻記載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認識到圭表大地測量（測土深）的功能，并形成了一套建邦立國定都地中的程式化模式。建立都城，必須遵循王者居中、王者與天帝交通的意識形態，以“立中”的方法，依照夏至影長1.6尺或l.5尺的標準確立地中，以定都城選址。

    陶寺圭尺夏至影長39.9厘米：約合1.6尺。這恰是“立中”判定“地中”的標準，北緯35°52′55.9″。陶寺城址選址顯然定在“地中”，與考古資料所反映的陶寺城址都城性質恰相契合。都城是國家政權和行政機構之所在，清華簡《保訓》載：“昔舜舊作小人，親耕于歷丘，恐求中……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滋備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說的可能就是陶寺城址選址之事。在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國就是“中國”。

    陶寺IIM22：43圭尺不僅可以用于立中、測日影配合觀象臺觀測制定歷法，而且還可以用于大地幅員測量。陶寺圭尺第11號色帶為夏至影長標志，那么l至10號色段作為刻度在陶寺測量夏至影長是無用的，卻可以用于測量陶寺以南至北回歸線一線的夏至影長，因為北半球夏至正午北回歸線上的影長為“0”。這意味著陶寺圭尺夏至測量可南及北回歸線，表明堯舜的版圖雄心或疆土認知已至今兩廣地區。

《尚書·堯典》記載：“申命羲叔，宅南交。”《史記·五帝本紀》索引稱：“南交則是交恥不疑也。”我們認為，交阯乃大地域的統稱，當為北回歸線一帶包括今兩廣和越南北部，大約當時通稱交阯。《堯典》所謂派羲叔赴南交觀測夏至，并非虛妄夢囈。而是去實測當地的夏至晷影長，陶寺圭尺“0”點刻度可測北回歸線夏至影長就是物證，這在天文觀測技術層面上和大地幅員測量方面就十分必要了。所謂“南交”。既指地理緯度在北回歸線上的交恥地區，又如孔安國所解釋的“夏與春交”的臨界線——正午陽光直射北回歸線標志著“春盡夏至”，故謂“交阯”。   

陶寺遺址至廣西北回歸線直線距離約l400余公里，折合標準為175里／寸。陶寺圭尺移桿后測量冬至晷長多余9寸，可用于測量陶寺以北地區冬至晷長，陶寺圭尺最北可至788公里。大約在今中蒙邊界，北緯42°30′左、右，大致相當于文獻中的“朔方”和“幽都”地域。即《堯典》所謂“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陶寺圭尺有關南及北回歸線的夏至測量與北至今中蒙邊界的冬至測量尺度的設計，證明《堯典》中南及交阯、北及幽都、《五帝本紀》舜南撫交阯的堯舜國家理想版圖認知，絕非空想，而是派天文官羲叔或和叔之輩實測的結果。當然，陶寺文化國家的實際版圖可能達不到如此之大，圭尺所表現的只是理想藍圖。

    中國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中國何時出現或形成？中國何以得名“中國”？《何尊》銘“宅茲中國”可證“中國”概念與稱謂至遲在西周早期已經出現，指營建東都洛邑。清華簡《保訓》記載，周成王營建洛邑確實是實現了周文王留下的“尋中”偉大遺愿。可見，“中國”的概念在西周時期明確與地中有關。

    天文學家研究認為，《周髀算經》所載“夏至影長尺六寸”的數據乃地理位置接近陶寺緯度的觀測點所測，很可能就是陶寺。《周禮·大司徒》所載“夏至影長尺五寸”的數據是河南登封告成的觀測數據，考古發現的告成王城崗城址則被許多學者視為“禹都陽城”。我們認為，《周禮-大司徒》的1.5尺數據很可能是“夏代早期”在“禹都陽城”（今王城崗城址）實測數據。這意味著“夏禹”不是簡單地接受“虞舜”的圭尺“中”，而是改成自己的都城郵日城”，夏至影長標準相應地縮短一寸。《易緯·通卦驗》記載“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一尺四寸八分”數據，很可能是公元前2044至前2039年在陽翟（今河南禹州）的觀測結果。考古發現河南禹州瓦店遺址是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大型環壕聚落，被部分學者認為是夏代早期都城陽翟。很可能在夏王朝早期。由登封王城崗“陽城”到禹州瓦店“陽翟”之間所謂“都城”的變化，也演繹出“地中”標準的變化。

    不難看出，在所謂的堯舜禹時期甚至到西周時期，政權的交替甚或都城的變化都伴隨著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長標準的改變，確切說則應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在古人的認知里，地中與天極是對應的，唯有這里才是人間與皇天上帝交通的孔道，正所謂“紹上帝”、“上下通也”。王者獨占地中，實質上就是絕他人天地通的權利，壟斷與上帝溝通的宗教特權，從而達到“獨授天命”、“君權神授”合法化和正統化的政治目的。

    至此，我們弄清了“中國”的最初含義，即“在由圭表測定的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國”。“中國”的出現或形成的物化標志應當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現，因為它是在“獨占地中以紹上帝”的意識形態指導下，通過圭表測影“立中”建都立國的最直接物證，它既標志著控制農業社會命脈的歷法作為王權的一部分。又依據其大地測量功能成為國家控制領土的象征。這種國家意識形態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國區別于世界其他各國的重要特征，足見沒有比“中國”這個稱謂更貼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