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失明經過抗戰之初，陳寅恪多年心血聚成的文稿與批注書籍，在由長沙運往蒙自途中遭到竊賊的暗算，而留在長沙親戚家中的大批書籍又在著名的“文夕大火”中燒了個精光。不幸之中的一點安慰是，在大劫過后的灰燼中，陳寅恪又突然看到了一絲希望的亮色，這便是當年史語所于北平北海靜心齋遷往上海，繼而遷往南京時，作為歷史組主任的陳寅恪有五箱論文手稿與書籍一同隨所南遷。此后，陳氏又陸續寄往史語所論文數篇，未被刊用，遂請人訂成一冊，放入箱中保存。南京淪陷前夕，史語所藏書大部分由長沙轉往重慶暫存，若無意外，五個箱子應在其中。于是，1939年2月9日，身在香港正準備赴英國牛津講學的陳寅恪在致傅斯年信中，曾特別提到“不知從南京搬家時，與研究所書籍同時搬去否？請兄托樂煥世兄代為一查。因弟‘十年所作，一字無存’。并非欲留以傳世，實因授課時無舊作，而所批注之書籍又已失散，故感覺不便也”。 傅斯年接信不敢怠慢，立即命自己的侄子、時在史語所任職的助理研究員傅樂煥查詢并很快有了結果。同年7月6日，陳寅恪在致傅斯年信中說道：“五箱已運到，甚慰，擬將未成之稿攜歐，俟半年得暇加以修改也。”事情至此，本應算個圓滿的結局，想不到世間事總有讓人難以捉摸和措手不及之處。事隔6天之后的7月12日，陳寅恪再度致信傅斯年，以惋惜的口吻說道：“弟五箱運到而錯了兩箱。此兩箱中，恰置弟之稿件，雖又托人查問，此次恐是石沉大海矣。得而復失，空歡喜一場，反增懊惱。將來或可以借口說：我本有如何如何之好文章，皆遺失不傳，亦是一藏拙作偽之法耶！此殆天意也。”陳寅恪倒霉至此，可謂無以復加，真讓并世之人與后世讀傳者為之一哭。 此事過去將近五年，陳寅恪于成都燕京大學給那廉君信中所提的書箱事，正是當年被傅樂煥或其他什么人稀里糊涂弄錯，從而遺落在史語所的兩個書箱。據可考的資料看，那廉君并沒有，或許沒有機會和能力把這兩個對陳寅恪本人來說如同命根一樣的書箱運往成都燕大。而假如再拖延半年，即使這兩個箱子抵達成都，世間的光明將不再屬于陳寅恪，他將永遠失去這一最后閱看自己批閱的書籍和手稿的機會了。悲夫！ 陳寅恪既受燕大之聘，當然要授徒開課。在他看來，一旦接受了大學教學機構的聘約，就應認真對待，信守約定。他對待國外牛津大學之聘如此，一旦應約受聘，“故必須踐約也”（致傅斯年信），在國內同樣恪守這一原則。1943年1月21日，陳寅恪于桂林受聘于廣西大學期間，在致傅斯年信中明確提到“大學校猶不及其他機關”，“以有契約及學生功課之關系，不得不顧及”。這一行為準則成為陳寅恪心中不可更改的鐵律。在燕大授課的日子里，由于住居條件糟糕，生活貧苦，陳寅恪已經高度近視的左眼視力急劇下降，致使學生的考試卷閱畢，要把分數登記在成績表上，因表格較小，印刷質量又極度糟糕而無法看清。為免登記錯格，只得叫女兒流求協助完成。稍感幸運的是，后來上課地點由陜西街改到華西大學文學院，陳家搬入華西壩廣益宿舍，住居條件得到改善，上課也無需再跑遠路，陳氏身心才得到些許安頓。從陳流求的回憶中看到，陳寅恪仍然每學期從開學第一天起就準時夾著他的布包袱走出家門，步入教室。而這個時候，唐筼的心臟病不時復發，又整日為柴米所困，一家老小仍舊是苦不堪言。1944年2月25日，陳寅恪再次致信傅斯年：“別后曾上一書，千頭萬緒，未能盡其一二也，現又頭暈失眠，亦不能看書作長函，或可想像得之，不需多贅。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三月初開會，本應到會出席，飛機停航，車行又極艱辛，近日尤甚，此中困難諒可承知我者原宥。唯有一事異常歉疚者，即總辦事處所匯來之出席旅費七千零六十元到蓉后，適以兩小女入初中交學費，及幼女治肺疾挪扯移用，急刻不能歸還，現擬歸還之法有二：（一）學術審議會獎金如有希望可得，則請即于其中在渝扣還，以省寄回手費。（二）如獎金無望，則請于弟之研究費及薪內逐漸扣除，若有不足，弟當別籌還償之法，請轉商騮先先生，并致歉意為感，弟全家無一不病，乃今日應即沙（淘？）汰之人，幸賴親朋知友維護至今，然物價日高，精力益困，雖蒙諸方之善意，亦恐終不免于死亡也。言之慘然，敬叩。”雖“言之慘然”，但陳寅恪的教學仍一絲不茍，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1944年8月，教育部核定西南聯大羅常培、吳宓休假進修一年，去向自愿。羅常培前往美國進修學業；吳宓由于對陳寅恪的牽掛，與燕大代理校長梅貽寶聯系，取得了到燕大講學的機會。吳氏整理行裝由昆明出發，于同年10月27日來到成都燕大，得以與老友陳寅恪相聚一校。對于二人相見后的情形，吳宓之女吳學昭在《吳宓與陳寅恪》中這樣記述道：“父親與寅恪伯父四年多不見，感到寅恪伯父顯得蒼老，心里很難過。使他更為擔心的是寅恪伯父的視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勞累過度，而戰時成都的生活又何其艱難！寅恪伯父有‘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的詩句，說明物價飛漲，貨幣貶值的嚴重。從父親當時《日記》中的片言只字，也可看出一二：‘晚無電燈，早寢’，‘無電燈，燃小菜油燈’，‘窗破，風入，寒甚’，‘晚預警，途入馳奔’，‘旋聞緊急警報，宓與諸生立柏樹蔭中，望黯淡之新月，遠聞投彈爆炸之聲’……”又說：“父親很清楚，對于寅恪伯父來說，視力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使父親最為憂慮和擔心的事，不久還是發生了。” 所謂最擔心的事，便是陳寅恪眼睛失明。 這年冬季的某個上午，陳寅恪來到課堂滿含憂傷地對學生們講：“我最近跌了一跤后，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說不定會瞎。”眾人聽罷，大駭，但又不知道該做些什么，只有在心中暗暗祈禱：這樣的大不幸萬萬不要降臨到面前正處于苦難中的大師身上。但祈禱終究成為徒勞，就醫學角度言，凡高度近視者若眼睛受到磕碰，或自身用力過猛，皆可造成視網膜脫離，并導致失明的嚴重后果。 這年的11月23日，陳寅恪在給傅斯年與李濟二人的信中寫道：“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經網膜脫離，則成瞽廢，后經檢驗，乃是目珠水內有沉淀質，非手術及藥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是滋養缺少，血輸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終日苦昏眩，而服藥亦難見效，若忽然全瞽，豈不大苦，則生不如死矣！現正治療中，費錢不少，并覺苦矣，未必有良醫可得也。”此征兆當為雙目失明前的預警，陳寅恪已深知后果之嚴重，遂心有恐懼，感傷至極，發出了若果真如此則生不如死的悲鳴。 就在絕望之時，陳寅恪仍沒忘記替求助自己的后學盡一份綿薄。他在致傅、李的信中接著寫道：“茲有一事即蔣君大沂，其人之著述屬于考古方面，兩兄想已見及，其意欲入史語所，雖貧亦甘，欲弟先探尊意，如以為可，則可囑其寄具履歷著述等，照手續請為推薦，其詳則可詢王天木兄也。弟不熟知考古學，然與蔣君甚熟，朝夕相見，其人之品行固醇篤君子，所學深淺既有著述可據，無待饒舌也。” 陳寅恪信中所言是客氣和得體的，以他的性格和知人識物的洞見，所述當與事實不會出入太大。盡管由于諸種原因，這位蔣大沂君最終未能入主史語所，但就陳寅恪對德才兼備之人才理想與前途的瞻念，頗令人感喟——尤其在如此不幸的際遇之下。當然，除蔣大沂外，陳寅恪在抗戰前后，曾向教育科研機構薦舉后學若干人，如于道泉、戴家祥、張蔭麟等，皆得到過陳氏的提攜薦舉。尤其在舉薦吳其昌時，可謂不遺余力，頗具感情和血性。他在給北平師范大學校長陳垣的信中，曾急切、熱忱地說道：“吳君高才博學，寅恪最所欽佩，而近狀甚窘，欲教課以資補救。師范大學史學系，輔仁大學國文系、史學系如有機緣，尚求代為留意。”又說：“吳君學問必能勝任教職，如不勝任，則寅恪甘坐濫保之罪。”其用力之深，感情之厚，肝膽相照之人格魄力，令后人觀之不禁為之欷歔。 然而歷史竟是如此地無情，生命中的不幸際遇，并沒有因陳寅恪的向善向真和拳拳之心而改變，相反的是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幸。12月12日晨，陳寅恪起床后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左目已不能視事，世間的光明將要永遠離他而去。而這時夫人唐筼心臟病復發，幼女美延也已患病，陳氏強按心中的恐慌與悲情，急忙把女兒流求喊來，讓其立即到校通知自己不能上課了，請學校另作安排。14日，在仍不見好轉的情況下，陳寅恪只好住進陜西西街存仁醫院三樓73室求治。經檢查，左目視網膜剝離，瞳孔內膜已破出液，必須立即施行手術。而醫生私下對前往探視的燕大教授馬鑒與吳宓等人說，如此糟糕的情形，“必將失明”。馬、吳二人聽罷恐慌不已。 18日，醫院決定為陳寅恪施行手術，若順利或許還有一線希望。手術過后，陳氏的頭部用沙袋夾住，不許動彈，以免影響手術效果。孰料術后效果極差，吳宓于次日前去探望，“僅得見夫人。筼言，開刀后，痛呻久之。又因麻醉藥服用過多，大嘔吐，今晨方止。不能進食云云”。手術12天后，醫生私下對唐筼言：“割治無益，左目網膜脫處增廣，未能黏合。且網膜另有小洞穿破等。”病中的陳寅恪雖未知細節，但有所感，一時大為憂戚，焦躁不安。夫人唐筼每日守候寅恪身旁，既要顧家，又需照料病人，不久因勞累過度引發心臟病臥床不起。作為陳寅恪在燕大唯一的研究生石泉，出面邀集并組織燕大學生輪流值班，女生值白班，男生值夜班，如此跑前跑后的忙碌，令陳氏夫婦在心靈上得到一絲撫慰，陳寅恪的情緒也慢慢穩定下來。時任燕大代理校長的梅貽寶前去探望，陳寅恪大為感動，對其曰：“未料你們教會學校，倒還師道有存。”許多年后，已是80高齡的梅貽寶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至今認為能請動陳公來成都燕京大學講學，是一杰作，而能得到陳公這樣一語評鑒，更是我從事大學教育五十年的最高獎飾。”想來陳氏之語是出于本真，而梅氏之言也是發自肺腑的吧。 本文摘自《陳寅恪與傅斯年》，岳南著，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來源： 中華讀書報 2008-6-25 （http://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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