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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誤區重鑄中華醫魂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醫藥戰略研究課題組 （接上貼） 四、中醫藥科研方向與方法論的誤區——跟著西方跑 中醫藥科研誤區，大者有二：其一，科研經費基本上給了西醫藥，而給中醫藥的經費基本上給了“中西醫結合”，純正的中醫藥研究基本見不到經費。其二,從方法論而言，全是走的西醫藥之路，扔掉了中醫藥的精華。 由于中醫藥科研的指導思想發生了偏差，中醫藥科研走上了一條西化中醫的不歸路。有關部門將有限經費中的絕大部分投入到尋找臟腑“實質”、“本質”的研究，尋找中藥“有效成分”的實驗，搞了很多年，花了不少錢，“成果”出了一大批，卻無法用西醫的術語說清中醫藥的理論，也不能指導中醫臨床。另外，中醫藥科研 “人云亦云”，只要外國人提出個什么，馬上鸚鵡學舌，什么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是中醫藥研究的突破口，什么中藥是多靶點作用等等，丟棄了中醫自身固有的特色。誠如陸廣莘教授所說，這是研究中醫而非中醫研究。 （一） 1979年，中醫泰斗呂炳奎在中西醫結合座談會上曾說，衛生科研經費97％都給了西醫藥，給中醫藥的3％中，97％給了中西醫結合，真正的中醫科研拿不到經費。這是有關部門重西輕中的結果。盡管這是1979年的數據，但近二十多年來，情況并沒有多少改變。例如： 2004年，國家科技部為解決艾滋病問題，撥出5000萬元科研經費。衛生部給西醫藥4500萬元，只給中醫藥500萬。按照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中西醫并重，何以如此薄待中醫藥？科技部幾經努力，才又給中醫藥增撥了300萬，中醫藥經費也才占到16％。這僅是主管部門鄙視中醫藥的一個例子。經費尚未到位，有關部門馬上又提出要搞中西醫結合治療艾滋病研究。這除了說明真正的中醫科研很難拿到經費之外，也是有關部門沒有自信心的表現。 （二） 中醫是臨床醫學，而且是成熟的理論醫學。中醫藥的經驗和理論均來自臨床實踐的總結而非實驗室研究。中醫從整體看一個人，辨證論治，并不太關心人體局部的理化變化。西醫建立在解剖學、微生物學、病理學基礎之上，西藥建立在化學合成的基礎上，因而都是實驗室產物。不做實驗，西醫藥就不能發展。但從方法論角度看，并非西醫藥的實驗室做法就一定科學，中醫就必須跟著學。中西醫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中醫就得按自己的規律進行科研，決不能將有限的經費用到實驗室，用到耗子身上。 2001-2004年的四年，國家自然基金委面上資助項目中，中醫藥項目僅分別占生命科學部項目的6.81％、6.83％、7.05％和7.41％；從資助金額說，僅分別占6.89％、6.63％、6.92％和7.34％。 在資助的中醫、中藥項目中，也是以中藥或者某法、某理論研究為主，不少項目屬于“中西醫結合”研究，純粹的中醫科研課題很少。比如2005年資助的173個項目中，某某理論的研究占24％、某某法（方、藥）治療某種疾病的研究占57％，某某藥有效成分研究占18％，其它不到1％。要說明的一點是：中醫講證，西醫講病，占57％的“某法（方、藥）治療某種疾病的研究”根本與中醫的辨證論治沒有關系。 由于歧視，中醫藥研究經費本來就少，有關部門卻將有限經費中的絕大部分投入到尋找臟腑“本質”、中藥“有效成分”的實驗研究上，這類研究與中醫藥不搭界，成果也不能用于指導臨床，屬方法論的錯誤。 （三） SARS肆虐，有關部門并沒有組織中醫上一線。后來，鄧鐵濤老教授給中央上書，科技部向中央反映，吳儀同志接見，北京中醫才得以走上SARS一線。這本來是中醫科研從實驗室轉向臨床、走自己發展道路的好機會，然而，畢竟上得太晚，而且馬上有人高喊要“中西醫結合治療SARS”，中醫錯過了最佳時機。如果中醫早期介入，堅持中醫治療特色，并認真總結歸納，很有可能繼溫病學派之后，創立新的中醫流行病學理論，繼衛氣營血辨證后提出新的辨證方法。可惜這一局面并未出現。這就是中醫被現代醫學禁錮其思維后痛失的自我發展機會。 艾滋病嚷嚷了20多年，除安排了一個中醫課題進行研究之外，有關部門并沒有敢于讓中醫直接上一線，因為他們不相信中醫這一成熟的理論醫學可以應對各種傳染病，導致中醫和西醫一樣沒有拿出像樣的成果。其責任在于我們主管部門缺乏自信心，而且沒有行醫執照的民間中醫自動上艾滋病村免費為患者治療的效果極好，而我們的主管部門和相關專家卻不肯相信。 我們希望，領導同志能夠深入了解中醫，研究中醫，帶領中醫一塊上臨床，如此，才會增強民族自信心，領導中醫再創輝煌。 （四）誤以為中醫理論是從實驗室出來的 眾所周知，西醫理論和西藥都是實驗室產物。而中醫是臨床醫學，是理論醫學，而且是成熟的理論醫學。幾千年來,隨著臨床實踐范圍的擴大以及醫療療效的提高，中醫理論也在不斷地創新、發展。然而，然而，采用西方唯科學主義的實驗研究成了今天中醫理論發展的指導思想，把盲目改造中醫傳統、簡單模仿西醫當成中醫的科研方向，以為中醫理論就是從實驗室里產生的，從而導致中醫科研嚴重脫離臨床實踐。 今天中藥的開發幾乎完全按西藥標準進行，新藥開發的動物實驗幾乎完全不適用于中藥研究。新中藥只能是中醫從臨床上總結出來的處方，而不是耗子實驗所能篩選出來的。例如，巴豆有毒，人吃后拉稀，耗子越吃越肥。又如，六味地黃丸用于腎陰虛證,可以治療430多種疾病，不可能用動物實驗開發出這類名方成藥。 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西方醫學的可驗證性和可重復性，使絕大多數人認可了其“科學性”，許多人以此為據，無視中、西醫學的差異，一切以西方醫學科研為標準來要求中醫科研。以致長期以來，我國對中醫科研的判定標準，基本上遵從西醫藥科研規范和要求，一切均按現代醫學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體實驗室量化指標來執行，用分析還原的研究方法來肢解中醫，始終未能形成真正符合中醫科研自身發展規律的科研體系。因此，盡管人們對中醫藥治療許多重大疾病的療效普遍認同，廣大群眾對中醫藥也有迫切的需求，但中醫藥介入正規治療途徑仍然困難重重，因為讓中醫特別是民間中醫（事實表明，民間中醫往往對艾滋病之類的疑難雜癥最有對付手段）拿出嚴格中西醫對照的、以昂貴的理化實驗室檢查結果為基礎的實驗數據來，實在是勉為其難。 （五）科研人員被《指南》牽進誤區 中醫藥科研不盡人意，這不能怪這些科研人員，他們也不愿意這樣做，也愿意下基層，到臨床一線去。他們是無奈地被《科研招標指南》牽著鼻子走進誤區的。我們曾向從事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人員了解情況，他們認為，如果不按《指南》寫，如果不去做那些實驗室研究，不研究分子、基因組，不按西醫藥的研究思路寫標書，他們就拿不到課題，拿不到經費，不得已而造假。中醫科研按照西醫思路走，已經成為當今中醫科研招標的主流思潮，因此，我們希望領導在制定招標指南時，能夠多聽聽老中醫的意見，能夠看到中醫與西醫是不同的體系，真正讓科研人員按照中醫自己的規律進行中醫藥研究而不要讓他們按西醫藥的方法去研究中醫藥。 （六）中醫藥科研方法論值得反思 中醫藥科研按照西醫藥方法進行，是方法論出了錯誤，有必要對中醫藥基礎理論研究的方法進行深刻反思。按現在大部分研究思路，采用線性、還原論為指導思想，借助高精尖檢測手段，僅適合于西醫藥這一對抗醫學，而不適合于中醫這一整體醫學。因此，按照西醫的方法論進行中醫藥的科研，不可能實現中醫藥的自主發展，更難談創新。對中醫的陰陽、臟象、經絡理論等進行物質基礎研究是“機械唯物論”思想作怪。我們是唯物論者，但我們是辯證唯物論者而不是機械唯物論者。人體是一個復雜的對外開放的巨系統，用線性關系、還原論的方法是難以研究清楚的，西醫的局限性、西藥的毒副作用和耐藥性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西醫藥必須進行動物實驗研究，但用動物實驗來驗證中醫的療效及用西醫的機制來解釋中醫療效，確乎不應該成為中醫研究的方法，至少不應成為主要方法。否則，中醫中藥的優勢、特色和學術水平不但得不到繼承和發展，反而容易而且已經陷入十分嚴重的危機和混亂之中。在貌似嚴謹科學的外表下，中醫藥特色和實質已經蛻變和消亡。 中醫講整體觀，講辨證論治；西醫講病，講病因、病理、病位。中藥講性味歸經，西藥講消滅敵人，講改變人體局部的理化狀態。因此，中醫研究要從臨床中總結歸納出辨證論治的方法、思路，中藥研究則應研究中藥的藥性，研究中藥的藥性理論與中醫理論的關系，以及有可能作為中藥的東西的藥性，使之成為中藥家族的一員。按照岳鳳先教授的話說，如此研究，可以將西藥研究成中藥，甚至那些過時的被淘汰的西藥也可以變成中藥，因為西藥也有性味，只是西醫不懂而已，辨證論治即可以避開或減少其毒副作用。 我們應加強中醫藥研究方法論的研究，并盡快轉變到中醫自己的研究方法論上來。 五、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的誤區 1997年，科技部提出了《中藥現代化科技產業行動計劃》，這是中藥現代化的開始。現代化的提法是正確的，而且，自從這個計劃出臺以來，全國出現了中藥熱，國家投入中藥的經費也大大增加。這都是可喜可賀的現象，也是中藥現代化取得的成績。 但是，具體執行的時候，現代化的路徑走偏了，將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引到了誤區。責任在于我們課題組當時參加研究的同志，在編寫《中藥現代化發展戰略》一書時，由于自己不懂中醫藥，想當然地把“研究中藥的藥效物質基礎”、“提取有效成分”、“爭取三兩種中藥堂堂正正進入國際主流醫藥市場”等都寫了進去，結果誤導了有關研究人員，誤導了中藥產業，更誤導了國家有關決策部門，以致最后誤導出《中藥現代化發展綱要》。這些年來，我們課題組的同志雖然多次主動檢討，但造成的巨大損失已無可挽回。 經過近幾年的反思與深入研究，我們認為，中藥現代化國際化存在如下誤區。 （一）不僅中醫藥要現代化，西醫藥更要現代化 幾千年來，中醫藥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過程從未停止過。從最早醫學專著《五十二病方》記載的242種中藥，發展到《神農本草經》的365味，再發展到《本草綱目》的1892種。像東南亞地區產的乳香、沒藥、檀香等經過醫療實踐過程辨清其性味歸經后納入了中醫藥體系，就是中藥現代化的一個典型范式；而醫學診斷模式，由《黃帝內經》的三篇熱論到張仲景創建六經辨證，再到明清溫病學派提出戾氣學說，及三焦、衛氣營血辨證，則是中醫理論不斷與時俱進的典型。這一切表明，幾千年來，中醫藥從來就是根據醫療實踐不斷總結不斷進步的，它一直在沿著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和不斷現代化。如果以這樣的想法看待中藥現代化就對了。 遺憾的是，不少人將中藥現代化理解為：既然提出中藥現代化，就說明中藥不科學，就要提高到科學的水平，就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那么，誰科學呢？就是西藥科學，因此要學西藥的單體，學西藥的殺滅病菌病毒，學西藥的制造、檢測方法，學西藥的標準，等等，一句話，向西藥看齊就是現代化。 事實上，不僅中藥要現代化，西醫藥更要現代化。西藥因其毒副作用和耐藥性不斷被淘汰，中藥就沒有這類問題，為什么人們不認為西藥也要現代化呢？因為百年來人們錯誤地認為外來的就“科學”，西醫藥“科學”，自然不必提現代化了。 德國慕尼黑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所長M.波克特教授早在1983年就說過：“就醫學而言，由于十九世紀西方文明的沖擊，在中國人心靈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連一些中國的醫學家和政治家都沒有認識到上述事實……都是按照這種外來的教條主義和不合理的前提發表議論和行事。都認為西醫是科學的，相反……沒有對中醫基本方法論和認識論進行研究。” 也正由于現在不少人誤解了現代化的提法，主管部門需要在實際工作中不斷予以引導，使人們認識到：中醫藥現代化就是要振興中醫藥，造福13億人特別是9億農民的健康，而不是向西藥看齊。 （二）誤以為現代化就是搞清中藥的“有效成分” 近幾年，中藥現代化成了中醫藥科研的指導思想。對現代化的片面理解使中藥研究陷入誤區，以為中藥現代化就是要搞清中藥的藥效物質基礎，提取中藥的有效成分，分離出單體物質，再走化學合成的道路。典型例子是，有人說，中藥現代化就是要搞像青蒿素這樣的一類新中藥。其實青蒿素以及其他的各種素如黃連素、麻黃素等都不再是中藥而是西藥。因為誰也沒有弄清其性味、歸經，不能按中醫理論使用，只能辨病使用，當然不是中藥了。 西藥最大的特點是成分清楚，靶點明確，針對性強，適應面廣，是群體性治療用藥，只要得的這個病，就吃這種藥，所以西醫為人找了上萬種病，為此也制造了上萬種藥。但由此西藥會產生毒副作用和耐藥性。眾所周知，農藥、化肥這些化工產品污染了我們周圍環境，西藥基本上是化學合成的，當然會污染我們體內環境。盡管從中藥提取的“有效成分”是天然的，但也是單體，同樣有農藥化肥的污染作用。所以，不要以為把中藥改造成西藥就是現代化了。現在一些常年服用抗生素的人群，已經出現了個體菌群失調，若長期下去，后果不堪設想。這將是比水、空氣污染更難治理的災難性污染。 西醫藥發展至今不過二三百年，西醫理論一直在不斷更新，例如，昨天認為抗生素是萬能的，今天要慎用；昨天還認為手術至高無上，今天又認為90％的手術不必做。西藥中，除阿司匹林應用了100多年、磺胺應用了70多年之外，沒有哪種西藥壽命超過30年的，往往上市幾年甚至幾個月就因毒副作用被淘汰。因此，西醫藥才真正需要不斷現代化，不斷科學化。也正由于西醫藥歷史太短，才會不斷的推陳出新。 如前段時間炒得沸沸揚揚的治療禽流感的特效藥神經氨酸酶抑制劑達菲，是從植物八角茴香提取的“有效成分”，臨床使用的時間盡管不長，但臨床已證實流感病毒通過快速變異適應環境變化，即產生了強大的抗藥性，從而導致達菲在許多情況下失效。這就是中醫與西醫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區別，如果我們舍本逐末，放棄中醫的優勢，將中醫學改造成西醫的水平，以藥物提純為單體、作用靶點明確為最終目標的話，勢必造成中醫邯鄲學步的窘境，不但不能提高自身的水平，反而會迷失方向，造成理論及臨床實踐能力的實質性下降。 （三）誤以為中藥需要不斷推陳出新 我們的同志總希望開發出一種適用于群體某種病的專用中藥，實際上是未弄清什么是中醫中藥。日本“小柴胡湯事件”早已為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日本用最先進的科技手段、方法和設備，按照西醫對抗醫學治療模式研究中藥，結果臨床實踐證明此路不通。如我們硬采用這種研究方向，將來只可能開發出一些如黃連素一類的新西藥，再也不可能研制出六味地黃丸這樣的名方。 尤其是，中醫講究辨證論治，首選湯藥，中成藥起輔助作用或曰湯藥治療得差不多時再以成藥繼之。中醫每天看許多患者，開的每副湯藥都是創新，再從臨床上總結歸納出對某證的普適之方，即為成方，如適用于腎陰虛的六味地黃湯。 （四）誤以為中藥系列標準必須與國際接軌 “中藥要走向世界，必須與國際接軌。”“重點支持一批符合國際質量標準、療效確切的現代中藥新品種。”“培育20個左右符合國際質量標準的現代中成藥，爭取有兩三個中成藥正式進入國際主流醫藥市場。”這實際上把得到美國FDA的認可作為進入世界醫藥市場的標志，顯然是不對的。 我們一再說，中醫藥與西醫藥是平起平坐、相互補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人類兩大醫療保健體系。所以如此，蓋因二者完全不同，不可通約，而又各具優勢。中醫藥是我國原創性的醫學，周邊國家受中華文化影響，也用中醫藥，但其水平遠低于我國，西方國家根本不懂中醫藥，國際上哪有中藥之軌即中藥之標準？我們跟誰去接軌？美國FDA對中藥一點不懂，它根本沒有資格審評中藥！因此，我們只能根據幾千年中藥之標準制定我們的中藥之軌，再向外鋪軌，讓他們與我們接軌。 最近幾年，“與國際接軌”的聲音已經小得多了。但還有人變相的讓我們的中藥“入鄉隨俗”，以期賣出一點中藥。我們認為，絕不能因為那六七個億美元外匯就自毀長城，去適應人家的西藥標準、植物藥標準。 中、西醫藥學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醫療保健體系，難以采用同一標準，二者理論與實踐完全不同，不能相互作為證偽的標準，更不能拿西醫藥當作中醫藥的絕對標準來判斷中醫藥的“科學性”和決定中醫藥的發展。否則只會導致中醫藥喪失自身的特色和優勢。 不能不提到的是，所謂的FDA等國際上的藥審機構，為資本金錢所左右的成分很大，其藥品的研究、生產和審批是由藥商的金錢決定的，其科學性本來就值得懷疑。 （五）誤以為中藥就是植物藥天然藥 由于對中藥現代化的誤解，中藥科研經費大部分投入到植物化學研究，或按照病名對中藥進行二次開發，采用分子生物學、基因組學、蛋白組學來分析中藥的成分和藥效，試圖篩選出治療某病的專藥，然后進入國際主流醫藥市場。因此，國內紛紛開發植物藥，誤以為植物藥就是中藥，中藥就是植物藥。 于是，有同志對我們說：美國FDA剛給植物藥開了個門縫，中藥可以進去了；你們卻說中藥不等于植物藥，你們去把門關上了，你們要干什么？ 中藥確實不等于植物藥，我們過去曾經詳細比較過二者的區別。這里只想強調一點：世界上主要有四種藥，即西藥、生物制藥、植物藥和中藥。前三種都是按西醫理論辨病論治，只有中藥是辨證論治。中醫化繁為簡，西醫化簡為繁。因此，千萬不能把中藥降低為植物藥。 外國人不懂中醫藥，愛說什么天然藥物，我們有些同志就跟著說，甚至成立了不少天然藥物研究所。殊不知，中藥都是要經過炮制的，許多炮制過程都是化學過程，中藥中的密陀僧、冰片等都是化學制造的，何言天然藥物？ 無論何時何地，我們必須堅持中醫特色，決不能讓中醫藥跟在西醫藥、植物藥后面跑，不能按照西醫藥的標準去做，否則，中醫藥只能是二流的西醫藥，我們將永遠趕不上人家，我們的中醫藥將永遠難以國際化。 （六）中醫藥走向世界還要假以時日 與中藥相比，中醫要重要得多。中醫不僅用藥治病，也有許多非藥物療法，如砭、針、灸、導引按蹺、按摩、刮痧等，尤其中醫還有許多養生保健以及食養食療的方法；然而藥離不開醫，離開中醫，中藥可以說就是垃圾。此言重了點，卻是事實。 今天，我國原創性的中醫藥在我國尚且是輔助醫學，得不到重視，得不到承認，反而總認為中醫藥不科學，總想把中醫藥“提高”到西醫藥水平，如何能要求外國人承認中醫藥？中醫的工作主要是在國內做好，解決13億人的醫療保健問題。這個市場足夠大，不急于讓外國人承認，不忙于打入國際市場。當我們成功解決了13億人的醫療、防疫、養生保健問題，簡便廉驗的中醫會迅速傳遍全世界。 中醫藥肯定會很快國際化，但決不能急功近利地以符合現代醫學的標準和獲得西方國家認可來換取外匯為主要目標，而要把解決13億中國人民的醫療保健問題放在首位。中醫藥國際化也絕不是按照西醫藥標準搞出幾個“中藥”進入國際醫藥主流市場就是國際化了。如果如此“化”下去，那不是中醫藥國際化，而是中醫藥消滅化！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的道路艱難而漫長，而這與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密切相關的。唐朝時中國屬于世界強國，各國紛紛前來取經，中醫藥隨著中國的科技、文化向周邊國家迅速傳播。而且，鑒于西醫伴隨傳教士進入中國時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辦協和醫學院、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等來為中國培養西醫人員，鑒于當時各國資助中國學生赴國外留學學習西醫等過程，我們的中藥也不可能單獨走出去，只有為他國培養大批親中醫藥派，“以醫帶藥”，將中醫理論傳播出去，中藥才有可能被世界所認同。 再過一段時間，我國足夠強大了，中醫藥在國內也確立了自己的戰略地位，成為國人健康保障的主要體系，世界各國會到我國取中醫藥的真經的。屆時，我國將會在各國建立中醫藥連鎖店，每個店有醫有藥，不僅給患者診病給藥，不僅施以各種非藥物療法，更會根據每個人的情況，教給“患者”如何自行養生保健、如何運動，那將不再是簡單的治療，而是新型的醫學模式，不僅使人人享有健康，而且不會增加醫療保健費用。這還需要一大段時間。在中醫藥國際化之前，哪家公司會率先在國內做這項工作，必將功德無量，我們拭目以待。 六 從衛生經濟學看中醫代表未來醫學發展方向 （一）中醫藥的經濟學優勢 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各種醫療檢測設備日益增多，導致了醫療檢測費用迅速攀升；與此同時，以化學合成為主的西藥的研制費用也在不斷上升，研制周期不斷延長，如一個新的西藥開發在美國一般需要5－10年的時間，3－10億美元經費，導致西藥的價格不斷增長。因此，世界上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都越來越難以支付日益增長的醫療費用，使得世界衛生組織“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標越來越難以實現。這種情況迫使各國政府不得不尋求抑制醫療費用上升趨勢的辦法。于是，人們逐漸把目光投向了中醫藥，愈來愈感受到了中醫藥不可抗拒的魅力。 在國外，如加納、馬里等國家，60%以上的高熱兒童在家里接受草藥治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草藥在農村很容易獲得。傳統醫學有時也是貧困患者唯一能負擔得起的衛生服務。如在薩爾瓦多，公立醫院門診治療一例腹瀉病兒童的收費可高達50美元，而傳統醫學醫生的治療費用則不超過5美元，甚至可根據患者的“富裕”程度以實物相抵。課題組在朝鮮考察期間發現，他們于1993年開始實行全民免費醫療。人均壽命從以前的36歲增加到現在的74.5歲，醫療覆蓋率高達80％以上。朝鮮今天比較窮，經濟欠發達，為什么卻能在醫療保健上取得如此驕人的成績呢？這與他們重視發揮傳統醫藥作用，有著極其重要的關系。特別是其傳統醫學的非藥物療法在各級醫療單位使用非常普遍，考察人員所看到的每一個病房和科室都在應用非藥物療法。傳統醫藥在醫院的使用率為70％左右，現代醫藥的使用只有30％。各醫院使用的傳統藥物，70％以上由醫院自制。朝鮮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但是他們能夠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其醫療覆蓋率為什么高，人均壽命為什么長？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朝鮮各級醫療單位包括西醫院都非常重視傳統醫藥，充分發揮其重要作用，特別是傳統醫學中非藥物療法的重大作用。 在國內，人們去醫院看一個感冒，少則幾百元，多則上千元的檢查費和醫藥費，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而中醫治療一個感冒如果辨證準確，只需抓上幾元或十幾元錢的中藥就能完全解決問題。另外，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在治療SARS過程中，采用以中醫為主的治療方法，花費最高的一個患者也只用了5000元人民幣，不僅痊愈，而且沒有后遺癥；而單純西醫治療平均一個患者10萬元人民幣，且有后遺癥；香港則約需30－50萬港幣，高的可達百萬。從衛生經濟學角度來看，中醫藥的經濟價值不可忽視。 （二）中醫藥的生態學優勢 中醫治病之道是恢復生態學，養生之道是發展生態學。中醫治病注重發揮人體自身的調節作用，無論是藥物療法還是非藥物療法，都遵循兩個原則，即“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也就是說，因人、因時、因地制宜，從人體整個系統去調節平衡狀態，達到身體健康的目的。西醫治療是對已發疾病，采用“對抗式”醫學模式，使人體理化指標達到某個標準，雖然其療效明確且對致病原有強大的殺傷作用，但其毒副作用十分明顯，往往引發較為嚴重的醫源性或藥源性疾病，污染患者體內環境。因此，“回歸自然”潮流的實質就是重視和運用傳統醫學方法來防治疾病。 美國醫療水平和設備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之一，但目前仍有70%的疾病無法解決，且美國西醫能夠治療的那30％疾病，誤診率也高達50%。西方醫學雖然有許多閃光點，然而，恰恰在閃光點的背后，體現出了西醫的局限性。如磺胺類藥物和抗菌素的問世，使大量細菌性感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細菌抗藥性問題、抗生素過敏問題、引發正常菌群失調等問題，破壞了人體環境的生態平衡。西醫借助于分子生物學的種種檢測手段，確實能對疾病做出精確的診斷，但是，在分子生物學水平上，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心理屬性都沒有了。化學合成藥的大量涌現，使西藥出現了一度輝煌，但是，因化學合成藥的毒副作用而帶來的大量藥源性、醫源性疾病，卻已成為當今西醫界最感困惑的重大難題。1998年，美國因藥源性反應住院搶救者高達216萬人，其中死亡者10.6萬人，經濟損失40億美元。1997年，我國210萬人因西藥藥物反應住院，19萬人因此而死亡（相當于我國每年死于10余種傳染病人數總和的12倍）。據中國中醫科學院岳鳳先研究員統計，新中國成立40年間，中藥毒副反應的報道僅5000例，且多屬用藥不當。可見以抗生素為武器、以病菌為靶點、以人體為戰場的外因論治療學說，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醫學觀念開始轉變，重視以中藥為主體，融砭、針、灸、導引按蹺、推拿、按摩等綜合性療法于一體的醫療體系。中藥大多源于自然界的動物、植物或礦物，其針對致病原的直接殺傷力往往不如西藥，但由于用其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歸經來調整人體平衡，辨證論治，而非直接對抗疾病，因而其毒副作用相對于化學合成的西藥小得多。加之，數千年來，中藥多以復方治病，通過中藥間的相互配伍，起到了增效減毒的作用，進一步降低了毒副作用，因而，中醫藥越來越受人們的青睞。從這個意義上講，以中醫為主體的醫療體系，將成為世界范圍內人類醫學發展的趨勢。 （三）中醫藥的預防學優勢 現代醫學預防模式，只重視疫苗的作用，只重視環境衛生，而忽視了中醫養生作用。人們一聽說要發生流感，只知道疫苗能防治流感，而不知道中醫的許多食療養生預防流感以及中醫非藥物療法防治流感的效果。面對今年的禽流感和可能引發的人流感，令人類恐懼和無奈的根源，是西醫自身的局限性。疫苗對于病毒結構相對穩定、無明顯變異的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麻疹、小兒麻痹等的預防作用明顯。但是遇到SARS、H5N1這類呼吸道病毒，情況就不同了。人們急于研制疫苗，疫苗研制出之后，病毒卻又變異了，疫苗對于變異的病毒不起作用，達不到預防流感的目的。這類病毒常處于不斷的變異之中，它像“移動的靶點”那樣，總是讓西醫跟在后面捕風捉影。而西醫總是出現了病情找病毒，針對病毒找藥物。越尋找特異性藥物，越是找不到。所以單獨依靠西醫來預防病毒性疾病，則顯得格外被動。相比之下，《黃帝內經》中“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思想，則顯得格外重要，通過中醫的各種養生保健方法，即可不得這些病毒性傳染病。 據《中國疫病史鑒》記載：西漢以降的兩千多年里，中國先后發生過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醫的有效預防和治療，都在有限的地域和有限的時間內，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西班牙大流感那樣，一次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悲劇，我們首先應當感謝中醫，感謝我們充滿智慧的祖先。因此，在預防疾病方面，采取以中醫為主，中西醫并重的預防措施，有利于社會和經濟穩定發展。 西方公認的“現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400年就曾經指出，“我們應該以食物為藥，飲食就是你首選的醫療方式”。這一論斷同中醫理論“寓醫于食”不謀而合。中醫養生，從太極拳到坐禪靜心，有動有靜，老少皆宜，或清晨或晚上練一遍，全天神清氣爽、精力充沛。中醫防病，春夏秋冬四季，從食補食療，到拔罐刮痧，許多民眾都從中醫中學習了一套預防疾病和對治小患的辦法。中醫治病，從使用中草藥到針灸、推拿，許多中醫醫生都有一整套對治一般疾病的方法，且治療方便、價格低廉、效果顯著。據國家“九五”攻關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我們在養生保健上投資1元錢，就可以節約8元錢的醫療費和100元錢的搶救費。從衛生經濟學角度看，中醫藥養生保健將是未來人類醫療保健的基礎。也是中醫走向世界的基礎之一。 （四）中醫防治重大疾病和傳染病的優勢 人們通常認為，中醫只能治療慢性病、老年病。其實，中醫是在治療傳染病中發展起來的。東漢建安年間傷寒病大流行，張仲景總結臨床經驗，提出了《傷寒論》，有效制止了傷寒傳播，從此奠定了中醫診斷和治療的理論基礎。明永樂到崇禎年間多次大疫，吳又可的溫病論和葉天士的“衛氣營血”辨證，形成和完善了溫病學說，中華民族在制服傳染病上又進了一大步。近幾十年來，中醫在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顯著。1956年石家莊流行乙型腦炎，師仲景法用白虎湯，療效超過世界水平；1958年廣州流行乙型腦炎，鄧鐵濤教授參加救治，統計中醫之療效亦達90%，且無后遺癥；60年代廣東麻疹流行，死嬰不少，廣東中醫學院醫療隊用透疹清熱之法，所到之鄉村死亡病例便被制止。20世紀90年代，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CDC）對1988年上海以中醫藥為主治療乙肝重疊甲肝與1983－1988年美國本土西醫藥治療同類疾病的死亡率進行了統計對比，結果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率之比是“1∶234”。SARS防治期間，中醫作用已為世界衛生組織承認并高度評價。在艾滋病治療方面，我們課題組的調研結果表明，中醫藥的療效遠大于西醫藥，而且治療費用也遠遠低于西醫藥。 我國艾滋病的問題還相當嚴重，中醫藥的防優勢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如果艾滋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有可能產生驚人的經濟損失。我國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若以艾滋病病人平均死亡年齡為35歲和中國人勞動年齡至60歲及每人每年創造社會財富約1.5萬元人民幣計算，平均因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減少創造社會財富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約37萬元人民幣。按專家估計，目前我國艾滋病感染者已達84萬人，則全國因艾滋病病毒感染增加的醫療費用和經濟損失將達3108億元人民幣。如果不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2010年，我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將達到1000萬人左右，隨之而來的經濟損失可達4600億至7700億元人民幣。這是從艾滋病患者的治療費用上來看的，可謂艾滋病對宏觀經濟的直接影響。 我國政府已經特別重視艾滋病防治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但卻走入誤區，一方面將絕大部分精力投入疫苗研究，另一方面按西藥的研究思路，篩選能殺滅艾滋病病毒的中藥；中醫必須用整體論和辨證論治的思想，調整患者的身體狀況，破壞艾滋病病毒生存的環境和條件，提高患者的自身免疫力，才能達到治療的目的，體現出中醫藥在防治重大疾病和傳染病方面的優勢。不客氣地說，只要辨證論治，我國今天生產的中成藥足以解決艾滋病問題，有誰組織中醫大量上臨床了？ （五）中醫藥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較優勢 上世紀60－70年代，我國曾以世界1%的衛生費用，解決了世界22%人口的醫療保健，且人均壽命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創造了發展中國家的奇跡，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度贊揚。一個基本原因是，建立了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三級衛生網和赤腳醫生制度，以中醫為主、中西醫并重的農村合作醫療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如，70年代山西運城地區絳縣南凡公社，堅持種藥來鞏固發展合作醫療，全社種藥140畝，3年共收入35000元，除留自用外，還出售給國家一部分，實現了農民看病吃藥不花錢，使農村合作醫療越辦越好。地區政府不僅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到了基層衛生事業建設，而且經費撥款上也保證了農村這個重點，1973年運城地區總衛生事業經費400多萬元，其中320萬元用于農村衛生事業建設，占總經費的80%，使醫療保障覆蓋率高達85%以上，滿足了農民看病的基本醫療需求。 另外，對目前西方醫學束手無策的各類富貴病和所謂“亞健康”狀態，中醫的許多非藥物療法能起到根本防治作用。西方醫學尚未徹底攻克病死率較高的疑難雜癥，中醫有不少獨特方法應對，不僅價格便宜，而且療效也很好。如，西醫藥治療重癥心臟病缺乏有效藥物,治療手段不外搭橋、安支架、換心臟，治療費用需數萬元至數十萬元。而中醫藥采取保守的藥物療法，以北京寶仁中醫院薛延平大夫的寶命十二丹為例，病人每月服藥費用在600-800元之間，個別頑癥需要服藥二年左右，總費用約為2萬元。中西醫治療費用是10:1，甚至更低。可以說，基本實現了鄧鐵濤教授的“中醫搭橋中醫裝支架”治療心臟病的想法。 惡性腫瘤，西醫在臨床上主要采取手術、化療、放療三大治療手段，這種療法不僅費用高，而且副作用非常大，存活率也較低。李宗仁先生的直腸癌手術非常成功，卻只活了半年不到，且術后只在家呆了10天，其余時間一直住院。中醫按扶正祛邪的理論，采取內服外貼的方法治療，不僅能解除病人的痛苦，還能延長病人的存活時間，費用與西醫相比非常低廉。如，運城市扣獅腫瘤醫院院長崔扣獅，在30多年的臨床實踐中，接診了幾萬名癌癥患者，大多數是被省市級重點大醫院確診為不治之癥的患者，其費用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每年大約在800—1000元，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每年費用大約在1200—2500元，90年代中期至上世紀末每年費用大約在3000—3500元左右，現在每年費用也還未超過1萬元，較復雜的多種癌癥患者，費用略高。其中，存活5年、10年的患者大有人在，而且復發的可能性很小。 近年來，許多國家公共和私人用于傳統醫學的支出顯著增加：在馬來西亞，每年用于傳統醫學的支出估計為5億美元，而每年用于西藥對抗療法的支出僅為3億美元；美國的傳統醫學支出約為27億美元，英國約為23億美元，加拿大約為24億美元。由于對化學藥物副作用的擔憂、對西醫藥對抗療法的作用途徑和理念的質疑，以及公眾獲得衛生信息能力的提高，加上人類醫療模式由單純的疾病治療（生物醫學模式）向養生保健、被動治療和在醫生指導下的主動治療相結合的模式轉變，興起了傳統醫學熱潮。無論是從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角度看，還是從衛生經濟學、生態學、預防學、重大傳染性疾病的防治角度看，中國的中醫是最有前途、最重要的知識經濟產業。因此，必須確立中醫藥在我國醫療保健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這不僅對于世界的醫療模式將產生巨大示范意義，而且還會為人類醫學做出貢獻，為未來醫學的發展指明方向。 隨著系統科學（包括控制論、自組織理論、耗散結構理論等）、信息科學及近代物理科學等深入的研究，中醫傳統理論的內涵和方法得到進一步驗證，揭示了中醫作為宏觀科學的重要性及其未來的統帥地位。以還原論和構成論為科學研究方法論的西醫體系已經走到頂峰，以中醫為代表的東方傳統醫學體系正在成為各國探索的目標。專家們預測，21世紀將是整體醫學的世紀，中醫藥代表未來醫學的發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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