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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法瑣談(中)

     愛雅閣 2012-09-21

    筆法瑣談(五)中側

    過去老輩人教人寫字,常說,筆桿要立直,而且對準鼻尖。這種要求,執行起來實在別扭,至于為什么,學習者不問,即使問了,教學者也說焉不清。實際上,這大概就是建立在誤解基礎上的,解決“中鋒”用筆的一個機械、笨拙的方法。這樣寫字當然是不行的。

    龔賢《柴丈畫說》云:“筆要中鋒為第一,惟中鋒乃可以學大家。若偏鋒且不能見重于當代,況傳后乎?中鋒乃藏,藏鋒乃古。”中鋒作為筆法的重要原則,在古代書論中名目不少,如正鋒、藏鋒等,有時候都指中鋒。古代人沒有嚴格的“概念”意識,所說的話,到底什么意思,要看語境。此處是此意,他處可能就是他意。否則,死讀書,讀死書,那就盡信書不如無書了。

    傅山說:“書家亂嚷八法,老夫一法也不懂。”要弄清中鋒之所指,似乎也應該盡蠲書論,只從常識上去想書寫的道理。要做到有彈性的書寫,首先就需要打開的筆鋒接觸紙面,而不是筆肚接觸紙面,這是中鋒的最基本的要求。打開的筆鋒接觸紙面,那么,“鋒”就“藏”在了點畫墨痕之內,這也便是中鋒又被稱為“藏鋒”的原因。同時,書寫的方向是隨時改變的,為了在每一個方向上都能夠筆鋒接觸紙面,就需要筆鋒無時無刻不處于旋轉的過程中;筆鋒無時無刻不在旋轉,筆毫就會出現“絞”的狀態,因而轉筆又稱為“絞轉”;否則,如果沒有旋轉、“絞轉”,則用毛筆就遠不如油畫筆、水彩筆來得便當。用油畫筆、水彩筆婉轉向寫出來的,只能是“線條”以及由“線條”構成的圖案,而不是點畫和由點畫組成的字。來楚生曾經用油畫筆寫字,但他當然不是平鋪直敘地寫美術字,而是以純粹的書法用筆技巧去寫字,也用到了筆鋒的各個“面”,做到了“八面出鋒”。當然,這只能是偶爾的游戲,他主要的書寫工具,當然還是毛筆。以前有人把筆鋒燒禿寫篆書,就是把篆書徹底工藝化了,其實質已經不是書法。今人也有些寫篆書特別是鐵線篆者,也往往以工藝之巧代替了書法應有的生命感,其實質也已經不是書法。書法是手工活,不能走工業化的道路,極盡奇巧的事,往往就沒有意思了。因此,假若沒有轉筆,不但談不上中鋒,干脆就談不上有鋒。平鋪直敘,也就是字中無筆。

    因此,所謂中鋒,也僅僅是要求不可用筆肚著紙書寫而已。筆肚著紙,浮薄無力,謂之偏鋒,所以,偏鋒是筆病。另外,不可無轉筆書寫,無轉筆則無澀勢,筆像毛刷一般,筆鋒雖藏于點畫之中,猶如無筆鋒。從這個意義上說,筆桿立直書寫是沒有道理的,而無鋒不側,不但要在起筆時側筆取勢,還要在點畫書寫過程中以不同的側勢保持書寫的連貫性。中鋒、偏鋒可以說是一對對立的概念;中鋒、側鋒,并不是一對對立的概念。

    過去,也可以說到現在,我常常在不能掌握用筆方法時發生疑問:既然信筆涂畫也能成字,古人何必創造如此復雜的方法?難道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沒辦法,與生俱來,我們就有這樣的文化背景。在經歷痛苦時,也便享受快樂;腿上綁過沙袋的人,才能享受身輕如燕的樂趣。如果說我們享受了書法,還是應該感謝“惟筆軟則奇怪生焉”的毛筆,感謝先哲對生命的熱愛。要用毛筆寫得得力、寫出生命意味,既合乎生理、又合乎自然,那就只能是這樣寫。只能這樣,本來這樣,內中就是“道”,就是“理”,就是自然。

    基于這樣的常識,我們再回頭看看歷代所論:

    蔡邕在《九勢》:

    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

    何為“筆心”?如果把它理解為筆尖,那么,筆鋒鋪開之后,尖又在何處呢?所以,蔡邕此語,也只能理解為筆鋒著紙而已。

    沈括《夢溪筆談》: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于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筆鋒直下不倒側,也不能機械地理解為筆一直垂直紙面,否則,曲折處成何點畫?小篆的寫法,與行草并無二致,驗之《袁安碑》,驗之鄧石如以降的篆書墨跡,不難求證。鋒尖銳利,筆筆殺紙,鋪毫、轉筆,才能收“一縷濃墨正當其中”之效。

    姜夔《續書譜》:

    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行,則左右無病矣。      

    筆正、藏鋒、筆鋒畫中行,語異而義同筆偃、鋒出,亦語異而義同。

    “中鋒”二字何時提出,我不清楚。然而,明人論書,往往隱然已經確定“中鋒”二字為金科玉律。同時,書論家也發現了強調“中鋒”過甚,以為中鋒就是筆桿直立,而形成了嚴重的誤會,所以屢屢加以廓清。王澍《論書剩語》說:“所謂中鋒者,謂運筆在筆畫之中,平側偃仰,惟意所使。及其既定也,端若引繩,如此則筆鋒不倚,上下不偏,左右乃能八面出鋒。筆至八面出鋒,斯往無不當矣。”又說:“又世人多目禿穎為為藏鋒,非也。歷觀唐宋碑刻,無不芒鎩銛利,未有以禿穎為工者。所謂藏鋒即是中鋒,正謂鋒藏畫中耳。徐常待作書,對日照之,中有黑線,此可悟藏鋒之妙。”又說:“‘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世以此語舉似沉著,非也。此正中鋒之謂。解者以此悟中鋒,思過半矣。”王澍所說中鋒即運筆在筆畫之中,甚是,尤其指出藏鋒即中鋒,中鋒即“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實在是非常超群的。

    王士禎《藝苑卮言》說:“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己也。”豐坊《書訣》說:“古人作篆、分、真、行、草書,用筆無二,以正鋒為主,間用側鋒取妍。”倪蘇門在《書法論》說:“書家搦筆極活極圓,四面八方,筆意俱到,豈拘拘中鋒為一定成法乎?”王、豐、倪三家,雖然認識到對中鋒強調過甚,已失原意,但他們自己也未必清楚本當如何。因而,既不敢推翻世俗中鋒之論,也就只好做點微調的工作。正是這種似是而非的態度,產生了影響至為深遠的以中鋒為主、以側鋒為輔,中鋒以立骨,側鋒以取妍的理念。大抵明清人以至當代人,多持這一觀點。它有點和稀泥,簡直是過大于功。

    楊守敬《評帖記》說:“大抵六朝書法,皆以側鋒取勢,所謂藏鋒者,并非鋒在畫中之謂,蓋即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折釵股、屋漏痕之謂。后人求藏鋒之說而不得,便創為中鋒以當之。其說亦似甚辨,而學其法者,書必不佳。且不論他人,試觀二王,有一筆不側鋒乎?惟側鋒而后有開闔,有陰陽,有向背,有轉折,有輕重,有起伏,有停頓,古人所貴能用筆者以此。若鋒在畫中,是信筆而為之,毫必無力,安能力透紙背!且亦安能有諸法之妙乎?”他強調了藏鋒并不指“鋒在畫中”(按此“中”乃中心之意);同時強調了二王無一筆不側鋒,可謂一針見血。我認為楊守敬的說法,是最清楚、最精辟,也是最有用的,可謂藥石之論。楊守敬基本上是碑派書家,而能持此論,足見其知書之深。如果說“中鋒”已經成為一個原則性的概念,那么,只有在理解側鋒的前提下,才會真正理解其本來的涵義。前面我們提到過起筆時無鋒不藏,則這里又要附加上行筆時無鋒不側、無鋒不轉,領會此中意味,才算“思過半矣”。

    在《書譜》中任意取兩個字,就可以看到其中微妙。如“可”、“自”二字。“可”字橫畫,焉能垂筆寫出?其末畫筆道漸粗,正是轉筆之效,若理解為“提按”使然,那就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了。“自”尤其如此,若無轉筆,豈不成了畫圈子?轉筆時運之以指,指、腕臂配合,方可致筆力。白蕉《書法學習講話》說:“筆力是一個人的精神表現。在技法的鍛煉上是通過臂、腕、指使用中鋒。用筆講中鋒,是書學上的‘憲法’,是用筆的根本大法。”巨匠如沈尹默,也未必其言必中,《書法漫談》云:“我對轉指是不贊成的,其理由是:指是專管執筆的,它須常是靜的;腕是專管運筆的,它須常是動的。假使指和腕都是靜的,當然無法活用這管筆;但使都是動的,那更加無法將筆鋒控制得穩而且準了。必須指靜而腕動的配合著,才好隨處將筆鋒運用到每一點一畫的中間去。”

    筆法瑣談(六)澀行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六朝筆法,所以迥絕后世者,結體之密,用筆之厚,最其顯著。而其筆畫意勢舒長,雖極小字,嚴整之中,無不縱筆勢之宕往。自唐以后,局促褊急,若有不終日之勢,此真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約而論之,自唐為界,唐以前之書密,唐以后之書疏;唐以前之書茂,唐以后之書凋;唐以前之書舒,唐以后之書迫;唐以前之書厚,唐以后之書薄;唐以前之書和,唐以后之書爭;唐以前之書澀,唐以后之書滑;唐以前之書曲,唐以后之書直;唐以前之書縱,唐以后之書斂。”大段排比,讀來痛快淋漓。康氏論書,好極而言之,往往偏頗,而這一段酣暢之論,卻頗中肯綮。唐以前與唐以后(當然這只是概而言之),書寫條件不同,人的風度不同,表現在筆法及其效果上,當然也有所不同。具體來說,六朝人能寫好點畫,但心中不是念念只有點畫,行所無事,妙契自然。唐以后人,漸漸講究起來,念茲在茲,如混沌鑿七竅,失去了樸茂之感。宋之后,甚至把眼光盯在了點畫的起收兩端,越發小氣,鶴膝、蜂腰、柴擔之類的病筆,也逐漸觸目皆是了。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六朝筆法,所以迥絕后世者,結體之密,用筆之厚,最其顯著。而其筆畫意勢舒長,雖極小字,嚴整之中,無不縱筆勢之宕往。自唐以后,局促褊急,若有不終日之勢,此真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約而論之,自唐為界,唐以前之書密,唐以后之書疏;唐以前之書茂,唐以后之書凋;唐以前之書舒,唐以后之書迫;唐以前之書厚,唐以后之書薄;唐以前之書和,唐以后之書爭;唐以前之書澀,唐以后之書滑;唐以前之書曲,唐以后之書直;唐以前之書縱,唐以后之書斂。”大段排比,讀來痛快淋漓。康氏論書,好極而言之,往往偏頗,而這一段酣暢之論,卻頗中肯綮。唐以前與唐以后(當然這只是概而言之),書寫條件不同,人的風度不同,表現在筆法及其效果上,當然也有所不同。具體來說,六朝人能寫好點畫,但心中不是念念只有點畫,行所無事,妙契自然。唐以后人,漸漸講究起來,念茲在茲,如混沌鑿七竅,失去了樸茂之感。宋之后,甚至把眼光盯在了點畫的起收兩端,越發小氣,鶴膝、蜂腰、柴擔之類的病筆,也逐漸觸目皆是了。

    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引張彥遠曰:“吾昔日學書,雖功深,奈何跡不至殊妙。后問于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印泥。’思而不悟,后于江島,遇見沙平地靜,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而書之,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自茲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筆,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張彥遠乃張旭老舅。褚遂良所謂“如印印泥”;張彥遠所謂“如錐畫沙”,取譬不同,意思是一致的。正如黃庭堅所說:“筆法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是一筆。”這“一筆”,也就是藏鋒,也就是中鋒,而書寫之時,無一處輕佻,力透紙背。細觀古人書跡,盡管書寫迅速,絕無輕輕一掠之感。其筆道是沉厚的、圓渾的、立體的。近人講用墨,往往以為用墨之道,就是繪畫中的干、濕、濃、淡、焦,墨分五彩,其實是錯誤的,至少是偏面的。筆墨從來相關,用墨也與用筆相關,用墨不僅指墨有濃淡之分,將濃遂枯、帶燥方潤,更有一層意思,即使筆毫像注射一般扎向紙面,沉墨入紙。這當然就要求行筆澀進,不能輕輕劃過。包世臣注意到的“轉換筆心”,實際上是體會到了藏鋒之意。《藝舟雙楫》說:“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為之,則轉卸皆成偏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能在環轉的過程中轉換筆心,才能夠處處沉著,寫出來的字,才不會僅有起收兩處用心,而是處處渾勁。這也是他強調“中實”的原因。《歷下筆譚》有云:

    用筆之法,見于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尚有跡象可尋,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截空怯者,試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以后,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圓滿遒麗,其次劉文清中截近左處亦能潔凈充足,此外則并未夢見在也。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真際,知識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截有豐實處在也。

    點畫有力與否,可以中實與否判斷;有古意與否,也可以中實與否判斷。不論帖派、碑派,皆是如此,并無二致。唐以后書,或者準確地說是不曉古法真意之書,刻意點畫兩端,描頭畫尾,做不到中實。而描頭畫尾之余,也只能徒取媚好,所以“元明尚態”,再不尚態,沒個好架子,就一無是處了。唐以前人寫字,唐以后人描字,描字由來久矣。像顏真卿之書,《祭侄稿》墨跡存世,筆筆入木三分,力透紙背。而后世學顏楷之人,往往只重所謂“蠶頭燕尾”、橫細豎粗。有的人寫顏體橫畫,起筆收筆甚重,而中截輕輕劃過,還自以為得計,現在我們看到大量唐人墨跡,何曾如此?重視起收而輕視中截,在寫歐體楷書時,尤其有黔驢技窮之感,只知方其頭腳,而中截孱弱無力。在這樣的觀念支配下,“歐體”成了轅下之駒,奶油氣甚至脂粉氣十足,失之千里矣。何紹基對歐陽通評價甚高,魏啟后對歐陽通《泉南生墓志》十分推崇,也許正是都是看到了其書寫原意未失,有來有去,因而虎虎有生氣。魏啟后書自米芾入,追到漢簡。其追溯漢簡,不是襲其貌,而是“敲骨吸髓”,找到行筆得力的關鍵所在。所以,若限于印刷品看他的字,或許會以為飄浮,而看其真跡,則筆筆殺紙,氣韻沉雄;筆筆來去清楚,毫無含混。

    欲求中實,首先就要求逆頂。所謂逆頂,即筆鋒指向行筆方向,不使疲軟。這樣寫字,才有筆鋒進入“軌道”之感。所謂進入軌道,是不得不如此,以筆性而如此,不是“我”要如此。我有一好友,常常以“掛檔”作喻,亦可謂善取譬。行筆不能是空檔,要掛上檔,也就是有齒輪傳動的受力感。蘇軾說:“學書如溯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舊處。”溯急流,也就是逆水撐船,體會那種蒿槳著力的感覺。悟得此理,才會知道所謂筆力是怎么回事。自古書法,豐筋多力者勝,也是這個道理。運用這樣的力,當然需要高妙的運筆技巧,既有成竹在胸,同時也是尊重自然。若“主體意識”格外強,以為想朝哪個方向就朝哪個方向,以為狂涂橫抹就是力,那就失之千里了,即使字道如椽,終究浮薄,即使醮墨如洗筆,終究是墨不入紙。狂涂橫掃,只能是拙力、蠻力,如潑皮拼命,只能嚇唬外行。附帶說及,有些訓練方法,要求臨帖與原帖如照像制版,分毫不差,這當然是嚴格的,也可以說是科學的,但還不能說已經完美。因為,節節仿臨,絲絲入扣,利于分析,卻失之綜合;可以領會每時每刻筆的姿態、手的姿態,卻不能囊括連貫性、節奏性,易得形而不得力。如果不在這樣的基礎上進一步追尋揮運之際的動靜消息,則易流為拘束、描畫。這一方法,實際是擴充了的描紅法,過得這一關,才可言準確、精微,然而只過這一關,還談不上力與勢,距筆歌墨舞之致,還是終隔一層。

    既要澀行,也就需要認識到書寫任何點畫,都有一個起、行、收的過程,不可輕率地草草寫過。過去聽說“一波三折”,以為只有波畫(隸書中的長橫畫、捺畫,以及楷書中的捺畫)才可以講一波三折,實在是一個不小的誤會。

    姜夔《續書譜》云:

    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

    《書法三昧》說:

    夫作字之要,下筆須沉著雖一點一畫之間,皆須三過其筆,方為法書。蓋一點微如粟米,亦分三過向背俯仰之勢。

    古人講得何其明白、何其諄諄,然而我們操作起來,往往任意,當然就談不上“法書”了。黃庭堅善用點,他的點也“三過向背俯仰之勢”也比較明顯,可以體會。蓋點無三過,只是墨污;橫無三過,則成柴擔;豎無三過,必是鶴膝;滿紙無三過,是一堆劈柴亂麻。就我自己的教訓來看,因為從小只寫鋼筆字,所以對中截幾無留意,一味快速,不計法度。后來臨帖,以為古人寫字,也如寫鋼筆字,草草寫過,以求效率。特別是臨古人行草書,迷惑于它的動勢和速度感,就忽略了它的嚴格精到,“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久而久之,養成了一身毛病,改起來實在太難了。現在,在工作中我是用中性筆寫字的,總是求快,略無停蓄,寫出來的字仍是劈柴亂麻。只有極個別的時候,神怡務閑,才能稍稍近于規矩,找到些許書寫的感覺。知道得太遲了,慢慢來吧。然而我們看古人即使隨手寫一便條,也是經得起推敲的。這就是功力、這就是修養。能不能拆分成點畫看,點畫能不能拆分成起、行、收看,是今古之書,或者說有法之書與無法之書的試金石。

    另外,既知“藏露”、“中側”、“澀行”之意,則一切點畫,皆當以“面”視之,而不當以“線”視之。以線視之,則必乏筆致。古人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正是筆筆換心、筆筆得力的結果。即使纖瘦如宋徽宗趙佶,亦當以面視之。那些庸俗的“筆筆中鋒論”觀念下的作品,似實而虛,似狀而怯,僅得一筆,不曾夢見八面出鋒也。

    筆法瑣談(七)緊收

    姜夔《續書譜》說:“翟伯壽問于米老曰:‘書法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后能之。”

    “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成為關于收筆的金科玉律。劉熙載《藝概》也說:“逆入,澀行,緊收是行筆要法。”因為行筆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每一點畫總是有起、行、收的過程,如果收筆不到位,則下一點畫的起筆也勢必無從談起,這就像環環相扣,缺一環,則整個鏈條就會斷。況且,收筆不到位缺的不僅僅是一環,而是每環都有缺口,自然整體零散,滿紙狼藉而不可收拾。

    我認識的一位書法家曾向一位著名書法家請教,如何從作品區分書法家與愛好者。那位著名書法家說:只要看收筆。專業和非專業的區別在于收筆。這位書法家的話,應該說是經驗之談。 

    技術過關的書法家,收筆必是到位的。收筆說起來輕松,其實并不容易做得到位。所謂到位,一是堅實;一是自然引動下一筆。劉熙載拈出一個“緊”字,強調的是不松懈,即筆力貫注到點畫末端。還有一層要求,就是為下一筆創造條件,自然引帶出下一筆,讓下一筆得勢得力。筆力貫注到點畫末端,我們不妨拈出“到頭”二字概而言之。姚孟起《字學憶參》說:“筆鋒收處,筆仍提直,方能送到。”所謂“筆能提直”,不見得指筆桿豎直,而是說寫一個字,筆鋒經過順逆運動之后,恢復原位,如果筆鋒偃臥疲軟,那就是行筆出了問題,收筆處當然就無法“送到”了,其力量也就不可能“到頭”。 蔣驥《續書法論》說:“嘗觀米老書,落筆飛動,運筆常如跳丸舞器,故靈妙不測,矯變異常,絕不規矩正格,然至末筆必收到中鋒。”也是這個意思。

    與正確的收筆相對常常會出現如下問題:

    其一,有頭無尾,顧頭不顧腚。梁巘《評書帖》云:“作書不可力弱,然下筆時用力太過,收轉處筆力反松,此謂過猶不及。”粗知起筆、行筆,而輕忽收筆,最有可能造成這一問題。下筆時氣勢不小,而收筆處輕飄無力,虎頭蛇尾,“釘頭”、“鼠尾”的病筆是最明白的例子。這一錯誤不是在收筆處突然爆發的,而是在行筆過程中已經開始醞釀的。前面我們說過,即使一點,也要三過其筆,點畫要有一個綿勁的書寫過程。做到三過其筆,才能稱得上字中有筆,否則點畫沒有筋力,就談不上“筆”。而收筆輕忽之后,最直接導致的,可能是下一筆起筆露尖,致使浮薄、輕佻,點畫不干凈,厚度不夠。寫行草書時,有時預先估計了點畫的相掩蓋之處,往往在收筆處草草帶過,以為不影響最終的效果,這種自作聰明往往養成點畫荒率的毛病。看古人法書,任何點畫都是“到頭”而完整的。因為不到頭,那么下一筆就畢竟是沒有來由、信筆書寫的。讀帖時注意古帖中的“目”、“自”等字,中間二橫或分寫、或連寫,古帖中是交代清晰的,而今人卻往往含糊其辭地就帶過去了。朱和羹《臨池心解》在談到“忽筆”時說:“臨池切不可有忽筆。何謂忽筆?行間摺搭稍難,不顧章法,昧然一筆是也。忽筆或意無疵,然與其忽略而無疵,何如沉著而不茍?蓋筆筆不茍,久之方沉著有進境,倘不從難處配搭,哪得深穩?”如果收筆處不到頭,所導致的,可以說筆筆都是忽筆,都是昧然一筆,沒有充分的把握。笪重光《書筏》說:“人知起筆藏鋒之未易,不知收筆出鋒之甚難。”可謂甘苦之言也。

    其二,偏面理解“藏頭護尾”,、“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把每個點畫都寫成一個封閉的樣式。過去,由于篆隸書墨跡的失缺,人們理解篆隸書的點畫都是封閉的。既然每個點畫都是“藏頭護尾”的,則書寫時,必然是筆筆斷而后起,點畫之間的內在聯系就有所割裂。我們在“藏露”一節中,曾引用沃興華《論筆法》對這一問題的論述,甚是精辟。針對“逆入回收”造成的千人一面及點畫間聯系割斷這兩個誤區,沃興華《論筆法》又說:

    針對這兩種誤區,汪(沄)的《書法管見》指出:“書訣中所謂‘無往不收,無垂不縮’,一著跡便死矣。”主張逆入回收的筆法不宜說得太死板。董其昌也看到這種毛病,提出了從根本上加以解決的辦法,《畫禪室隨筆》說:“米海岳書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真言,無等等咒也,然須結字得勢。”只有將起筆的“逆入”看作是上一筆畫的繼續,將收筆的“回收”看作是下一筆畫的開始,也就是在上下筆畫筆勢連貫的基礎上,逆入回收才能成為“真言”。     

    過于強調逆入回收,并非沒有做到“緊收”,而是緊得過分了,過猶不及。

    其三,只知運行,不知留駐,無頭無尾,一味縈帶。在不知法度的前提下,率爾學行草,最容易犯這樣的毛病。往往看古人草書,特別是大草、狂草法帖,驚駭于其急風驟雨之勢,而不知所致之由,跟著感覺走,就成了描摹行筆路線的所謂草書。孫過庭《書譜》說:“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草書盡管以使轉為務,而畢竟也是點畫組成,茍無點畫,便不成字,只是符號耳。姜夔《續書譜》說:

    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相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游絲,此雖出于古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茍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考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規矩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

    張旭、懷素固以《古詩四帖》、《自序帖》為巨跡,而入門便學,易成痼疾。(《古詩四帖》有論者以為是偽帖,《自序帖》有論者以為不是真跡,不去管他。)要理解兩帖,自然需要看張旭、懷素其他帖。懷素《論書帖》、《食魚帖》、《苦筍帖》及《小草千字文》具在,法度精嚴,固不待言。據米芾說,《淳化閣帖》王獻之兩卷中,羼入張旭數帖,其開闊雍容之氣,自與王獻之有別,而既可羼入,也側面說明張旭與二王實為一脈相承也。識得張旭、懷素此等字,才可言狂草,否則直是不入門耳。

    唐以后作大草者,最能“作草如作真”,對點畫意義強調最明顯者,大概無過王鐸。細看王鐸草書,處處行,處處留,點畫形態在造次顛沛、呼天槍地之中,精微謹嚴,不留毫發遺憾,誠可謂神乎其技。他的每一個點畫完備圓滿,收束自然是帖切恰當的。當然,魏晉人書,乃至唐代張旭、懷素,更加玄遠微妙,他們似乎不以點畫為意,而只是目見全局。他們在略不經意中做到準確,全篇渾然一體,舉重若輕。相對而言,王鐸就不免經意乃至刻意,留下些斧鑿之痕,這是時代限之吧。傅山草書沒有王鐸嚴格,有時有點佯狂作秀的意思,因此居多作品不及王鐸,然而偶有合作,也能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甚至侵侵然高于王鐸,個中因素,大抵在此。也許正是王鐸有跡可尋,他為后世提供了方便法門,可以化育千萬,成為廣大教化之主。大匠示人以規矩,王鐸還是做到了。

    欲做到緊收,必注意末筆。蔣正和《書法正宗》說:“行草縱橫奇宕,變化錯綜,要緊處全在收筆,收束得好,只在末筆。”末筆不僅起到收束一字的作用,更起到引領下一字的作用,這就要求不僅做到“到頭”盡勢,還要考慮到下一字的起筆得勢。如孫過庭《書譜》中的“晦朔”,“晦”末筆直頂到頭,并不提筆結束,而是轉筆后繼續前推,宕開筆鋒,然后翻轉接“朔”。孫過庭末筆這種寫法,可以說比比皆是,看似繁瑣,實則是為了方便。再如斷開的二字“家后”,“家”末筆并不向下引帶,而是隨勢繼續向上轉去,形成一個弧形。這個弧形的飽滿圓勁,說明他的筆力到頭,是緊收,無松懈,而向上出鋒收束,顯然是為了在空中再形成一個翻轉,利于“后”字的切鋒下筆。

    至于連綿大草,形隔理不隔,也無非如此。點畫有起結,字有起結,字組有起結,行有起結,每次都能“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也便是所謂一筆書。誠如是,則以收筆作為衡量技術含量的重要標志,不亦宜乎?

    筆法瑣談(九)曲直

    傳王羲之《書論》云:

    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謂書。

    這話是否為王羲之所說不要緊,要緊的是這是至理。字是以曲為主的。王羲之說“十曲五直”,依我看,極而言之,是處處皆曲。

    “橫平豎直”四字,當然是書法準則。這一準則,不唯對書法有用,簡直已經成為一條普遍的審美原則。且不說實體的東西需要穩定均衡,即使是做人,也有“端端正正寫字,堂堂正正做人”的說法。然而幾何學意義的平直,是顯然不能饜足人心的。比如美術字,橫豎都直,但算不得藝術。其實美術字的平直,也并不徹底,并沒有完全依照幾何學的規定,而是參照了生理學的標準。“看著”平直,比“實際”平直要重要。

    蓋直所表現的生命力,遠不及曲。自然物多曲,而人造物多直。純手工之物多曲,借工具制造之物多曲。

    最能體現生命意義的,如人體,不論男女,總有曼妙的曲線。  

    有人說:      

    人類對于曲線美的探索史源遠流長,發現黃金分割定律的古希臘數學家畢達歌拉斯學派,認為圓形是最美的形狀。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經過研究,認為宇宙中最完美的形式是球形。18世紀英國畫家荷加斯認為蛇形曲線是最美的線條。到了本世紀,人們對幾何線條的曲線美給予了極大關注和重視。一位美國畫家稱:“美蘊藏于‘S’形曲線之中”。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是大自然進化的典范,無疑會更多地表現出多姿多態的曲線美。新月形的眉毛、微凹的酒窩、稍突的前額、俊俏的鼻峰、弧形的臉緣、波狀的紅唇、高聳的雙乳、寬大的骨盆、縮扁的腰腹、豐滿的臀部、圓滑的雙肩、扁舟狀的雙手、啞鈴狀的軀干和修長的下肢,再加上光滑柔和的體表上間或點綴的溝稻和淺凹,正是這些優美的曲線使自然的人體“看起來像藝術品一樣”,并與神秘莫測的大地山水相互媲美,同時又回歸到美麗的統一的大自然中。

    這段文字見于網絡,失作者姓名,對人體曲線之美,交代尚稱清楚。人體之美,可以達到讓人窒息的程度,固然原因很多,“食色性也”當然是其基礎。對人體的欣賞和渴慕,沉淀為根深柢固的審美理想,涉及到生活的各個方面。由此抽繹而出的曲,便是豐富、便是內容。比如看山,無不喜層巒疊嶂;看水,無不喜波瀾壯闊;看園林,無不喜曲徑通幽;讀詩,無不喜抑揚頓挫;聽音樂,無不喜婉轉起伏;看小說,無不喜故事曲折離奇。甚至看忠于事實的歷史,也要有“曲筆”方妙。樂曲用一“曲”字,自是窮極變幻方謂之曲,曲而美者也。      

    記得中學時學習過龔自珍的《病梅館記》。文不長,索性作文抄公,照抄如下: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夭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辟病梅之館以貯之。 

    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閑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龔自珍的文章的確力有千鈞。但是,“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的規則,并不因之而改變。我們現在要去欣賞,恐怕仍然會體現這幾項要求。龔自珍的文章,究竟只是寓言,借梅說事而已。我曾經思考過,若謂生命力強,當然是健康的梅樹生命力更強,人們為什么非要欣賞“病梅”呢?后來覺得,所謂“病梅”,畢竟能體現更大的生命力。在自然界中,比如泡桐,一年可以長到一兩丈高,枝干嫩綠,真是盈盈欲滴。那么,它所蘊蓄的生命力,也只以一年為限。生長百年以上的柿樹,其干必曲、其皮必皴,百年風雨,歷歷留下印痕,體現了更大的毅力、魄力。再比如賞石,以皺、透、瘦為美,若以建筑而論,皺、透、瘦幾乎無用,但正是其皺、透、瘦,才有歲月的滄桑感,有空間的繁復感,從而值得咀嚼品味。若經過加工的石塊,為幾何形體,則索然乏味矣。碑學中的“金石氣”,于其說是書丹原跡本身之美,還不如說是歲月雕鑿之功,其爛銅腐石,斑駁之際,為我們帶來了特殊的審美愉悅。當然,凡物皆美,只是類型不同。在審美意義上,相對立的范疇,并非勢同水火,而恰恰是相互依存的。

    移之書法,則“橫平豎直”為規則,處處用曲也是規則。

    如果按照正確的筆法去寫字,則其點畫必曲。前所論藏露、澀行、中側、緊收,統一在一個大法之下,就是轉筆,轉筆是筆法的無等等咒。轉筆來于生理運行之必然與生命跡象之模擬,因而轉筆所書,無處不曲。轉筆產生點畫整體之曲。其次漸進,“如逆水撐船,用盡氣力,船不離舊處”,即行即駐之間,又產生局部之曲。每一點畫,皆是旋轉所致,安得不曲?很多人認為直為力度、曲為姿態,實則大謬。即使骨力,也自曲中而來。所謂“顏筋柳骨”,柳體楷書最重骨法,而凡作橫豎,皆取曲而不取直。即如最簡單的字,如“上”、“三”,橫豎皆曲,以求其勁挺,并求其數畫間的向背呼應,才會“曲”盡其妙,如果皆取平直,則為美術字矣。林散之《論書》詩說得好:      

    筆從曲處還求直,意到圓時更覺方,此語我曾不自吝,攪翻池水便鐘王。

        曲處求直,于其說是筆法,還不如說是心法。

    曲直之間,務求中庸,以不偏不易為最上乘。正如孫過庭《書譜》所說:“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遒;剛佷者又倔強無潤;矜斂者弊于拘束;脫易者失于規矩;溫柔者傷于軟緩,躁勇者過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滯澀;遲重者終于蹇鈍;輕瑣者淬于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玩所乖。”不偏玩,固然是理想,而既是理想,也就往往難以實現,或者說只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實現。實際情況是,因為偏愛、偏見和偏玩,會導致不那么理想的狀況。不僅一般人會有這樣的問題,名家大師也在所不免。比如王寵固然是大師,然而不免質直。其質直的原因,是對帖的誤解。杜甫說:“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以《閣帖》為代表的帖,不知經過幾番棗木傳刻、翻刻,失真是肯定的,照著帖去寫,也是沒有“透過刀鋒看筆鋒”,往往就會失去了筆的曲,而代之以刀的直,直多曲少,則為質直。甚至,我們在形容這一現象時,干脆就說“刻板”二字。

    當然,用直用曲,是有所偏勝的。張裕釗被康有為稱為“集碑之成”,其書頗究方圓,似鋼筋鐵骨,不少地方是偏于直的,同時當然是用曲的。更偏于直者,大概要算伊秉綬的隸書,粗看簡直是平鋪直敘,但細而玩之,也是處處用曲的。相對而言,鄭簠隸書可能就偏于曲,時見跳蕩之筆。近人張伯駒書,簡直全是曲。我曾經因為其過于花哨,似柔弱無骨而不之喜,以為無可取之處,其實順著他的筆路看去,才會體會他的微妙之處。張伯駒是懂筆法,而且手下功夫也非同小可的。可能是限于天資秉賦,的是少了些爽朗。因是想到其逸事,作為京劇名票,張伯駒盡得余叔巖真傳,然而天生聲音小,劇場前三排即聽不清,因有“蚊子老生”之名。余叔巖曾說,若張伯駒聲音好,他就不會傾囊相授了。藝術很難盡善盡美,免不了留些遺憾,有時,遺憾卻恰成風格。

    近年來,不斷看到一些人寫字,重重按下筆,平鋪刷過,還自鳴得計得力,倒真是令人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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