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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體多元的中華文化中，荊楚文化自春秋戰國時期起，便放射出璀爛奪目的光芒。從主張“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的尹吉甫，到主張“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季梁；從幫助越王勾踐“施民所善、去民所惡”的文種，到“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從張揚“南方之強”的老莊，到兩度作楚蘭陵令而晚年退居蘭陵從事著述的荀況等；一代代哲人的深沉睿智，使荊楚文化之樹獲得了豐厚的滋養。荊楚文化所表現的致思方式，在中華文化中，也具有獨特的性格魅力。 荊楚文化的哲學智慧首先體現在極大的包容性。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對楚文化的發展有深刻的影響，老莊哲學即其代表。道家的平等、寬容精神深刻地影響了楚文化的精神。老子的《道德經》揭示了寬容是正義的前提條件，也是最接近自然法則的心態。莊子反復措意于大小之辯，在通過對大和小、有限和無限的比較中，克服了“一曲之士”的主觀片面。他肯定百家之學“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這種包容的態度，成就了楚文化精神底蘊的第一個特色。正如現代著名文學史家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所指出：“荊楚之地，僻處南方，故老子之書，其說杳冥而深遠。及莊、列之徒承之，其旨遠，其義隱，其為文也，縱而后反，寓實于虛，肆以荒唐譎怪之詞，淵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測矣。屈子之文，音哀思，矢耿介，慕靈修，芳草美人，托詞喻物，志行芳潔，符于二《南》之比興。而敘事記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莊》、《騷》之間這種“用心恢奇，逞辭荒誕”、“宏逸變幻”的特征，既是楚國江漢川澤自然環境的折射，又是“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國語·楚語下》)的文化包容意識的體現。 荊楚哲學的第二個特色是重義理，善思辨。無論是先秦時的老莊學派，還是兩漢荊州新學、南北朝至隋唐的湖北佛學以及近代江漢新學，其學術特征均重哲理與思辨，具有較為突出的思辨性。在南北文化分野中，產生于江漢瀟湘間、以澤國為主要地理特征的道家學說，表現出了崇尚虛無，活潑進取，“大抵遺棄塵世，渺視宇宙，以自然為主，以謙遜為宗”的特征。他們學“究天人之際”，深探“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齊一”的宇宙精神，體現了人與天、地、道同大的自覺意識，又具有齊同物我、平視神人的博大眼光。因而有的學者將先秦道家視為中國軸心時代“哲學的突破”的代表，而它所展示的正是楚文化精神的思辨特色。作為楚文化精髓的道家哲學，它的思辨性還表現在對“有”與“無”這對哲學范疇的理解上。道家對短暫的“物”與永恒的“道”的分別，不僅為同時代的其他諸家所不及，而且可以與古希臘的哲學理論一比高低，它比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的區分，具有更高的抽象性與思辨性。道家的這種思辨性哲學思維方式，與楚民族的精神信仰有極大的關系。在不少論者看來，《楚辭·九歌》中的“東皇太一”，就是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的太一，在老子文本中，則是“道常無名”、“吾強為之名曰大(一)”的“大一”，也即是楚人所宗奉的統管一切的天神。老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對“太一”進行抽象化，理念化。如果這樣還原老子哲學創造的土壤，那么老子哲學的意義，充其量就是處于神話思維向理論思維、原始思維向哲學思維過渡階段的地位。因此，我們更應該看到老子將“道”從神話思維的具體表象中抽象出來，把“太一”天神進行抽象化工作對于中國哲學的開創性意義。 荊楚哲學的第三個特點是否定性。它的否定性表現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否定，是對現存的、或公認的規范的突破。這以先秦道家對三代以來的禮樂傳統深刻的批判為代表。老子稱禮為“忠信之薄而禍亂之首”，莊子也多方指斥仁義，擯棄禮樂，這與同時代諸子對傳統的認同是大相徑庭的。當然，否定的理論，如果還僅停留在口頭上，徒然只有聳人耳目之效，是不足驚奇的，而實際方面的否定，則顯示了某種文化自信的力量。在對中原禮樂文化的態度方面，楚國文化既有對中原文化的本原無知，也有對中原主流文化的自覺對抗。在長期浸潤中原禮樂文明的人看來，楚人不以為忤，而且不過是“南蠻鴂舌之人”，楚人在政治生活中也自覺地打出“蠻夷主義”的旗幟，以“我蠻也，不以中國之號謚”來對抗周天子的責問。但這種敢于以自己的意志來否定中原禮法的束縛的行為，正表現了一種大膽突破、大膽否定的創新精神。在老莊思想中，否定思維第二個層次是表現為對“無”的功用的肯定。“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沒有，就是消亡，就是對現存的否定，即使在古希臘的智者那里，“無”也是不可思議的。但老莊則別具慧眼，他們從“無”中發現了“有”的有限性，而“無”則是世界的另一半，而且是“有”以之發揮作用的一半。老子以生活中“習焉而不察”的事例，揭示了這一真理。他指出，“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在莊子與惠施所辯難的大瓠與樗樹的身上，惠施看到的是它們“大而無用，眾所同去”的工具價值，而莊子看到的則是“無所可用”者的自身目的。所以，在《逍遙游》中，莊子借連叔之口，表達了唯有審美的眼睛才能看到美的審美主體性原則。他說：“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的確，生理的局限，會使我們喪失對美的感悟；心智的缺陷，更會使我們喪失對“道”的領悟，這也就像蓬間雀對高飛九萬里的鯤鵬的隔膜一樣。因而，楚文化中所浸染的否定性思維特征，就不僅僅是對現實的簡單批判、簡單的舍棄所能概括的，它是在對事物的否定中達到揚棄的目的，是對否定的否定，更是高出同時代思維水準的創造性展示。(張武 梅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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