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 id="cqywy"></ul>

<del id="cqywy"></del>

<tfoot id="cqywy"></tfoot>

<ul id="cqywy"></ul>

對《孫子兵法》“詭道”的認識與理解

TLB519 2015-02-05

展開全文

對“詭道”的認識與理解

　　“詭道”一詞如果脫離《孫子兵法》或具體戰爭背景泛泛而論，極易與“陰謀詭計，狡詐善變”相混淆。《孫子兵法》西傳之后，到19世紀末列強入侵中國之際，一些有偏執之見的外國人就是把“詭道”曲解成中國官員“奸詐成性”的。例如，1900年8月，法國前駐北京武官德·科唐索恩（M. de Cotenson）在《新評論》上發表文章，反復指出：“中國兵法的特點”就是“將帥們奸詐狡猾，企圖用各種手段欺騙對方”，因此，法國指揮官“不應被中國將領們的信誓旦旦所欺騙”，這一點“極端重要”。這種偏見已經受到《孫子兵法》英譯者格里菲思的批評,實際上任何真正的《孫子兵法》的外國學者或認真讀過該書的讀者，都不會同意這種曲解和偏見。

　　1.就戰爭而言，從“俠義之道”到實施“詭道”是歷史的進步對此西方研究中國兵法的學者看得很清楚。譬如，對《孫子兵法》素有研究的波蘭學者克里斯托夫·高利考斯基（Krzystof Gawlikowski）（中文名字石施道）曾撰文論述《左傳》中的戰爭觀與孫武思想的區別。在題為《孫武思想和中國的軍事傳統》一文中，石施道援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史料并作分析，在這場公元前638年的宋楚之戰中，宋襄公堅持“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致遭慘敗，這是因為宋國代表古代商朝的貴族傳統，這一傳統強調“君子不乘人之危”和“君子不攻擊不成陣勢的敵軍”。與世襲貴族的“俠義”戰爭觀不同，孫子的軍事思想大大前進了一步。他不僅主張“半濟而擊之”（《行軍篇》）和“勿擊堂堂之陣”，而且強調“窮寇勿迫”（《軍爭篇》）。因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對于處于絕境的敵人同樣是適用的。從戰術角度看，使敵人不再戀戰或負隅頑抗，更有利于取勝和減少傷亡。石施道在研究《左傳》與《孫子兵法》之間的關系時，還參照了馬克·劉易斯（Mark E.Lewis）的學術見解。后者認為，從《左傳》和其他早期資料中得知，對世襲貴族來說，戰爭是威望和榮譽問題，打仗是為了取得榮耀。從公元前597年的楚晉之戰和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戰中看，都盛行著這種世襲貴族的觀點。晉國將領明知寡眾不敵，也不甘心在強大的楚兵壓力下撤退。石施道說，從《左傳》中可以看到，春秋末期在軍事問題上存在著兩個互相對立的派別：一派是堅持舊貴族階層捍衛俠義戰爭規范，把維持尊嚴看得比勝利本身還重要。另一派則摒棄這些規范，注重軍事行動的效果，宣稱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不是個人或家族的光榮。因此，為了軍事上的勝利可以毫不猶豫地進行欺騙，對敵人實施突然襲擊。《孫子兵法》代表著后者的新興的軍事思想。由于“貴族思想傳統在中原各國根深蒂固，新的實用主義的方針首先由所謂‘蠻夷之國’采用，如吳、越、楚和秦，這些國家沒有那種矯揉造作的貴族傳統。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為什么《孫子兵法》出現在吳國，而不出現在中原國家。石施道還認為，孫武繼承了《左傳》中的許多概念，并使之系統化。孫武在發展戰略思想方面的作用，堪與孔子在發展哲學方面的作用媲美。“他們的著作高度概括抽象，成為永恒的真理，有些觀念甚至放之四海而皆準。然而兩人之間又有重要的區別：孔子繼承了古老的傳統，包括貴族傳統中的各種因素，他的目標是以一種新的形式把古老的傳統保持下去；孫武則不然，他摒棄貴族式的軍事傳統，提倡與之背道而馳的軍事原則，他絕不容許舊的榮辱觀左右戰爭進程和戰爭目標，他破除了舊的榮辱觀，而代之以爭‘利’的觀念，代之以建立在‘詭道’基礎之上的講究實際的戰爭行為規范”。顯而易見，孫子“以利動”的戰爭觀和實施“詭道”等一系列的戰略戰術思想，是中國戰爭史上的一個飛躍。

　　2.“以利動”是實施“詭道”的準則關于“詭道”是否合乎倫理道德的問題，東西方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日本學者山鹿素行在《孫子諺義》中指出，圣人用兵之際，亦必用詭詐，不然戰必敗。可見其界定“詭道”概念時加了“圣人用兵”或“仁義之師”之類的大前提。而孫子論“詭道”的前提只是“兵”字——“兵者詭道也”、“兵以詐立”，并無仁義道德之類的含意。對于“詭道”這一重要的兵學概念，西方學者有其獨特的見解。如波蘭學者石施道指出，孫武是第一個認為“戰爭”不應受倫理考慮束縛的思想家。在孫武看來，戰爭的目的是有利于國家，衡量戰爭的唯一標準是勝敗如何。利用非倫理手段，使用詭道詐騙敵軍和己方的士卒是戰爭的基本法則。他進一步指出：“孫武得出了非常極端的結論：在戰爭中，對一切人都要用詭道和權謀，包括敵人、己方官兵、甚至最親密的合作者和己方的間諜人員，只有最高指揮一人可以了解真實情況和真正的目的意圖。所以，多少世紀以來，孫武的文章被貶為不講道德，其實他的著作只能稱作超越道德，無所謂道德不道德。”作為一家之言，石施道的這番話道出了孫武的功利主義的戰爭觀，也說明了實施“詭道”的基本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