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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里首先要解決一個觀念上的問題，即機關文秘工作的本質意義是不是以文輔政。有些同志說，搞文秘工作不就是抄抄寫寫、玩玩文字游戲嗎？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曾親耳聽過一位領導對秘書這樣說：“意圖都給你交代明白了，你再把文件、報紙找來看一看、摘一摘、湊一湊吧，兩小時后把稿子給我。”聽那口氣，寫文章好像比吃花生米還容易似的。 旁人怎么看其實用不著太在意，因為他們多半是由于對文秘工作的特點和難度缺乏了解，或者了解得不多、不深。關鍵還在于我們自己怎么看和怎么做。如果抱著應付差事的態度，不動腦筋，不求質量，東拼西湊，寫完就算，這樣的文章當然談不上“輔政”，相反還可能成為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文字垃圾。只有著眼于“輔政”，文字工作才會有價值。“輔”者，助也。事實上，機關文字工作從來是和輔政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講話稿中體現和完善領導意圖，在文件中準確表達重大決策，在調研報告中總結實踐經驗和提出決策建議，這些難道不是“輔政”，而只是玩文字游戲嗎？是簡單的抄抄寫寫所能做得到的嗎？當然不是。毛澤東同志的許多重要戰略思想首先都是見諸文字的，如《整頓黨的作風》、《實踐論》、《矛盾論》等，不僅文字精彩，妙語連珠，而且字字句句閃射著真理的光輝，成為指導實踐的光輝文獻。鄧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文，篇幅不長，樸實無華，卻成為撥亂反正、吹起改革開放大潮的進軍號角。文字作為思想和決策的載體而產生如此神奇的力量，就遠不是一般的抄抄寫寫所能達到的了。我們的文章固然不能與此相比，但各級機關中涌現的不少高質量文稿在“輔政”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是顯而易見、不可抹煞的。 認識到這一點，接下來就是如何“以文輔政”的問題，我認為要增強三種意識： 一是服務意識。機關文秘工作本來就是為領導服務，為一個地方或一個部門的事業發展服務的，離開“服務”二字，就變得毫無意義。因此，作為文字秘書時時都要想到：我能為領導決策做些什么？領導交辦的任務完成得好不好？領導沒有交辦的事有哪些方面我可以而且應該主動去做？以此來培養服務精神、提高服務水平。比如，除了認真完成領導交辦的文稿起草任務外，還可根據平常掌握的情況和自己的思考，主動提出有關決策建議、撰寫一些有價值的信息和調研報告等，這些都屬于“服務”的范圍，也都會或多或少地對領導決策起幫助作用。 二是參謀助手意識。無論外界怎么看，文字秘書作為領導者參謀助手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容置疑、不可替代的。當然，這種參謀助手的作用發揮得如何，還要看秘書本人的素質和能力如何。秘書雖然不是決策者，但其工作性質實際上決定了他們必須成為決策的協助者和參與者，而他們的工作水平又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地影響著領導決策的科學性、可行性以及決策表達的全面性、準確性和可操作性。舉個例子來說：市委常委會議就貫徹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精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問題進行研究，布置秘書起草一個文件。秘書在起草文件時如果只是照抄照搬中央文件精神，或者不認真、不善于將常委會研究的貫徹意見進行歸納、完善和發揮，不加入自己對于本地國有企業現狀的認識和思考，那么寫出來的文件就肯定過不了關，即使僥幸過了關也是廢紙一堆。這就是說，秘書在起草文稿時應該意識到：寫文章也就是寫思路、寫辦法，寫文章也是對領導決策和改革與建設實踐的一種參與方式，寫文章也是一種探索和創造。反之，如果老是讓自己游離于服務決策和社會實踐之外，只是被動地做做“遵命文章”，不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那當然談不上發揮參謀助手作用了。 三是質量意識。很顯然，“以文輔政”必然要求文字和內容要有較高的質量，粗制濫造的文章當然發揮不了“輔政”的作用。這就要求文字秘書要像工人制造優質產品一樣，認認真真地而不是敷衍了事地、創造性地而不是“傳聲筒”式地對待每一篇重要文稿的起草，使之達到較高的水平。有的同志以為，所謂“質量”指的就是結構的嚴謹、文字的精彩以及語法修辭上的無懈可擊，于是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左推敲、右琢磨，這當然沒有錯，但這絕不是“質量”的全部。從“以文輔政”的要求來看，還必須有鮮明的觀點、精辟的見解，必須對決策有幫助、對實踐有指導意義，否則文字再漂亮也沒用。甚至可以說，即使文字粗糙一點，只要內容對“路”，也更符合質量要求，更容易得到領導認可。所以我們既要琢磨文字，更要琢磨問題，這樣，“以文輔政”的目的才能達到。 （摘自《大手筆是怎樣煉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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