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茶一味龍象之地

禪在徑山，是儒釋道的綜合和發展，指導人做一個思想者。特別是臨濟一宗，主張人的覺悟，主張“丈夫自有沖天志”。它強調人不但要有思想，更要有剛性，做人要“做獅子兒，作獅子吼”，要剛柔并濟。

茶在徑山，一開始是用來敬佛的。法欽種植并“采以供佛”，這就有了禪茶的結合。到大慧宗杲師傅圓悟克勤的“禪茶一味”時，禪和茶已密不可分。在徑山，禪和茶的結合過程中，又受制于《禪苑清規》，由此便形成自己獨特的、儀式化的為客人僧侶奉茶的“茶湯禮”， 史稱“徑山茶宴”。

禪宗本身的普遍化、世俗化特性，使這種茶湯禮走向社會大眾、走出國門，以至有了我們今天的“客來泡茶”和“日本茶道”。茶把這個民族養好了，使我們健康地活著；禪教人“具大丈夫志氣”，重理性與教養，使我們活得有尊嚴。而三教合一的理念，讓東方人學會更多包容、平等、圓覺。

這是徑山對茶飲食茶禮儀的貢獻，也是徑山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唐天寶年間，法欽在徑山手植茶樹數株。從此，徑山就開始生產茶葉，并有其獨特的炒制方法，稱之為“抹茶”。

徑山茶早在宋代就聞名于世。北宋翰林院學士葉清臣于寶元間（1039—1040）考察了浙江的許多名茶，爾后在其《文集》中寫道：“錢塘徑山產茶，質優異。”北宋翰林院學士、著名書法家、茶葉大師蔡襄游徑山時，見泉甘白可愛，汲之煮茶。徑山茶在宋、元時代與杭州龍井茶、天目青頂茶齊名，被譽稱為“龍井天目”，位在“六品”之列，自宋至清均列為“貢茶”。《西湖游覽志余》載：“蓋西湖南北諸山旁邑皆產茶，而龍井、徑山尤馳譽也。”

唐代“茶圣”陸羽對徑山茶曾作兩次考察。據湖北“陸羽研究會”歐陽勛等有關專家、學者考證，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陸羽“南避胡塵”游抵余杭，初隱苧山，自稱桑苧翁，著《茶記》一卷。不久，登徑山，偶雙溪吳山。是年之秋遷吳興。唐寶應二年（公元763年）春，他第二次到杭州考察茶事，在弄清錢塘產茶之地和茶葉質量的同時，飽覽了杭州風光，順便寫下了《天竺靈隱二寺記》，緊接著又登徑山考察茶事，再次偶居雙溪的將軍山清泉左近，在此挹泉烹茶。因此，后人把這個清泉叫作“苧翁泉”、“陸羽泉”，以示對陸羽的紀念。

徑山茶初為供佛，后至請客。請客飲茶還有專門儀式和茶具，名曰“茶宴”。據傳，“茶宴”的專門儀式是：獻茶、聞香、觀色、嘗味、論茶、交談。具體做法是：上賓駕到，請至擺設整潔的并配有詩、畫、盆花的明月堂，賓主在茶桌前就坐，司客（寺內專門接待客人的和尚）按盞（先客后主）奉茶，主人接茶行至客前，各注半盞。注茶畢，賓主互相致禮，然后各人舉盞聞香，放盞觀色，再捧盞呷茶半口，嘗味細品，這一動作連續四次。飲完四個半盞后，客人品論茶味，并向主人道謝，主人答禮謙讓。此后，司客再向客人注茶，賓主交談有關事宜。“茶宴”有專用茶具，茶桌上放一精制的茶臺子，內有紫砂壺、精制瓷盞、錫制茶罐等。“茶宴”非上賓不予舉行。

日本村井康彥所著《茶之文化史》研究認為，“茶道”源于“茶禮”，“茶禮”源于大宋國的《禪苑清規》。仁治二年（1241·宋淳佑元年），圣一國師圓爾辨圓從徑山嗣法回國，帶《禪苑清規》一卷。后來，圓爾依此為藍本，制訂了《東福寺清規》。《清規》中有程序嚴格的“茶禮”。“茶禮”在布置講究的僧堂舉行，僧侶必須遵守。舉行“茶禮”的僧堂中要張掛宋徽宗、牧溪、趙干、李孤峰、李迪、催白等名家之畫，張貼徑山祖師無準師范、虛堂智愚的書法墨跡，擺設中國花瓶，泡茶用天目茶碗。毫無疑問，徑山“茶宴”是日本“茶道”之源。

徑山古剎由唐代宗御旨建造，名望本高。至南宋，大慧宗杲中興后，成為江南“五山十剎”之冠，叢林崇奉，道俗欽慕，名震中外。而此時日本的佛教還處在剛興初盛階段，故其佛教界人士慕名前來徑山參謁求學。宋元之時尤為突出，凡來中國的日本僧人，一般都要到徑山參謁求學或住學數年。據日本《云游の足跡》載，南宋至明，日本前來中國參究佛學求法的僧人達433人，其中不少得法于徑山，是徑山的法嗣。

南宋慶元五年（1199·日本正治元年），日本律宗之祖俊芿禪師入宋求法，首登徑山，開創了徑山的中日交往史。

南宋端平二年（1235·日本嘉禎元年）四月，日本僧人圓爾辨圓登徑山，拜無準師范禪師為師，回國后成為日本臨濟宗的創始人。

南宋開慶元年（1259·日本正元元年）南浦紹明入宋求法，后成為徑山四十代主持虛堂智愚禪師法嗣。紹明在徑山，不但勤究佛學，而且認真學習徑山的種茶、制茶技術及茶宴儀式，并在回國后加以廣泛傳播。

據《日·云游の足跡》一書載，宋、元時期，中國赴日弘教的僧人有27人，其中屬徑山弟子的8人，占28.6%。

南宋景定元年（1260·日本文應元年），徑山三十四代住持無準師范的法嗣兀庵普寧在蘭溪道隆的引勸下，東渡赴日。至元十五年（1278·南宋祥興元年·日本弘安元年），應日本的北條時宗將軍遺書邀請，無準師范法嗣無學祖元應允赴日。到達日本后不日，接任建長寺法席，為第五代住持。

祖元在日本七年，廣傳佛教，稱為“佛光派”。日本北朝貞治二年（1363），后光嚴天皇追謚祖元，特賜“佛光國師”稱號。

元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御賜一山一寧“妙慈弘濟大師”之號。八月，一寧受成宗之命，與西澗子曇、石梁仁恭出使日本，主建長寺法席，為第十代住持。

一山在日本受到各界崇敬，曾有贊譽說：“宋地萬人杰，本朝一國師”。

清順治九年（1652·日本承應元年），徑山第九十代住持費隱通容的法嗣隆琦因受日本慕府的使者古石、自恕兩僧之請而東渡赴日。同去者有性融等弟子三十余人。后水尾天皇賜予“大光普照國師”之尊號。

南宋時，抗金名臣張浚任知杭州，聘大慧宗杲禪師為徑山興圣萬壽禪寺主首。據記載，追隨他的釋徒多時曾達一千七百人，在徑山建有“千僧閣”。宗杲禪師在徑山的地位，比建寺的法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對臨濟宗的發展也有極大的影響。宗杲本人是出儒入禪，二教皆通。更難得的是，他是個力主抗戰的僧人。

孝宗即位以后不久，宗杲去世了，然而孝宗對徑山的眷顧并未因此停止。究其原因，孝宗要在徑山追求一個讓自己舒服的氛圍——三教通融，主戰不息。這是供他躲藏的最后堡壘。

人們可以譏笑宋孝宗的救亡努力在物質線程的潰敗，但沒有人能無視他對三教合一所作出的第一次官方論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這是孝宗三論，它是不朽的。三教通融，這是宋孝宗的理想，也是中國文化所修的一個禪。

它于北宋初露崢嶸，而在未來，它有另一個光耀千古的名字——理學。不管如今的世人對它有再多的偏見和謗議，它終歸是千年以降中國文化真正的本體。我們在后世知道的“民族文化”，大部分是在這個母本上脫胎。

所以孝宗在徑山藏了件東西。并不是什么手書匾額，也不是金銀財物，而是一種三教通融的氛圍，徑山竹畝和僧侶、明月和清泉、山石和禪房，筑成了他的堡壘。這座堡壘里，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種子。

時過境遷，滄海桑田，孝宗在八百多年前埋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芽，民族文化之魂也已扎根在了徑山的每一寸土地。如今的徑山已不用再背負戰爭等沉重的包袱，過去孝宗一人的精神堡壘，也已然成為了大家體悟民族文化、陶冶情操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