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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鐘晉，第四屆全國十佳公訴人提名獎、全國優秀公訴人，湖南湘潭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原標題：由《縱囚論》看古人的司法創新觀。 《資治通鑒—唐紀十》曾記載一段唐太宗“縱囚”的典故。 貞觀六年，唐太宗于大理寺卿奏折中得知，眾多即將秋后問斬的囚犯日夜嚎哭不止，故請皇帝準許提前行刑。唐太宗親審得知，死囚之哀并非畏死，乃因牽掛家有高堂不曾安頓、或一脈單傳未續香火等諸多身后事未了。 唐太宗得悉此情，卻作出一個驚世駭俗的決定，釋放三百九十余名死囚回家，令其與家人團聚，并約定來年秋天回來就刑。這可能是“假釋”、“死緩”制度在封建王朝的一次大規?！霸囁卑?。 當時引起的反對與質疑之聲不斷，但在眾臣都為這一大膽嘗試捏上一把老汗時，結局卻出奇的圓滿——期限屆滿之日，被釋歸家的死囚全部自動返回。世人山呼萬歲英明，皆嘆服太宗仁德化育天下，亦感死囚而使其全人道、知信義。爾后，唐太宗便赦免眾囚徒死罪，改判流刑。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有首贊頌唐太宗的詩篇《七德舞》，其中一句便是“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這個“大團圓”故事就這樣傳頌了數百年。 但也有不同聲音，到了北宋年間，大文豪歐陽修專門就此典故寫下一篇《縱囚論》，指責唐太宗 “逆情以干譽”，即此做法有悖人情，只不過是借機邀取名譽的手段而已，套路滿滿，一點也不值得效仿！ 這起古人爭論“縱囚”是與非的“公案”，看似簡單卻蘊藏著相當大的信息量，不論是閑聊八卦還是啟迪智慧，都會留給后人太多的回味！以筆者之見，《縱囚論》主要提到“縱囚”實有“三不”：不足信、不足譽、不足效。 一是僅以德化便具感召死囚之力，不足信?！靶帕x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死囚本小人中尤甚者，何況螻蟻尚且偷生，要正人君子信守歸期去慨然赴死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唐太宗何以確信死囚皆可呢？當然，唐太宗也擁有足夠的自信，在強大的君權統御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三百余人恐怕早已身在天羅地網中無處可逃，而最終有多少死囚是被感化、有多少死囚是“被復歸”亦未可知。 二是德化為表、利害為實之事，不足譽。使死囚復歸之實質原因，乃是“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死囚自知逆皇帝之“好意”斷無活路可言，新添欺君之罪大過其原罪豈止數倍？而皇帝既有意讓其回家“茍活續命”，也不無讓其“茍且免死”之可能。而縱囚者則算定，死囚只能期盼以復歸而求赦免。無非這是一出以“施恩德”、“知信義”之名上演的“正劇”罷了，實質不過雙方相互揣測、各取所需的“心理博弈”，贊譽之言遠過其實！ 三是有逆人情、不可為常之新制，不足效。太宗施德政六年之教化，仍難免犯死罪者眾，而一日縱歸之恩卻能令其視死如歸、信守承諾，這本是不合常理之處。此法僅在唐太宗時一試而已，不為后世所效法，如果屢縱屢赦則“殺人者皆不死”，顯然更悖逆常情。 《縱囚論》這篇史評雄辯滔滔，對“縱囚”這一可稱為千古佳話的司法創新案例大加鞭笞，勸誡世人創新之時不能為貪戀虛名而違背常理，行標新立異之事。此文之觀點，其言未必人人認同。但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此話亦可用在他親自實施的這一典故上。這段歷史公案譽之有因、毀之有據，其人其事究竟如何引以為鑒呢？ 筆者的觀點是對《縱囚論》一文，贊同“縱囚”確有“逆情”。 “縱囚”確是違背事物發展規律，只可一試了之。縱死囚近四百對于犯罪心理、社會安定、法律權威、制度成本等均是不能承受之重，這曇花一現的成功創新背后還有太多未知的隱情，歐陽修稱其為“逆情”并不為過！歷史也已證明，“縱囚”之法終究不為后世所效仿！ 但筆者對《縱囚論》為了“干譽”一說持保留態度。偉大的政治家看重的應是利害而非虛名，唐太宗的“干譽”之嫌只是表象，猶如歐陽修所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間也”！他全心導演的一場政治秀，最終是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翱v囚”事件發生時正是貞觀六年，玄武門的刀光血影仍未消散，登上皇位時的原罪使他迫切需要樹立仁德之君的形象。如果一位君王的道德力量強大到可以感化小人中的小人——“死囚”，還一次感化多達三百九十余名，那么這樣一次成功的“變臉”對于挽救弒兄奪位的形象乃至王朝統治的穩固，都有著無可估量的意義。 評價“干譽”之好亦須審慎分辨，到底是純粹的沽名釣譽，還是務實的實踐路徑，個中差別并非一目了然。前者固然是“政績觀”有偏差，施政創新僅為個人榮辱，不唯實而唯利，必將貽害無窮，但經常披著華麗的外衣，沒有相當的洞察力無法窺探其本質！后者或有“干譽”之嫌，甚至一路有咒罵哀怨之聲相隨，但應當正確評價其務實之效并給予一定的包容。自古以來，創新之舉往往毀譽參半，創新者無須太過愛惜自己的羽毛，不要因有“干譽”之嫌便畏縮不前，有的應是“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情懷與擔當。 回眸歷史的煙云，終究是為了面對現實。當前身在“深水區”的司法改革者們，同樣面臨是“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還是“循規蹈矩不越雷池一步”的迷局。 究竟如何才可不“逆情”呢？筆者主張，守常為本、應變為用，二者兼顧。所謂守常，就是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對長期制約司法工作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常抓不懈，如管理體制、隊伍素質等。所謂應變，就是針對事物演變新情況，及時解決新問題，如新法規定的新增職能等。守常治本、應變治標，相互結合才能標本兼治。歸根到底，創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創新是為了固本培元而不是為了標新立異。 當前，個別地區和個別部門的改革實踐中某些創新也有“逆情”之嫌。例如“創新機制化”，依靠集中計劃和指導進行規模化創新，這顯然違背了創新活動的規律。再如“創新形式化”，創新的內容模仿和復制現象多，不切實解決實質性問題，炒概念、走形式，這種創新不但沒有生命力，還會擠占其它常規工作的資源份額。此外，還有“創新應景化”，熱衷于政策法規確定的新增職能、較易獲取“眼球效應”的社會熱點等新問題，方法上也偏重于增機構、加人員，使得改革“應變有余、守常不足”，出現與核心任務偏離、人財物成本浪費等弊端。多年來，司法機關的創新不少，但至今能夠煥發生機的有多少？創新成本與收益比例為多少？這都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司法改革之路任重而道遠，歷史為我們留下前車之鑒！許多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需要以歷史的眼光來“善待”，但我們都不希望日后以歷史的局限性來“粉飾”今日之失，正如杜牧的《阿房宮賦》所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泵磕罴坝诖?，正行走于司改創新之路的我們，大有“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之感！ 最后，筆者想說，無論你我是否贊同《縱囚論》的觀點，都應銘記歐陽公千年前的那聲吶喊——治世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附注： 《縱囚論》: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余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p>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p> 《資治通鑒—唐紀十》：“辛未，帝親錄系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 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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