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本能夠比屠呦呦更早成為“中國諾貝爾獎第一人”，接到邀請通知時，他卻已經與世長辭。
他，在2003年SARS肆虐時，被一位在衛生部門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再一次提起，老干部說，湯飛凡若在，何至于此！
那一年，非典成為了揮之不去的噩夢，全國上下人心惶惶，更有專家預言：“由于SARS的特殊性，疫苗研制至少需要3年時間。”
這一刻，如果湯飛凡還在，一定可以力挽狂瀾拯救萬民于水火，畢竟他曾經無數次帶領科研團隊突破難關，在關鍵時刻為那些受疫災折磨的人民帶來了嶄新的希望。
1897年，湯飛凡出生于湖南醴陵。他們湯家本是當地的大戶人家，湯飛凡出生那一年，湖南遭遇大旱災，家道中落，湯飛凡的父親只好在當地設立一座私塾來謀取生計。
湯飛凡從小就看到當地許多窮苦的農民貧病交加，那時中國的醫學還尚未起步，許多人得了病都無處可看，中國還被譏笑為“東亞病夫”。
從那時起，湯飛凡就立志學醫，要成為中國醫學的拓荒者。小學畢業后，由于沒有學醫的機會，他就跟隨二哥考進了甲種工業學校。
1914年湖南湘雅醫學院進行了首屆招生，湯飛凡看到了學醫的希望，他毅然從工業學校退學，成為了湘雅醫學院的第一批學生。
辛亥革命后，教育體制改革，湯家的私塾被迫解散，一家人沒有了收入來源，湯飛凡和弟弟的學費成為了家里最大的負擔。
意志堅定的湯飛凡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他在醫院藥房找了一個調劑生的工作，他還做起了英語家庭教師，掙了錢補貼自己和弟弟的學費。
在湘雅醫學院求學的這七年間，湯飛凡一邊要忙著打工賺錢交學費，一邊還要顧及學業，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被淘汰。因為湘雅醫學院的要求極其嚴格，第一班招生30名，到1921年畢業時只剩下10名，而湯飛凡就是其中之一。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微生物學發展的黃金時代，大部分傳染病的致病菌被一個跟著一個地發現，而這些研究成果的問世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于是湯飛凡也決心投入到細菌學的研究之中。
他說，“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
湯飛凡從湘雅畢業后，就只身一人前往北京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進修。1925年，湯飛凡被推薦到美國深造，他進入了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
那時，巴德斯和寇霍是細菌學和傳染病學的先驅，而寇霍的學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被稱為“東方寇霍”。
年輕的湯飛凡受到了鼓舞，他還立下雄心壯志，“日本能出東方的寇霍，中國為什么不能出東方的巴斯德？”
在哈佛醫學院深造期間，湯飛凡潛心投入研究，他的才華與努力深受導師的贊賞，畢業之后，導師極力挽留湯飛凡留在美國，先進的研究設備，良好的醫學研究環境，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著湯飛凡。
然而，一封來自國內的信，改變了湯飛凡的一生。這封信是對湯飛凡影響頗深的老師顏福慶所寫，他邀請湯飛凡回國與他一同建設中國自己的醫學院。
沒有誘人的報酬，沒有如同美國這般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顏福慶只是闡述了中國醫學研究所面臨的窘境，可就是這樣一封信，讓湯飛凡毅然放棄了導師應允的所有優異條件，選擇了回國。
1929年，湯飛凡任職中央大學醫學院時，學校還沒有細菌學系，更沒有實驗室。湯飛凡把自己的顯微鏡也捐了出來，才勉強成立了一個簡單的實驗室。
在湯飛凡回國之前，沙眼病菌肆虐而起，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中國的沙眼發病率更是高達55%。1928年，日本科學家野口英世宣稱自己發現了沙眼的病原體——顆粒桿菌，一時之間轟動了全世界。
野口英世
湯飛凡在建立了醫學院的實驗室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復野口英世的病菌分離實驗。
他選出了24個沙眼的典型病例，嚴格按照野口所發表的論文進行分離實驗，7個月的不懈努力之后，他用分離出的桿菌接種家兔和猴子，卻都沒有產生沙眼癥狀。
湯飛凡的實驗結果令醫學界嘩然，日本醫學界甚至公開與湯飛凡唱反調，說他的實驗純屬嘩眾取寵。湯飛凡沒有被輿論所累，反而繼續潛心研究反復進行實驗，他甚至把顆粒桿菌接種到自己身上，最終推翻了野口英世的錯誤理論。
正當湯飛凡想要開始深入研究沙眼的病原體時，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了，熱愛祖國的湯飛凡再也不能安心于在試驗室做研究了，他走出試驗室加入了上海前線救護醫療隊，在距離火線只有幾百米的地方搶救傷員。
他說，“這不是命運，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身材小，炮火打不中我，我最適合做這個。”戰火連天的三個月里，湯飛凡在醫療隊日夜冒著炮火救死扶傷，那段時間，他只回過兩次家。
后來，上海淪陷，義憤填膺的湯飛凡正好接到當時任武漢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的顏福慶從武漢的來信，約他去長沙主持中央防疫處遷往內陸的重建工作。
連年的戰爭，瘟疫在國內大肆流行，防疫站重建工作迫在眉睫，湯飛凡沒有片刻的猶豫，當晚就攜夫人奔往長沙，開始了熱火朝天的重建工作。
不久，湯飛凡就當上了防疫處的處長，他徹底改造了舊防疫處，湯飛凡沒有因條件困難就降低科學標準和對工作的要求。他參考了國外的經驗增加了新制品，通過研究試驗或引進，改革了舊工藝。
在他的帶頭研究之下，防疫處生產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應大后方的防疫需要，還大幅度地支援了陜甘寧邊區。這些制品因為超高的質量標準，也被在太平洋戰區作戰的英、美盟軍所采用。1943年，他們還制造出中國第一批臨床級青霉素。
1943年，權威的英國《自然》雜志還發表過一篇關于防疫處的報道，在文中，李約瑟稱贊湯飛凡是“中國最有才干的細菌學家”。
到了1954年，一切戰爭都已經平息，湯飛凡終于可以繼續研究他心心念念的沙眼病原體，這是他一生的執著，這一次，他說什么也不會放棄。
雖然這項研究已經中斷了近二十年，可是湯飛凡依舊熱情不減。他親自跑到北京同仁醫院親自采集樣品，卻被眼科主任張曉樓告知項目必須兩人合作，否則他就不允許湯飛凡采集樣本。
從來不顧及功名利祿的湯飛凡自然不把這件事放在眼里，合作就合作，只要能夠得出研究成果，其他的都無所謂！
張曉樓
整整一年，他和助手每天都泡在實驗室，他們采集了200例典型樣品，采用各種病毒分離技術，做了無數次實驗，卻一無所獲。研究團隊士氣低迷，無數人都勸湯飛凡放棄這個項目。
等待了二十多年才能夠重新拾起的研究，豈是說放棄就放棄的。這一次，湯飛凡打算背水一戰，他拋棄了當下所有的分離技術，決定用自己的分離方法進行實驗。
1955年，湯飛凡采用自主研發的雞卵黃囊分離方法進行第八次分離實驗時，終于大獲成功。
湯飛凡并沒有聽從張曉樓的建議馬上發表結論，而是命令助手將沙眼衣原體種入自己的眼中，為了觀察病原體病變的全過程，湯飛凡冒著失明的危險，堅持了 40 多天才接受治療。
結論發表之后，英國首先證實了湯飛凡的成果，從此沙眼衣原體也被稱為“湯氏病毒”， 湯飛凡也因此成為了國際上公認的“衣原體之父”。
困擾醫學界70余年的醫學難題終于得到了解決，沙眼的病發率也以驚人的速度下降，以上海為例，1959年沙眼發病率為84%，兩年以后就降到了5.4%。
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了來自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IOAT邀請湯飛凡出席1982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只是那時，被IOAT預備推薦申報諾貝爾獎的學者，那個享譽世界的“衣原體之父”早已經不在人世了。
1958年，湯飛凡在“拔（資產階級）白旗運動”中受到了不應有的批判，他于那一年的9月30日清晨了斷了自己的生命。
人們始終不肯相信，像湯飛凡這樣在逆境種也始終百折不撓的人又怎么會選擇自殺呢？
但是剛正倔強如他，他寧愿莊嚴地死去，也不愿接受無端的受辱！
湯飛凡死后，與他合作研究的張曉樓以“發揚光大”的借口接過了他所有的研究成果，其中還包括湯飛凡用自己身體做實驗所寫出的那篇論文。
張曉樓理所當然地包攬了本該屬于湯飛凡的所有榮譽，在報刊雜志上發表兩人當年的研究論文時，張曉樓還把第一作者湯飛凡的名字直接抹去，這所有的成就仿佛都是他一個人所得。
1981年的全法眼科學大會上，本應由湯飛凡學生王克乾代領的獎章，竟然被張曉樓領去。他還復制了兩枚鍍金獎章，原件上交衛生部，一枚留給自己，一枚交給湯家。
明明是盜取別人研究成果的竊賊，到最后卻以一副道貌岸然的“君子”模樣，成為了所有媒體報刊歌頌的大英雄。
湯飛凡的家人和學生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他們不止一次寫信給相關部門要求澄清事實，還湯飛凡一個公道，結果都石沉大海。
無奈之下，湯飛凡的妻子只好寫信給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四個月后，IOAT重新授予了湯飛凡沙眼金質獎章，新的獎章上只刻了湯飛凡的名字，IOAT向全世界證實了湯飛凡的卓越成就。
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權威李約瑟爵士在得知湯飛凡的死訊后，鄭重其事地給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寫了一封信，他稱贊湯飛凡是“19世紀英國諺語里的‘人類的朋友’”，是“預防醫學領域里的一位頑強的戰士。”
1992年，國家發行中國現代科學家郵票，郵票上終于出現了湯飛凡的名字。蒙冤數十載，湯飛凡終于被人們所記起。
可是在當代，湯飛凡卻又終究被人們所冷落。
說起成就和醫學造詣，湯飛凡與野口英世不相上下，曾經犯過錯誤的野口英世因為渡邊淳一的挖掘，后來成為了日本的“國寶”。
每天都有無數日本人前往他在紐約的墓地祭奠他，新版的日元上還印有野口英世的頭像。
可在中國，除了那些醫學界的老前輩，能夠記得湯飛凡的人，已經寥寥無幾。
一個拯救中國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民族英雄，一個締造了醫學奇跡的科學家，一個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免于瘟疫折磨的醫學“戰士”，竟然就這樣被我們遺忘甚至拋棄。
或許，我們已經習慣了遺忘，已經習慣了麻木與冷漠。
或許，這遺忘本就是歷史的常態。
又或許，被我們所遺忘的不只是事跡不只是個人，而是本該被珍惜被呵護被贊揚的“中國魂魄”！
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