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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袁枚辭官原因新論 王正兵 摘要：清代作家袁枚33歲時遠離官場，隱居隨園，引起世人諸多猜測。袁枚喜居人前，恥居人后，其辭官的真實原因就是“恥”，即恥于放歸縣令、恥于身為官奴、恥于升遷受阻；只有辭官，袁枚才能徹底擺脫“恥”。袁枚辭官既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也是一種明智的決定，一方面他可借此博取高名，找回自信；另一方面，他可以從此甩掉名利羈絆，擺脫一切束縛，任情放浪，任隨自然，從而活出真我。 關鍵詞：袁枚 辭官 原因 恥 袁枚（1716－1798），清代乾隆時期倡導“性靈”說的著名詩人，為宦僅十年，33歲時便遠離官場，隱居隨園。袁枚的這一舉動引起世人諸多猜測，長期以來，眾說紛紜。時任福建布政使陶士璜認為袁枚是“恥為令”、“有所激而逃”，袁枚對此曾有所反駁，并自述辭官原因：一是“有能有不能”，即能為百姓辦事，不能為大官作奴；二是“文章亦報國”；三是“知難而退”（1），“收帆需在順風時，急流勇退，是古今佳話”（2）。民國楊鴻烈先生認為袁枚“辭官的理由有二”：“做官是為人民增進幸福，并非為上司大吏做高等聽差”；“為的是專門從事文學，以文學為終身事業；這樣把文學的價值抬高和政教功業相等，在中國真是前古所未聞的創見”（3）。很明顯，楊說只是對袁說前兩點作了簡單化的處理，而且多溢美之辭，令人難以茍同。傅毓衡先生在肯定袁說的同時還作了適當補充，他認為袁枚辭官除了“厭惡腐朽、黑暗的官場公禮”外，尚有“為了養親”，“為了保身”，“受饞、設譬嘲諷”即憂讒畏譏，“乘勝收場，貴在知機”，“為了膏肓泉石”即“為山水而辭官”，和“受往哲高蹈的影響”五大原因（4）。傅說看似全面，但仍有“為尊者諱”之嫌，而未能涉及到問題的實質。筆者以為，袁枚辭官的真實原因可以用一個字概括——“恥”。 一、恥于放歸縣令 袁枚自幼稟賦甚高，七歲“受業”，十二歲時與先生史玉瓚一同考中秀才，“門前已送好音來，階下還騎竹馬戲”（5）；十四歲時以《郭巨埋兒論》一文初露鋒芒。雍正十年，袁枚十七歲，“杭州朱端士先生命制《七十壽序》，結忘年交”（6）；雍正十一年，又“受知于浙督程公元章，送入萬松書院肄業”（7）；十九歲時，浙江督學帥念祖主持歲試，袁枚發揮出色，被拔置高等，補為廩生，“食餼”（8）。乾隆元年，袁枚二十一歲，因家徒四壁，日用艱難，只身去廣西投奔叔父袁鴻，憑即興之文《銅鼓賦》而大受廣西巡撫金鉷賞識：“擊節不已，至以國士相目”（9），并且“獨專為一奏”（10），保薦博學鴻詞試。至此，袁枚可謂一帆風順，事事遂心。然而，命運卻和袁枚開了第一次玩笑，名落孫山的結果使他只能寄食京城，埋首于“干祿之文”，“半年后，于此道小有所得”（11）。乾隆三年八月，袁枚參加了順天府鄉試，告捷；次年三月會試，又與沈德潛等人一同考中貢士；殿試后，袁枚名列二甲第五名，“我愧牧之名第五，也隨太史看祥云”（12），從而授庶吉士，入庶常館。此時的袁枚真是苦盡甘來，得意非凡，“此時意義似雷顛，此際連鑣渺列仙”，“不到月宮游，那識嫦娥好？不奪錦標歸，誰信驪龍巧？寄語燈窗苦志人，人生此處來宜早”（13）。乾隆四年，袁枚入庶常館學習，教官史貽直夸其“如此英年”，對其十分賞識，可惜三年后的滿文考試，袁枚竟然是“最下等”（14），從而匆匆地結束了翰林生涯，“三年春夢玉堂空，珂馬蕭蕭落葉中”，“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15）。從萬人羨慕、前途無量的翰林到外放江南做溧水縣令，這是命運和袁枚開的第二次玩笑。袁枚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遭遇如此結果，他實在無法接受這一現實，他進入仕途才剛剛三年，他曾經幻想著從此能平步青云；他對自己的才學非常自信，他覺得只要稍作努力，命運之神就會垂青于他，而此前的諸多經歷也給他傳遞出這樣的信息：波折雖有，但前面的路依然清晰。然而，這一次他真的不再幸運，不僅所有的美夢瞬間成空，而且也真切地感覺到了恥辱，這種恥辱讓他從此刻骨銘心。一場無關緊要的考試，就這樣徹底地改變了袁枚的人生軌跡，他在無顏面對“諸同年”的同時，也對現實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此去好修《循吏傳》”（16），對他來說，實在是一種無奈之選擇。 二、恥于身為官奴 乾隆七年，袁枚27歲，任溧水縣令。溧水地偏民貧，治安又差。袁枚懷仁愛之心，以法治縣，“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不犯湔雪之，奸民皆斂跡”（17），從而顯示出特殊的吏才。不久，袁枚改任江浦縣令。此時的袁枚已基本擺脫外放帶給他的郁悶，兢兢業業于日常公務，他也從中體會到了樂趣，“早知花縣此間樂，何必玉堂天上望？更喜雙親同出境，白頭含笑說兒強”（18），他決心做一名百姓擁戴的稱職循吏。乾隆八年，袁枚又出任沭陽令。沭陽先是旱情嚴重，“旱魃竟為災，秋陽永相暴。春禾山下焦，夏麥土中縮”（19）；接著又是蝗災，“狠如狼，貪如羊；如虎而翼兮，如云之南翔”（20）。袁枚身先士卒，帶領百姓抗旱滅蝗，終于小有收成。這一切，似乎還不足以讓袁枚產生強烈的歸隱想法，而真正讓他難以為繼的則是官奴生活。明末袁宏道擔任吳縣縣令后不久曾對友人丘長孺說：“弟作令備極丑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谷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這種感覺袁枚也有深切體會： 爾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臺參耳，迎送耳，為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齁齁熟睡而不知也。于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慍。而孰知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后矣。不踠膝奔竄，便瞪目受瞋。及至日昳始歸，而環轅而號者，老弱萬計，爭來牽衣，忍不秉燭坐判使寧家耶？判畢入內，簿領山積，又敢不加朱墨圍略一過吾目耶？甫脫衣息，而驛轅報某官至某所，則又蘧然覺，鑿然行。一月中失膳飲節，違高堂定省者，旦旦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 其《出東門》詩，更是詳盡地描繪出身為官奴的百般感受： 出東門，有客從西來。客不西來，東門之車奔如雷。待來而不來，客怒作色相疑猜。……大官昂首坐，小吏圈豚行。天陰雨凄凄，長跪大道左。學鴨自呼名，兩頰紅似火。指向蔡興宗，此中正是我。欲臥強之食，欲食強之饑。非所喜而笑，非所怒而笞。腰膝不自持，而況法令為！吞爾不搖牙，咀爾不擊齒。乃公喉有聲，萬口一齊止。愛之則生，逆之死。 袁枚本性清高、不喜約束，而官場等級森嚴又規矩多多，一縣之令，在大官眼中連普通百姓都不如，唯唯諾諾，卑躬屈膝，沒有絲毫尊嚴可講。《子不語》卷二十一《一字千金一咳萬金》就記載了這樣的事： 商邱宰某申詳一案，有“卑職勘得，毫無疑義”八字。臬使某怒其專擅，駁飭不已，并提經承宅門，將行枷責。楊急改為“似無疑義”四字，再行申詳。乃批允核轉。然往返盤費、司房打點，已至千金。汶上令某，見巡撫某，偶患寒疾，失聲一咳。某怒其不敬，必欲提參。央中間人私獻萬金方免。人相傳為“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這雖有點夸張，但還是能說明當時的官場現狀。這樣的生活，不是一天兩天，只要在官場混，就只能忍氣吞聲，強作歡顏。因此，陶淵明不愿為“五斗米”折腰而選擇了遠離，袁宏道不愿再“以官得病”而主動撤身，袁枚在三年翰林、七載縣令后終于因不堪“參謁大官苦迎送，應答賓客時奔波”而回歸隨園。 三、恥于升遷受阻 如果說，通過勤勤懇懇，腳踏實地的工作，還能給袁枚重新鋪就一條光明的路，那么，他就不可能輕意地選擇歸隱。在中國社會，步入仕途總是令人羨慕的事，而削尖腦袋要爬上官場的不可勝數，古往今來，也確實很少有人會輕言放棄。乾隆八年，袁枚得到消息：裘曰修、沈德潛皆“廷試高等，驟遷學士”，這對袁枚的刺激實在太大，本來他已安心于做一名循吏，也不辭辛勞地帶領著百姓抗旱救災，甚至還有了為民請命的決心，“縣官自語心：爾已為民母。寧受旗丁嗔，毋使民守久；寧失邏者心，毋使喪所守。持此《征嘈嘆》，愿以告我后。”但面對著“諸公遭際圣明君”、“詩人俱已到青云”這一喜訊，袁枚實在無法平抑內心的煩躁，“主人齷齪守僻縣，養鶴羞與鶴相見。呼鶴前來向鶴言：此間不合汝乘軒。汝本昂昂海上來，如何舞罷飛塵埃？”袁枚借鶴自喻，把自己幾年的宦海生涯作了非常形象的概括，一方面表明自己品行雖高潔，志向也高遠，但世事難料，事與愿違，飛入“塵埃”，獨守“僻縣”，這樣的結果實在讓人心有不甘；另一方面，袁枚也流露出對現實處境的無奈，對前途渺茫的悲哀，同年的升遷，自己的沉淪，這樣的落差何時能夠改觀？袁枚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出路，他陷入了矛盾之中。“蝗兮蝗兮去此鄉！東海之外兮草茫茫。無爾仇兮爾樂何央？毋餐民之苗葉兮，寧食吾之肺腸！”這里，我們看到了袁枚的博大胸懷，感受到了袁枚那種令人崇敬的“憂民”之心；“宦后始知貧賤好，瘦來頓覺早秋寒。眼前有路名山去，愿向盧敖借釣竿。”這里，我們又體味出袁枚的宦海頓悟，感受到袁枚那種因無力回天而產生的“林泉”之志。帶著這樣的矛盾心理，袁枚又來到江寧任知縣，這一年他30歲。江寧“故巨邑，難治”，袁枚充分發揮了他的循吏之才，不僅判案公正果斷，而且不畏權勢，依法辦事。此時，恩師尹繼善也任江南總督，“六月十一日，聞高郵州缺，以枚表薦”，袁枚頓覺心動，揮筆寫就《謝薦擢高郵刺史啟》，自謙之余，也流露出繼續為官的強烈愿望：“得下以盡當官之職，而上以報知己之恩。”可以想見，袁枚終于克服了矛盾心理，開始對仕途再次充滿信心，他不再強化官奴的恥辱，也不再懼怕公務的繁忙，“雖非制錦，初學裁縫；但愿張弓，倍加矯厲”，他覺得眼前又是明亮一片，從此仍可官運亨通，從而彌補此前的缺憾。然而，命運再一次捉弄了袁枚，吏部對尹繼善的舉薦竟然未予采納。這對袁枚不啻是一磅重擊，不僅澆滅了他心中所有的熱望，而且促使袁枚對仕途徹底地絕望，既然前途渺茫，唯有另作他計：“仰天大笑卿知否，折腰只為米五斗。何不高歌《歸去來》，也學先生種五柳！”他立即購下江寧織造隋赫德小倉山之“隋園”，并改其名曰“隨園”，“異日將官易此園”成為袁枚此時的果敢決定。未及一月，袁枚接得杭州家書，便以此為借口，上書尹繼善：“在朝廷無枚數百輩，未必遽少人才；在老母撫枚三十年，原為承歡今日。情雖殷于報國，志已決于辭官。”此文文詞哀婉，感情充沛，頗能打動人，但有“夸飾”之嫌。此后不久，袁枚便離開官場。袁枚曾說：“公不察仆去官之意，謂如枚乘、汲長儒曾待詔金馬門，故恥為令；又謂仆擢秦郵牧不遷，褊心不能無少望，有所激而逃。”這是袁枚對自己辭官之舉遭人誤解所作的反駁，“是二者，皆非知仆者也”。然而，仔細推敲，不難看出，這正是被人說破心思后袁枚的狡辯之辭。 袁枚為宦十載，一朝辭官，喜悅之情無法抑止，“櫪馬負千鈞，長鞭挾以走。一旦放華山，此身為我有”。然而，透過現象，我們仍可窺見袁枚的內心：喜居人前，恥居人后。十二歲中秀才，袁枚得意非凡，“并行敢逐先生后，倚寵仍眠大母懷”；二十一歲參加博學鴻詞試，齒最少，袁枚倍受矚目，“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二十四歲中進士，為翰林，袁枚摘取了人生最榮耀的光環，這時的他可謂欣喜若狂，充滿自信，“官柳慣迎新貴馬，杏花偏拂少年人”。但好景不長，袁枚又經歷了從“天上”回到“人間”的過程，“柳折青條花折枝，掛冠偏與少年期”，“頃刻人天隔兩塵，難從宦海問前因”，這一變故使他無法相信，也難以接受，本可笑傲江湖，只落得為江湖所笑，對袁枚來說，這是他一生的恥辱。外放縣令，憑自己的才干，袁枚覺得做一個循吏綽綽有余，不僅能夠縮小與“同年”之間的差距，而且他還希望通過自己踏實勤懇的努力重新回到“天上”，他能夠忍受七年“官奴”的恥辱，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他曾做過重回“天上”的夢；當這個夢再也無法變成現實時，袁枚頓時覺得自己是多么的可笑，他知道不管自己如何努力，眼前的仕宦之路都無法再向前延伸一步，他再一次感受到了恥辱，他終于明白：他不屬于“天上”。這一心態在《子不語》卷九《判官答問》中也有著明確的表達： 若城隍、土地之職，如人間府縣俗吏，風塵奔走甚勞苦，賢者不屑為。昔白石仙人終朝煮白石，不肯上天，人問故，曰：“玉宇清嚴，符箓麻起，仙官司事者甚勞苦，故愿逍遙于山巔水涯，永為散仙。”亦此意也。 為了做這樣一個“散仙”，袁枚選擇了辭官，他覺得辭官是他徹底擺脫恥辱的唯一途徑。袁氏辭官，并非一時的感情沖動，而是經歷了一個“恥”的長期累積和強化過程，是其仕宦以來、特別是外放郡縣以來思想變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他雖然隨著境遇的變化也有過種種思想上的波動，但“備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卻是其人生價值的主導性傾向。因此，袁枚的遠離官場實在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也是一種明智的決定，是傳統文人“用行舍藏”人生行為方式的再次踐行。一方面他可借此博取高名，再次找回自信；另一方面，他可以從此甩掉名利羈絆，擺脫一切束縛，任情放浪，任隨自然，從而活出真我。 【注釋】 （1）（10）（11）（14）袁枚：《袁枚全集》（貳），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頁-第270頁，第43頁，第643頁，第148頁。 （2）（7）（8）（18）袁枚：《袁枚全集》（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42頁，第643頁，第557頁，第809頁。 （3）楊洪烈：《袁枚評傳》，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53頁-第54頁。 （4）傅毓衡：《袁枚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頁-第63頁。 （5）（12）（13）（15）（16）（19）（20）袁枚：《袁枚全集》（壹），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67頁，第17頁，第17頁-第18頁，第31頁，第31頁，第41頁，第43頁。 （6）（9）（17）袁枚：《袁枚全集》（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第13頁，第4頁。 【作者簡介】 王正兵，揚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元明清文學研究。 ※ 來源：《名作欣賞》2009年第0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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