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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江南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所指，它既是一個靜態的地理概念，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歷史范疇，在大多數人眼里，它呈現出一種隨處可見的粉墻黛瓦、煙雨杏花、吳儂軟語、水鄉人家的意象，但江南并不僅于此。千百年來，“江南”是個超越地理范疇的理想之地，它更是一種詩性的文化，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以江南為標簽的審美生活，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精致的古典生活方式。 在當下尋找江南是個有趣的事情。一方面，我們看到城市化進程使得那些傳統意義上的江南意象不斷消逝，另一方面，那些自古沉淀在江南大地上的文人氣質和生活審美，也逐漸被碎片化、信息化、現代商業等沖淡。 大城市自不必說，無不透露出國際化的味道，甚至連烏鎮這樣頗具江南形制的小鎮，其在戲劇和當代藝術上的野心勃勃時常讓人產生迷惑之感。以至于有一種說法是，現在如果要尋找原汁原味的江南之地，浙江需去紹興，江蘇得看常熟了。這話雖聽起來略顯偏頗，但似乎又能找到確鑿的佐證。 從常熟縱橫綿延開去的禮樂和這片柔和的水土構成了歷史上的江南。在常熟，至今仍然保留了那個在歷代文人詩文中描繪的水鄉、民俗、風物、飲食、文氣……這些江南符號一應俱全，成為觀察整個江南的一張絕妙切片。 江南的風度 昭明太子在這里編《文選》、張旭在這里任縣尉，黃公望、錢謙益、翁同、畫圣王石谷……既是虞山的文藝流派，也包攬了詩、書、畫、琴、印，其中《松弦館琴譜》是四庫全書唯一收入的琴譜，你想它只是個小縣城，‘源頭’不是隨便說的。 對于常熟博物館館長朱晞來說，有三樣事物可以代表常熟：地理環境、黃公望和百姓讀書。 “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兩句詩白描了常熟的地理樣貌——虞山的一部分被包入城內，形成了有山有水的小城風情，朱晞說，像精致的盆景。跟唐伯虎當年從水路進入常熟一樣，1979年，朱晞也是從水路進入常熟，“沿路景色千變萬化，據說他為此畫了七十二張畫，可見這種山野之美如何感動了他”。尤為令他感懷的是，“多少年下來，常熟一直風調雨順的，它也始終是全國百強縣之一，這個地理文化很重要”。此方水土養育的常熟人，“不張揚，穩穩的，幾千年保持這個才是本事。連常熟的雨傘，都是很敦厚的”。 常熟最早叫“虞鄉”，之后也用過其他名稱，到了梁代大同六年，正式定名“常熟”，取“年年豐收”的意思：據說是因為常熟東南低西北高，無論水旱都能豐收，所以叫常熟。 先秦的常熟是吳文化的發祥地，肇始于吳地始祖仲雍。史料記載，周太王有三個兒子，長子太伯，次子仲雍，幼子季歷，季歷有子名昌（也就是后來的周文王姬昌），太王十分疼愛季歷和昌，想把王位傳予他們。但當時實行的是嫡長子繼承制，太伯和仲雍就以采藥為名，從渭水之濱來到千里之外的常熟無錫一帶，建立了名叫勾吳的國家，開發了最初的江南。太伯去世后，仲雍繼位，別名虞仲的仲雍死后，當地人為了紀念他，便將海嵎山更名為虞山。 虞山腳下，仲雍墓和言子墓相鄰，仿佛這兩位非凡的文化祖先并不寂寞。言子，本名言偃，字子由，生于常熟，成年后就學于孔子，“孔門十哲”之一，因擅長文學而列第九。孔子曾云:“吾門有偃，吾道其南”，言子也確實如恩師所說，“道開東南”“文開吳會”。孔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言子用禮樂教化常熟，當時到處有弦歌之聲，后人稱“弦歌之治”，言子被尊崇為“南方夫子”。 追溯常熟的歷史和對周圍的輻射力、影響力，它常常被認為是整個江南文化的源頭和核心。朱晞一口氣往下數，“歷代下來，還有昭明太子在這里編《文選》、張旭在這里任縣尉，黃公望、錢謙益、翁同龢、畫圣王石谷……既是虞山的文藝流派，也包攬了詩、書、畫、琴、印，其中《松弦館琴譜》是四庫全書唯一收入的琴譜，你想它只是個小縣城，‘源頭’不是隨便說的。” 從這個意義，追溯“江南”這個概念也變得饒有興味起來。“江南”最早出現在屈原的《九章》：“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東周春秋時吳王建“姑蘇臺” ，后“姑蘇”一詞經常出現在歷代文人歌詠江南的詩詞作品中，如“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里醉西施”等 ，體現了一種獨屬吳越的雋永情味，因此歷史上，江南一度被中原稱為吳越。漢朝時有比較正式的“江南”稱呼，著名的漢樂府《江南》就是證據。后來，隨著中原人大量南遷，江南成為一個文教發達、美麗富庶的地區，雋永的情味濃得幾乎化不開了。 元代畫壇上，黃公望的影響和成就冠于一時，如今的《富春山居圖》被列為國寶級畫作，他在虞山和富春山的生活，也被藝術史反復書寫著。朱晞作為在常熟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一個琴人、書人、畫人，深感自己跟黃公望是比較接近、有共鳴的。 “對自然的領悟，對文化、美、人生理想的追求，《富春山居圖》里都有”。復刻版的《富春山居圖》鑲嵌在常熟博物館二層的墻面上，筆墨清潤樸素，意境簡遠超逸，令人觀之忘俗。“最優秀的東西沒有時間空間限制，幾百年下來，還是那么美”，朱晞說黃公望其人其畫令他產生共鳴，也給他提供了反思的翹板，“古代士大夫有兩種，一種是治國齊家，一種是回歸，黃公望的畫所表達的就是人可依靠的那個港灣、那個可回歸之處。而現在的人們太想要什么了，幾乎都沒想過要回到什么地方。黃公望卻可以讓我們同步地詮釋有為和無為”。 在朱晞眼里，黃公望的意義幾乎是完美的——不即不離，悠悠到來，是種風度。他引用唐人趙耶利形容吳地音樂的話“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延徐逝，有國士之風”，形容黃公望的風度。 朱晞認為，古人底下的東西都是一樣的，都是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但面上會顯現為某一種形式，如黃公望就顯現為畫家，張旭顯現為書家，嚴天池等顯現為琴家。其顯現也豐富，如以草書橫絕于世的張旭，也會有《郎官石柱記》這樣美妙的楷書。“從黃的身上我們能看到文化的回歸和反思，看到東方文人追求的東西”，《富春山居圖》表面的虛無、平淡，也讓朱晞感慨：“能做到這個其實是下了大量的功夫的，和儒家也是相應的，只有經歷過很不平淡后，才能歸于平淡——現在的藝術家太缺乏這些東西了”。 1354年黃公望在杭州去世，他的遺體被安葬在虞山西北麓，無數后人攀上這座青山，看他曾經“月夜孤舟獨飲，撫掌大笑，聲振山谷”的地方，看啟發過《富春山居圖》的虞山“凡數十峰，一峰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雄秀蒼茫，化極矣”。黃公望和虞山、常熟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除地理環境和黃公望之外，第三才能代表常熟的，朱晞說，應該是普通常熟人身上體現的文化根基。朱晞發現，隨便去個茶館，只要跟人聊天就能發現，普通百姓對歷史文化知道得太多了，“在常熟不敢以文化人自居，讀書人太多了，這樣它才會成為歷史文化名城，這是文化根基的東西。曾經我也年輕狂妄，接觸很多老百姓后才發現，要實事求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多厲害，這里藏龍臥虎”。朱晞非常感動于常熟百姓對文化的認知度。 常熟博物館，是常熟文化的集中展示。我們跟隨朱晞及博物館專業人員的腳步，在面積不大的館里“博覽”了常熟富饒多姿的人文歷史。如果說“興福禪寺”令人有點陌生的話，提起“破山寺”及“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就無人不知了。它建于南朝齊梁時，唐貞觀之后又被稱為破山寺。相傳在常熟城北八九里處，曾有雙龍相斗，一龍破山而出，所以古名之曰破山寺。寺后現在還留有唐朝詩人常建的《題破山寺后禪院》這首詩的碑刻，書寫出自宋代大書法家米芾之手，后來又經清代雕刻名家穆大展的精雕細琢，因此，這塊詩碑被稱為名詩人、名書法家、名雕刻家合一的“三絕碑”。 虞山北麓石梅的讀書臺曾是昭明太子當年讀書選文的地方。而草圣張旭曾任常熟縣尉，常熟至今還有一條街名為醉尉街，就是為了紀念這位大書法家而命名的。 宋元時期佛教建筑在常熟繼續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市中心的方塔。它始建于南宋年間，距今800多年，共九層，高67.13米，因為它整體形狀呈方形，而方形寶塔在全國都不多見，所以常熟人簡稱為“方塔”。 明清時期常熟的繁榮達到了鼎盛，涌現了無數的舉人、進士、狀元，出現了《聶海花》作者曾樸、兩朝帝師翁同龢、“第一清官”魚侃、宮廷畫家蔣廷錫、藏書刻書家毛晉等各種文化領域的名人；藝壇更是風起云涌，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王翚王石谷——清初畫壇出現了著名的“四王”，即王時敏、王鑒、王原祁、王翚，他的畫技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賞識，被尊稱為“畫圣”。以“東南文宗”錢謙益為首的虞山詩派，從嚴澂、嚴天池為首的虞山琴派、以林皋為代表的虞山印派等等，也都各領風騷；尤其錢謙益和柳如是的愛情故事，成了傳奇佳話。 常熟博物館，作為一個縣級市的博物館，所辦的展覽卻視野開闊、精細活潑、意味深長。朱晞近年一直在思考怎么做展覽，“通過‘無倦文化’這個品牌，我們在語言、形式、主題上都有探索”。“無倦”來自《論語》“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和荀子“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的理想狀態。 第一期是舉辦于2013年的“琴無倦”。朱晞把琴棋書畫展示在古宅院的生活狀態里，栩栩如生地講述出古人如何追求生活之美。所展示的唐琴“云泉”， 琴背面刻有楷書“云泉”，下方刻有“久御不厭”方印， 琴音溫勁而雄，由劉善教在庭院里撫《平沙落雁》。宋琴名弘月，斫于1086年，那年，黃庭堅42歲，寫下了花氣薰人貼。 第二期是去年的“茶無倦”，“不是展示一個杯子，而是茶壺杯子房間都在，比如我們請金馬獎美術指導獲得者胡碩珍布置了16套包括唐、宋、明、清時期的茶席茶器，并且擺放的層次與設計同樣再現了當時古人茶道場景”。其余展品還包括，鎮館之寶的橄欖核雕“東坡泛舟赤壁”，清乾隆豆青釉暗花纏枝牡丹茶缸、清雍正淡描青花陶淵明愛菊圖茶杯、五代越窯系青釉葵口盞等演示了古文人生活的具體樣子，如茶在什么空間中、宋代明代分別怎么喝、日本臺灣怎么喝等。 朱晞說他的理想是讓博物館構建一個通道，與人們的生活發生緊密關系，所展示的也不是貴，而是生活如何美好。 記者：侯子英 圖片：牛華新 編輯：小蘋果 & 特別的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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