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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一般而言，嶺南地區主要是指廣東、廣西、海南等地區。這里是古代銅鼓鑄造和使用的主要地區之一，各類型銅鼓都有發現。國內外的有關專家學者很重視研究這里的銅鼓材料，發表了諸多的研究成果，然而迄今仍未見有嶺南地區鑄造銅鼓方面的專論。筆者不揣淺陋，就此問題作一探討，不妥之處，請識者指正。
一、發現銅鼓概況
嶺南地區迄今發現最早時期的銅鼓是萬家壩型。廣西田東縣出土萬家壩型銅鼓已有3面，[1]是在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石寨山型銅鼓在嶺南地區已發現了10多面。廣西田東縣祥周鄉甘蓮村江峒屯鍋蓋嶺以及聯福村陀塑屯北土嶺的戰國墓中分別出土了1面石寨山型銅鼓；[2]百色龍川、平樂也曾發現過1面石寨山型銅鼓；[3]廣西西林縣普馱發現了西漢時期的一座銅鼓墓，該墓有4面石寨山型銅鼓作葬具[4]；貴縣(今貴港市)羅泊灣一號漢墓中發現了2面石寨山型銅鼓和1件用石寨山型銅鼓改造而成的三足銅案；[5]貴縣高中的一座西漢墓也出土了一面石寨山型銅鼓[6]；賀縣沙田鄉龍中村也發現了一面石寨山型銅鼓[7]。在嶺南地區的山嶺、田野、河流中出土或征集到的冷水沖型、北流型、靈山型銅鼓就更多了，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嶺南地區出土冷水沖型銅鼓約80多面，征集到冷水沖型銅鼓約38面；出土北流型銅鼓約140面，征集到北流型銅鼓約40面；出土靈山型銅鼓約78面，征集到的靈山型銅鼓約30面。嶺南地區還有大量的麻江型銅鼓，僅廣西博物館就收藏麻江型銅鼓(包括所謂的遵義型)有320多面；西盟型銅鼓在嶺南地區也有少量發現。此外，根據文獻記載，唐代～民國時期，嶺南地區常常有銅鼓發現，數量也不少，據不完全統計，有記載的就達186面。可以看出各類型銅鼓在嶺南地區都有發現，其中尤以冷水沖型、北流型、靈山型銅鼓為多，說明了嶺南地區在歷史上鑄造和使用的銅鼓是很多的。
二、鑄造鼓型
就現有材料而言，廣西田東發現的萬家壩型銅鼓極可能是從云南傳入的產品。因為大多數萬家壩型銅鼓是在云南中部偏西地區——楚雄、祥云、彌渡等地出土的。既然這里是萬家壩型銅鼓出土最集中的地方，而且從鉛同位素比值結果綜合分析看，這些早期銅鼓的礦料絕大多數來源于這里，即滇西至滇中的滇池一帶。[8]
因而，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里應是萬家壩型銅鼓的鑄造中心。
從廣西田東、貴港、賀縣等地古墓葬中發現的石寨山型銅鼓看，石寨山型銅鼓在嶺南地區流行的時間約為戰國～西漢時期。在這些石寨山型銅鼓中，一些銅鼓的器形、紋飾等與云南等地出土的石寨山型銅鼓相似，如廣西貴縣(今貴港市)羅泊灣1號漢墓出土的M1:10號鼓與云南晉寧石寨山M14:1號十分相似。同時，石寨山型銅鼓主要分布于云南的晉寧、江川、廣南等地。嶺南地區發現石寨山型銅鼓的地點比較分散，而且年代較晚，數量也不多，因而嶺南地區發現的石寨山型銅鼓中至少一部分是云南等地鑄造的，是從云南輸入的產品。
目前，可以明確判定嶺南地區鑄造的鼓型有冷水沖型、北流型、靈山型、麻江型。冷水沖型銅鼓分布范圍較廣，東起廣西藤縣，西到云南陸良，南及越南，北抵四川古藺，其中以嶺南地區為最主要的分布區，尤以潯江、郁江、邕江流域的桂平、平南、藤縣一帶最為密集，而且飾馬、牛等立體塑像的冷水沖型銅鼓迄今僅見于這一帶，顯然冷水沖型銅鼓在這一帶鑄造的可能性最大。從文化因素分析的結果看，冷水沖型銅鼓是嶺南郁江流域為中心的民族在自己文化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石寨山型銅鼓的文化因素，同時吸收同時期漢文化因素創造出來的[9]，可見嶺南本地應鑄造冷水沖型銅鼓。
北流型、靈山型銅鼓也應為嶺南本地所鑄。首先，北流型、靈山型銅鼓在形制和紋飾等方面與其他類型的銅鼓相比有顯著的差別，它們器體高大，紋飾繁縟精美，很有地方特色，器表上很多的幾何紋與嶺南東漢～南朝墓磚上的幾何紋相一致，如北流型鼓的一些云雷紋、水波紋與當地東漢～南朝墓磚上的菱格、半圓紋、水波紋等十分相似。其次，北流型和靈山型銅鼓都主要發現于嶺南。北流型鼓的分布中心在云開大山的東西兩側，分布范圍東可到廣東廉江，西到廣西邕寧，南到海南昌江、陵水、北到廣西平南等地。靈山型鼓則以廣西靈山、橫縣、浦北、欽州一帶為中心，東到廣東高州，西到廣西崇左、龍州，南到廣西北海，北到郁江流域。出土的北流型、靈山型鼓形體都很大，每面銅鼓都相當重，很難說是從沒有這些銅鼓發現的外地大量傳入的。第三，從鉛同位素分析結果看，北流型銅鼓的鉛同位素比值數據在北流銅石嶺、容縣、桂平縣等四處古銅礦、古銅錠、古礦渣的鉛同位素比值數據范圍內，特別是其比值數據比較集中地落入銅石嶺及其鄰近的容縣西山和石頭鄉的古銅礦、古銅錠的鉛同位素比值分布區內，顯然可以推斷北流型銅鼓的礦料也主要來源于這些地區。而靈山型銅鼓的鉛同位素比值：207Pb/206Pb為0.84557-0.85011，平均值為0.84831；208Pb/206Pb為2.0968-2.1014，平均值為2.0991，相對變化均小于0.5%。這些數據與北流型銅鼓的鉛同位素比值數據十分相近，說明靈山型銅鼓與北流型銅鼓有著相同的礦料來源，也就是說靈山型銅鼓的礦料也來源于北流、橫縣、容縣及其鄰近各縣。[10]
西盟型銅鼓主要分布于云南南部、緬甸東北部、泰國、老撾等地，嶺南地區的西部也有些少發現。嶺南地區發現的西盟型銅鼓被認為是較早時期的，鼓身上仍有合范痕，蛙等立體飾與鼓面等連成一體，而不同于緬甸、云南等地的晚期西盟鼓無合范縫，蛙等立體飾是在鼓鑄好后再聯接上來的。說明前者是用合范的渾鑄法鑄成的，后者是用失蠟法鑄好鼓后再聯接上蛙等立體裝飾的。前者的鑄造方法與嶺南地區鑄造的北流型、靈山型鼓的鑄造方法是一致的，同時從形制和紋飾看，廣西百色、龍川等嶺南西部發現的早期西盟型銅鼓較多地受到了靈山型銅鼓的影響。很可能西盟鼓產生于嶺南西部，因而很可能早期的西盟銅鼓也是嶺南地區鑄造的。晚期的西盟型銅鼓在嶺南還未有發現，而在緬甸、云南西盟等地數量很多，顯然不會是嶺南鑄造的。
從形制和紋飾看，所謂的遵義型銅鼓應歸于麻江型，一些學者對此曾有過論述。[11]。麻江型鼓主要分布于廣西西部、云南東部、貴州、湖南西南部、四川南部邊緣地帶、越南北部等地，根據鉛同位素比值數據分析，麻江型銅鼓的礦料應來源于麻江型銅鼓分布區的西部，即包括云南楚雄、滇中、昭通、曲靖，貴州畢節、六盤水、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州，廣西西北部及川、云、貴三省交界地區。從明清時期的文獻資料看，貴州南部、東南部的少數民族曾鑄造麻江型銅鼓。如《貴州圖經新志》(成書于明弘治年間)載：明代龍里衛(今貴州龍里縣)的“仲家，范銅為鼓，其制類鼓無底”。清咸豐、同治年間鎮壓貴州清平一帶苗民起義的唐炯曾賦詩吟銅鼓，其中有“清平邊夷無煩苛，家家范銅鑄為鼓”詩句。這和廣西西北部的壯族、白褲瑤使用的麻江型銅鼓傳說是從貴州等地買來的說法相吻合，但是嶺南地區無疑也鑄造麻江型銅鼓。明代嶺南地區的漢族人也參與鑄造麻江型銅鼓，如放在瓊州府(在今海南省)天寧寺的麻江型銅鼓的鼓面上鑄有“大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廣州府番禺客人(即客家人)李福通鑄造”的銘文。到清代，廣州仍有鑄造銅鼓師十余人，(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載：“廣州煉銅鼓師不過十余人”，說明清代廣州也是鑄造銅鼓的中心之一。此外，廣東省博物館藏的麻江型鼓的鼓面內壁鑄有:“古阝童”(即僮，壯族)百姓，歸服羅定(即今廣東羅定)，國家清吉，丁卯年造”。此鼓也應屬于嶺南地區鑄造的。
三、鑄造時間
長期以來，由于銅鼓多為零星分散出土的，很少見到共存遺物，因而銅鼓的斷代一直是個不好解決的難題。當前我們也只能依據銅鼓的形制、紋飾和個別有共存物的典型鼓型以及文獻資料來判定它們大概的鑄造時間。
過去有學者把北流型銅鼓的年代推斷到春秋晚期，[12]換言之，即把嶺南地區鑄造銅鼓的時間推早到春秋晚期，或說所謂的粵桂系統最早鑄造的年代可推斷到戰國晚期[13]。我們認為這是把北流型等銅鼓的年代推斷得過早而得出的結論。前面說過，貴縣西漢早期墓中出土的石寨山型銅鼓與云南晉寧石寨山型銅鼓十分相似，應是以云南傳入的產品，但貴縣西漢晚期木槨墓出土的一面石寨山型銅鼓則因其合金成份與云南晉寧等地的石寨山型鼓有別，可能為嶺南本地所鑄，也就是說僅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如果說嶺南地區鑄造石寨山型銅鼓的話，它的時間當在西漢時期。此外，冷水沖型、北流型、靈山型銅鼓鑄造年代的上限不會早到戰國晚期，很可能是西漢以后鑄造的，最多也只能早到西漢時期。其理由如下，第一，從考古發現的情況看，嶺南地區目前發現早到戰國之前的銅鼓只有個別的萬家壩型銅鼓和石寨山型銅鼓，而在戰國及其之前的墓葬等遺存中未發現過北流型、靈山型等所謂粵系銅鼓。第二，從銅鼓的形制、紋飾演變發展的邏輯看，學術界普遍認為萬家壩型銅鼓的形制最原始，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銅鼓，它約春秋早中期起源于云南中部偏西地區，其次是石寨山型銅鼓，流行時間約為戰國～西漢時期，而從形制及花紋演變看，冷水沖型、北流型、靈山型銅鼓的出現時間應比石寨山型銅鼓為晚。在廣西地區西漢時期的木槨墓或銅鼓墓中多次出土石寨山型銅鼓，卻未見冷水沖型、北流型、靈山型銅鼓，很可能表明了西漢以后這三型銅鼓才有大量鑄造。顯然斷定這三型銅鼓比石寨山型鼓晚是合乎實際情況的。第三，從銅鼓的紋飾看，北流型銅鼓云紋與東漢時期瓦當的云紋一致；雷紋與半圓圈組合紋等云雷紋紋樣與兩廣地區東漢墓的墓磚同類紋飾相一致；水波紋與嶺南地區東漢墓出土陶器上的水波紋相一致。此外，一些北流型銅鼓上有五銖錢文、四出五銖錢文。錢文“五銖”甚似東漢五銖錢的“五銖”二字，四出五銖更是典型的東漢晚期四出五銖錢樣式。靈山型的情況大致也如此，大體都能見到這些東漢或東漢以后才有的時代特征。第四，與這些鼓型伴出的最早器物是東漢——南朝時期的器物。1956年廣西金秀縣一冷水沖型銅鼓出土時鼓內有南朝時期的陶碗，[14]，1975年廣西藤縣冷水沖的一面冷水沖型銅鼓出土時鼓腔內有東漢晉時期的水波紋、弦紋青釉復系四耳罐[15]，1991年廣西桂平縣秀南村銅鼓山出土一面冷水沖型銅鼓，鼓腔內有漢晉時期弦紋水波紋四系罐。桂平理村的一面冷水沖型銅鼓在出土時鼓腔內有東漢時期的4只銅洗。1970年廣西橫縣云表出土的北流型銅鼓與漢晉時期的黃釉陶瓷碎片伴出。可見，共存物都屬漢～南朝時期，未見有更早時期遺物共存。此外，在廣西浦北縣曾出土過東漢晚期的粗青銅器，其中一只銅盆底部紋飾有土芒的太陽紋、游旗紋等，與靈山型鼓面紋飾相類，因而可以認為靈山型銅鼓的出現當不晚于東漢。綜上情況分析可以認為：漢代嶺南地區才鑄造銅鼓。
從銅鼓形制、花紋及共存物看，漢～初唐時期是嶺南地區鑄造銅鼓的高峰期。這也得到文獻資料的證明，很多文獻都記錄了嶺南鑄造和使用銅鼓的情況，如(晉)裴淵《廣州記》、成書于唐代的《晉書》、《陳書》、《南史》、《隋書》、杜佑《通典》(卷一四四)等都有這方面的記載。其中《陳書·歐陽危頁傳》載：梁左衛將軍蘭欽“南征夷僚，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世所無”《隋書·音樂志》載：“自嶺以南二十余郡……并鑄銅為大鼓”。說明晉～初唐時期嶺南地區正盛行鑄造和使用銅鼓。據文獻記載，唐高宗時(公元650～683年)，嶺南地區的酋帥馮氏、寧氏家族還在使用銅鼓，但到唐代晚期，情況已有了改變，據(唐)劉恂《嶺表錄異》載：“咸通末，幽州張直方貶龔州(故治在今廣西平南縣)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銅鼓……僖宗朝，鄭纟因 鎮番禺日，有林藹者，為高州(今廣東高州、茂名一帶)太守。有鄉野小兒，因牧牛，聞田有蛤鳴，牧童遂捕之。蛤躍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蠻酋冢也。蛤乃無蹤，穴中得一銅鼓。”可以認為唐晚期銅鼓已從桂東、粵西南地區地下出土了，并作為怪異被記錄下來，說明銅鼓在這些地區已不再鑄造并消亡很久了。有學者推論認為隨著唐王朝對嶺南地區控制的加強，馮氏家族、寧氏家族被唐王朝削弱、打擊退出歷史舞臺，這是嶺南地區北流型、靈山型銅鼓突然消失的原因。[16]此外，廣西靈山緣水村的靈山型銅鼓出土時鼓腔內有一枚“開元通寶”銅錢，說明該鼓入土應在唐代或之后。由上大體可以看出，嶺南地區在唐代后期已不再鑄造北流型、靈山型等銅鼓，嶺南地區的銅鼓鑄造走向衰落，因而北流型、靈山型銅鼓的鑄造時代大體在東漢～中唐時期。
五代～元代，文獻資料日漸豐富，但幾乎沒見記錄當時嶺南地區鑄造銅鼓的文獻。(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七風俗條以及《宋史·蠻夷列傳》(二)等記錄嶺南一些少數民族鑄造銅鼓的文字與《隋書·地理志》中的記錄文字同出一轍，應是引用該書的材料，因而無法確知嶺南地區當時是否仍鑄造銅鼓。然而，《宋史·蠻夷傳》(南丹州蠻傳)載北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洪燕曰卒，其弟洪皓襲稱刺史，遺其子淮通來貢銀碗二十，銅鼓三面……。”說明嶺南西北部的少數民族仍使用銅鼓。前面已論說過早期西盟型銅鼓很可能是嶺南地區鑄造的，同時，南宋時麻江型銅鼓已經出現，貴州遵義市南宋時期播州土司楊粲夫婦墓中即出土了麻江型銅鼓(原稱遵義型)，因而五代～宋代嶺南地區的西部很可能仍鑄造銅鼓。
明清時期，嶺南地區確已鑄造麻江型銅鼓了。目前，嶺南地區鑄造麻江型銅鼓的年代最早可推到大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說明至遲明成化年間嶺南地區已鑄造麻江型銅鼓了。(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記錄了清代廣州鑄造銅鼓的情況，而且在廣西發現了數面有清“道光×年建立”銘文的麻江型銅鼓，[17]可見清代嶺南地區仍鑄造麻江型銅鼓。
四、鑄造工藝
石寨山型銅鼓有合范痕。而確為嶺南地區鑄造的北流型、靈山型、冷水沖型乃至西盟型早期鼓、麻江型等鼓的身(乃至面上)均有合范縫痕跡，應是用合范渾鑄而成的。除麻江型外，嶺南地區鑄造的銅鼓多有蛙、鳥等立體塑像。這些塑像表面均沒有合范縫痕跡，特別是冷水沖、靈山型銅鼓的這類立體塑像紋飾十分精美，絕無紋飾中斷的痕跡，它們的范應是用失蠟法制作的。冷水沖型、北流型以及一些靈山型鼓的立體塑像相對的鼓面(或鼓身)處有一略長方形或橢圓狀的稍寬于塑像范圍的粗糙凸出面，未有花紋，有的則留有清晰的布紋痕，一些北流型鼓還留有刮磨痕。顯然，這些立體塑像范是活芯范，是單獨做好后才與鼓面(身)范組合在一起的。而絕大多數靈山型銅鼓的立體塑像相對的鼓面(身)部分是有十分清晰的花紋的，花紋與鼓面(身)花紋相一致，且連續不斷，未見粗糙的凸出面，這應是塑像活芯范與鼓面(身)范相接時對相接面進行了進一步加工，使它們變為統一的范體所致的。此外，從鼓腔痕跡觀察，這些鼓還有鼓芯范，因而這些銅鼓無疑是用多范塊組合的渾鑄法鑄造的。
西盟型銅鼓鼓身上多未有合縫痕，主要是用失蠟法鑄造的。但嶺南地區的西盟型早期鼓如廣西博物館藏的龍州發現的031號鼓的鼓身卻有清晰的合范痕，左右兩側錯位，紋飾也不整齊對稱，鼓面與立體蛙連接處未見焊接的痕跡，應是用合范的渾鑄法一次鑄成的，并非學術界認為所有的西盟型鼓都是用失蠟法鑄造的。而征集于云南滄源縣的廣西博物館332號西盟型鼓的鼓身只有假合范縫痕，弦紋均跨此假縫痕，顯然此鼓是無合范痕的，應是用失蠟法鑄造的。而且它的鼓面與立體蛙塑像相接處有明顯的連接痕，其中一蛙足與鼓面的相接處已氧化成空洞，且蛙與鼓面(身)的顏色不一致，蛙體顯得更黑，估計兩者的合金成份有別，可見此鼓的立體蛙與鼓面(身)是分別制好后再連接在一起的。顯然嶺南、云南發現的西盟型鼓有較大的區別。
五、結語
從上述描述及分析可看出，早在漢代，嶺南地區已能鑄造銅鼓了，西漢時，嶺南地區很可能也鑄造石寨山型銅鼓，約東漢到唐中期是嶺南地區鑄造銅鼓的高峰期，當時鑄造的銅鼓有冷水沖型、北流型、靈山型；約唐中期以后，嶺南地區的銅鼓鑄造走向衰落，但一直到清道光年間，仍鑄造銅鼓，主要是西盟型早期鼓和麻江型鼓。
從鑄造鼓型之多、鑄造時間之長以及能鑄造器形高大、紋飾繁縟精美的冷水沖型、北流型、靈山型等銅鼓看，嶺南地區無疑是古代銅鼓鑄造的中心地區之一。
從嶺南地區鑄造的銅鼓看，它們都是用合范的渾鑄法鑄成的，合范渾鑄是嶺南地區古代鑄鼓的一個顯著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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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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