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駁虎：都在說雄安新區，我來談一些干貨吧(上)

雄安新區終于公布了，引發了巨大的轟動。

雖然筆者看來這完全是瓜熟蒂落，但對大部分人而言，這一重大消息的確是從天而降，突如其來。

一番震撼之后，自然激發了大家的討論熱情。但連著看了十幾篇各路人士的議論、傳聞和想象，總覺得隔靴撓癢，缺乏有效信息。

筆者本來沒打算撰文，不過既然手頭有一些不一樣的信息，清明假期有閑暇，就與各位鳳凰新聞客戶端的讀者們分享與交流一二。

【1到底有何來由？】

很多人會訝異，疏解城市功能，為何一下跳過了北京自身及周邊的諸多城鎮，飛躍到100公里外的白洋淀邊上？

可以說，這最早可以追溯到學術界的重大研究成果。

吳良鏞，中國城市規劃領域的扛鼎級人物，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總數僅27人）。

2012年2月14日，吳良鏞（左）與物理學家謝家麟榮獲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他幾十年如一日不斷地努力，做了好幾期京津冀區域規劃，提出了多中心的方案，就是要設法改變城市功能過度聚焦于北京市、聚焦于市中心的問題。

他認為，應該把首都功能向京津冀這一更為廣大的領域來進行有機地疏散。

2013年9月，吳良鏞主持院士團隊完成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三期報告》。

在“共同構建多中心的城鎮網絡”藍圖中，《三期報告》描繪了首都地區多中心的政治文化功能空間框架，建議根據區位條件、資源稟賦，在三個空間層次合理有序地布置首都政治文化功能。

第一層次，北京六環路以內陸區（半徑15—30公里）為首都政治文化功能核心區；第二層次，北京六環外至環京高速（半徑30—70公里）安排首都政治文化功能拓展區；第三層次，環京高速以外地區（半徑80—100公里及部分300公里）為首都政治文化功能延伸區，為國家首都功能的發揮提供支撐和保障。

白洋淀這一地帶就落在這第三層次內，在報告中除了和北戴河等地一起作為國家休養地之外，還成為了國家機構辦公區外遷的三個候選地建議之一，開始引發學術界矚目。

這三個候選地建議，與北京中心相距都在80-100公里左右。

其中一個建議地位于北京正東的天津寶坻、薊縣一帶，但由于和北京的聯系要穿越已成片開發的“北三縣”特別是高密度的燕郊地區，更容易誘使連片發展、無序蔓延，最后又連成一體。

另一個建議地點位于北京西南的河北易縣、淶水一帶，但由于已抵太行山腳下，格局較為偏僻，偏居一隅，交通聯絡和輻射拓展單向化，并非上佳選擇。

相比之下，設計在北京正南方，依托白洋淀、環境相對較有特色優勢的南部選址，就脫穎而出，納入有關政府部門的視野。

也正因如此，第二年3月，“保定被確定為政治副中心”的傳聞突然冒出，引發一大群炒房族跑到保定瘋狂掃貨?，F在一二線城市房價普漲，才剛剛帶動這些人解套吧？

【2為什么要那么遠】

除了選址令人訝異，很多人不解的還有，為何一定要定得那么遠呢？

這方面，可以參考現代大城市規劃中最重要的倫敦案例。

1944年，阿伯克隆比主持當時650萬人的大倫敦規劃時，在倫敦城市邊界劃出一條較寬的環形綠化帶，以阻止城市的進一步蔓延。

在綠化帶以外地區規劃了8個新城，與市中心區相距30—60公里，每個衛星新城平均容納5萬人口的規模，希望能承載由市區疏散而來的部分人口及產業。

綠化隔離帶的設計、衛星城的思路，也都體現在了1992和2004年兩個版本的北京城市總規劃當中。這就是當時設計的公路一環（現五環）及綠隔地帶，和諸多五環外的邊緣集團。

倫敦的實踐當時就證明，在通勤范圍內的小衛星城，難以抗拒主城區的巨大產業吸引，淪為純粹睡城，形成一個鐘擺式的巨量通勤交通，反而增加了交通壓力。

北京的綠隔地帶已經名存實亡，被城中村所占據。 城市版圖已經擴張吞并了原先的邊緣集團。

北京近30年來的發展也正是如此。

原本圈定的市區邊界、公路一環收費高速公路已經成為城市快速路五環，生活在五環外的人口數量已經超過了五環內，綠隔地帶的設計早已名存實亡。城市規模遠遠突破了規劃者的預想范圍。

到60年代中期，倫敦編制新的發展規劃。利用三條主要對外快速交通干線，在交通干線遠端，相距倫敦100公里左右的南安普頓—樸次茅斯等地建設具有“反磁力”作用的區域中心城市，才推動了大范圍區域的平衡發展。

盡管經過了修正，大倫敦規劃仍被譽為世界大都市區域規劃的典范之作。

請注意這個思路。

通俗的說，面對強大的主城，弱小的新城不要太遠，也不能太近，要拉開一定的距離，超越日常通勤的時空，才能避免淪為睡城的命運。

所以，規劃設計學者們提出，國家教科文衛副中心、行政新城的選址不應位于京津發展軸線上，而應在北京通勤都市圈以外的河北腹地。

在北京市域外的更大范圍進行新城布局，這樣才能有利于北京功能疏解，抗衡京津城市引力、帶動冀中南地區、促進京津冀均衡發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低人口密度是人口高度密集的東方難以想象的，倫敦核心地區之外不過2公里，就是低層的聯排別墅區。

【3京津冀的多中心新布局】

因此，現有京內的諸多邊緣集團、衛星城，乃至環京一圈的北三縣、廊坊、固安、涿州乃至天津武清等地均不適宜作為全新的大型新城的考慮范圍。

像白洋淀地區，距京100公里，不遠不近，正處于便于聯系、但難以通勤的距離位置上，就不宜繼續一圈圈被動的圍著北京攤大餅了。

正如文件描述的那樣——“區位優勢明顯、交通便捷通暢、生態環境優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現有開發程度較低，發展空間充裕，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p>

而把新城建設成為一個真正具有“反磁力吸引”作用的中心。就是一定要有吸引力，打造交通更便捷、功能更完善、經濟更繁榮、生態更美好的新區。

只有這樣，企業才愿意去，人才才愿意去，也才能疏解主城區的功能，減輕主城區的壓力；同時，在更大的地域范圍內解決經濟、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發展問題。

區域經濟學和國際經驗表明，現代化的首都圈/城市群，不僅要有現代化首都/核心城市，而且要有與其配套的現代化周邊地區。

2001年，吳良鏞主持完成的《京津冀規劃一期報告》，就把京津冀描繪為“發達的中心城市，落后的腹地”。時隔多年，這一狀態未見改觀，反呈擴大趨勢。也就是所謂的“環京津貧困帶”。

發展落差的不斷擴大，既不利于解決京津兩大核心城市由于人口和產業聚焦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也使得河北省在承接產業轉移、接受經濟輻射方面存在明顯的困難。

吳良鏞帶領的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團隊提出，北京中心城區是國家的主要核心之外，其他的一些部分就不必都在中心城區里。

理想狀態是形成一個以大城市為核心，多中心網絡化的城市群，既有節點，又有網絡，節點有大小、有等級，通過空間交通相聯系，每一個節點應該形成自己的位置、主要功能。

這些思路被高層采納，也就是今天的京津冀規劃乃至雄安新區總體格局。

【4歷史回歸的新三角】

就像要雄安新區對標深圳、浦東，并非僅僅是一種純粹的政治待遇，實質是京津冀要對標珠三角與長三角乃至世界級城市群。

長三角有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寧波六大中心，珠三角也有廣州、深圳、香港、東莞、佛山、珠海六大中心，彼此之間既競爭也合作，錯位協調發展，城市的資源、功能并沒那么集中。

而長三角、珠三角區域的諸多次級縣、鎮級別的繁榮發展節點就更多了，星羅棋布、蔚為大觀，這才是中國這艘巨輪的兩大超級發展引擎。

而在京津冀地區，只有北京這一個單一中心，集聚了政治、文化、金融、商貿、科技、教育、醫療、交通等幾乎所有的核心功能，占據著所有產業鏈甚至水源的頂端。

而除了在天津有一些現代工業，在唐山有一些低端一些的工業之外，河北的廣大地區可謂是除了耕作農業一無所有，只是在這些年隨著基建大發展，搞出了重污染的民營鋼鐵產業而已。

北京的資源集聚程度不僅局限在京津冀，而在全國。這種極端的架構，顯然只能使得本地區乃至全國的大量優質人力資源紛紛涌入北京，導致大城市病日益嚴重，甚至已病成了目前的病入膏肓。

正因如此，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是在整個京津冀視角，乃至整個環渤海地區進行的戰略布局。

而京津保地區率先聯動發展，又是發展綱要中明確提出的要求。

在經濟地位、公共服務水平、產業結構上，建造一個高水平的新城，形成新的人口聚集效應，釋放北京壓力。同時，為河北注入全新的高端產業，驅動河北省的發展，撐起京津冀的腹地，是非常之必要的。

打開地圖，大家會發現，雄安新區正好位于京津冀三地的地理中心，北京-天津-雄安之間，正好構成一個等邊三角形。

其實，這就是歷史上的京津保三角。在清朝很長的一段時間中，保定是直隸總督所在地，天津是經濟發達的北方商品集散地、開埠通商港口，從而構成了雙中心乃至三中心格局。

從明代中葉開始，打通了從保定至天津的內河航道，“舟楫遄行、商賈云集”，歷數百年不衰。尤其1860年后，天津開埠通商，更是繁榮一時。

可見，未來京津冀地區將再現這種北京－天津－保定（雄安）的三角關系。

【5如何理解“千年大計”？】

另外，非常罕見的“千年大計”的氣度超越了“百年大計”，也引發人們的矚目熱議。

有人這般解讀，938年遼太宗將幽州(今北京西南的廣安門一帶)定為“南京幽都府”；1012年，改南京幽都府為燕京析津府，為五京（上京臨潢府、東京遼陽府、南京幽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之一，陪都中最大，距今恰好是千年歷史。

如果從1153年4月21日海陵王完顏亮遷都中都，北京第一次成為半個中國的統治中心算起，定都史是864年。并由此這般推論，“新千年遷都成為可能”云云。

筆者覺得，這般摳年份算日子，未免有些太掉書袋了一點，應當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的變遷。

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北方地區，是中華文明的主要發祥地。國家的產生，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拓展，都源自這片肥沃的土地。

在中國古代，北方長期是政治中心和軍事、經濟重心。但隨著資源的破壞、戰亂的屠戮，北方每經一次動蕩，積累的社會財富便焚蕩一空。

從魏晉南北朝衣冠南渡開始，尤其唐安史之亂以后，北方經濟重心地位受到挑戰，經藩鎮割據、軍閥混戰、遼夏侵擾300多年相峙和反復，直到北宋滅亡，終于完成了人口、經濟和文化南移的歷史進程(但桑蠶絲織業的南移直到明中后期才完成)。

北方歷史上的衰落也伴隨著生態環境的毀滅

以1127年宋室南渡為標志，中國的經濟重心正式遷移至東南地區。也即由黃河中下游地區轉移到完成了開發階段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這也是中國地理格局最大的一次劃時代的轉折。

由元及明至清，北方社會經濟發展由緩慢而變為衰退，由絕對優勢轉為相對優勢，由相對落后轉為絕對落后。

江南成為富饒、繁榮、發達的代名詞?，F今以上海、杭州、南京為代表的“長三角”經濟發展龍頭，就是歷史的延續。

但從大一統帝國的政治考慮，行政首都必須要設在經濟上衰落、軍事上受威脅的北方，才能在地理結構上支撐起國家的半片河山，即所謂“天子守國門”。

（一個可堪類比的最近例子，就是哈薩克斯坦的首都從南部阿拉木圖遷移至北部半沙漠草原的阿斯塔納）

而到了現代乃至當代，地理條件更好的南方沿海地帶發展速度更是快于北方。

像深圳和浦東開發，就有力推動了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發展，現在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已經發展成為初步現代化的準發達地區。

北方原本就缺乏原生的現代產業。根本的經濟發動機是中央政府自身。從國家總體區域看，解決南北均衡問題，是優化區域發展的需要。

而其中的重要抓手，就是面向未來打造新的首都經濟圈，需要京津冀的整體發展，帶動北方腹地經濟，連接南北經濟版圖，均衡全國布局。

從在現代條件下穩定和發展地處北方的首都圈這個角度，可能更好的理解“千年大計”的視野。

說完了宏觀角度，下篇將轉入具體而微的操作視野，談一談雄安新區的白洋淀、交通聯絡、功能定位和未來預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