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湯飛凡（1897-1958），中國科學院院士。醫學微生物學家、中國第一代醫學病毒學家。湖南醴陵人。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1955年，他首次分離出沙眼衣原體，成為是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個中國人，被稱為“衣原體之父”。他對中國生物制品事業的發展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1929 年春，當湯飛凡毅然決然地放棄在美國優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回到貧窮落后的祖國時，他知道擺在他面前的是一條異常難走的路，可是為了振興中國的科學事業，為了在這片貧窮落后的土地上飽受疾病折磨的人民，他義無反顧地回到了上海。 毅然回國興建中央防疫處到了中央大學醫學院后，就任細菌學副教授的湯飛凡看到的現實情況比他想象的還要糟糕——沒有細菌學系，更沒有實驗室……湯飛凡捐出了自己的顯微鏡，勉強裝備了一個簡單的實驗室，利用教學之外的時間開始了他的病毒研究工作。
自1930 年開始，湯飛凡做了不少傳染病病原學工作。比如對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腦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腸菌腸炎等的研究，還開始了當時很少有人進行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幾年，他就發表了有價值的論文20 余篇，可謂一帆風順。但是1937 年“八一三事變”的爆發打斷了他的工作進程。
當時中國連年發生的戰爭和天災，致使瘟疫猖獗流行，在這種情況下，恢復防疫處顯然是最迫切的需要。就在這時，湯飛凡接到了時任武漢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顏福慶從武漢寄來的信，約他去長沙主持中央防疫處遷往內陸的重建工作。湯飛凡沒有猶豫，攜夫人奔往長沙，擔任了中央防疫處處長。1939 年初，防疫處遷至昆明。幾經坎坷，1940 年春， 防疫處新址建成。
因為防疫處附近沒有醫院，湯飛凡便設了一個醫務室，由醫學院畢業的人員輪流給當地居民看病，解決居民小傷小病的就醫問題；防疫處附近沒有學校，他們就辦了一所子弟小學。由于湯飛凡微薄的工資難以維持生計及職工工資，他又在夫人何璉的倡議和帶動下，組織家屬養豬、養雞、種菜，除了滿足他們自己的生活，剩余的還能拿到城里去賣……
湯飛凡并沒有因為條件困難而降低科學標準和對工作的要求——他停止制造過時或已經證明無效的制品，通過研究試驗改革舊工藝，并參考國外的經驗和根據本國需要增加了新制品。防疫處生產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應了大后方的防疫需要，還支援了陜甘寧邊區。這些制品因為質量達到了國際標準，也被在太平洋戰區作戰的英、美盟軍所采用。1943年，湯飛凡和他的同事們還制造出了中國第一批臨床級青霉素……這時的防疫處，已不僅僅是個“工廠”，它還是當時戰場大后方一個絕無僅有的微生物學、免疫學的基地，為當時西南的防疫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當時曾在防疫處工作或學習過的許多年輕人在新中國成立后成為了行業領域的骨干。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后，衛生署決定將中央防疫處遷回北平（現北京），改名為中央防疫實驗處。湯飛凡也在1945 年的秋天來到了北平。戰后的北平一片廢墟，原防疫處也慘遭日軍的破壞，必須重建，可是政府拿不出建設經費。經過四處奔走，湯飛凡從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籌到了幾批面粉和一些剩余物資，又從美國醫藥援華會那里獲得一批儀器設備，用“以工代賑”的名義興建新址。
為了把新址建好，湯飛凡親自審查設計圖紙，并住在一間舊傳達室里監督施工。為了節約經費，他盡量利用從舊建筑上拆下來的材料和設備。每當他在工地巡視的時候，哪怕見到一根2尺長的管子也要撿起來交給監工…… 在湯飛凡的努力下，新址于1945 年冬開工，1947 年元旦落成，共萬余平方米，比舊址規模擴展了不少，并增建了抗生素車間和研究室以及實驗動物飼養場。 疫苗供應 功不可沒
1949 年1 月底， 北平和平解放。防疫處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湯飛凡繼續擔任所長。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控制傳染病的流行，政府決定大規模施行預防接種，要求研究所擴大生產，保障疫苗供應。湯飛凡接受任務后，集中精力組織大規模生產，使產量大幅增加——1951年比1949 年增加了7 倍，1952 年又比1951 年增加了13 倍。
1949 年10 月，原察哈爾省北部鼠疫流行，為了控制疫情，需要大規模接種鼠疫減毒活菌苗。當時我們國家沒有這種活菌苗，只好從蘇聯進口，但是仍不能滿足需要。湯飛凡便親自領導一個組突擊研制，只用了兩個多月，就制造出菌苗900余萬亳升，滿足了內需供應并有效控制了疫情。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雖然遭到了西方國家的封鎖，但我國與亞非拉國家有著良好的友誼，并有很多交往。當時的非洲和中美洲許多地區黃熱病流行，到這些地區去的人員必須提前注射黃熱病疫苗，可我們國家當時沒有這種疫苗。湯飛凡就用1947 年從美國獲得的無毒病毒株17－D 制出了活疫苗，解決了這個難題。
為了消滅烈性傳染病“天花”，中國從20 世紀50 年代開始就普種“牛痘”。當時的研究所是痘苗生產供應的主要單位，但是疫苗產量很低，遠遠滿足不了人民的需要。后來使用了湯飛凡研究出來的乙醚殺菌法，研究所在簡陋的條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產量。1949 年底，每天的產量就已超過10萬支。中國在1961 年就徹底消滅了“天花”，這比全球消滅“天花”還早了16 年，應該說：湯飛凡功不可沒。 恢復沙眼病原研究
1950 年，我國衛生部籌劃在全國建立6 個生物制品研究所，并將生物制品劃歸國營生產。湯飛凡非常擁護這個計劃，并提出一項重要建議：設立生物制品質量管理的中央機構。其實，他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曾向重慶國民政府提出過這個建議，但未被理會。這次他的建議剛一提出， 就被馬上采納，衛生部委托他籌建“中央生物制品檢定所”。1951 年該所成立后, 湯飛凡臨時兼任所長，并主持制定了中國第一部生物制品規范——《生物制品制造檢定規程》（草案）。從此，中國有了生物制品質量管理的統一體制。
1954 年， 湯飛凡擺脫了行政事務，重新走進實驗室，恢復了中斷將近20 年的沙眼病原研究工作。
“沙眼”是一種古老的疾病，是由沙眼衣原體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性結膜角膜炎，患有沙眼的人常常會出現異物感、畏光、流淚等不適現象，更嚴重者甚至可能會失明。“沙眼”在世界許多地區廣泛流行。在以往，中國人口中有50% 患有“沙眼”，邊遠農村還有“十眼九沙”之說。
當湯飛凡重新開始沙眼病原研究工作的時候，國外已陸續有人開展這項研究工作了。當時國際上關于沙眼病原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學說，一種是“細菌病原說”，一種是“病毒病原說”。經過室驗，湯飛凡推翻了“細菌病原說”；而另一種“病毒病原說”，經過多次實驗病毒也并未被分離出來，所以未能下定論。 研究病原 獨辟蹊徑
早在中央防疫處做研究的時候，湯飛凡在研究病毒性狀和包涵體本質時就已經形成了一種想法，即：微生物在自然界是從小到大的一個長長的系列，在已知的病毒和細菌之間存在著“過渡的微生物”，如立克次體、牛胸膜肺炎支原體等。他認為，沙眼病原體是比牛痘病毒更大的、接近立克次體的“大病毒”，許多性質近乎鸚鵡熱和鼠蹊淋巴肉芽腫病毒。循著這條思路，湯飛凡制定了研究計劃：同步進行沙眼包涵體研究、猴體感染試驗和病毒分離試驗。
為了保證病理材料的真實可靠，湯飛凡特別邀請北京同仁醫院眼科專家張曉樓對所選的典型病例進行了鑒定。鑒定完畢后，湯飛凡親自帶助手從同仁醫院沙眼門診取回201 份材料。通過仔細研究，湯飛凡在48 份病例中找到了包涵體，并發現包涵體的四種形態（散在型、帽型、桑椹型和填塞型），以及它們的形成和演變過程。這些發現徹底澄清了自1907 年發現沙眼包涵體以來的混亂認識。
對于沙眼病原體侵入宿主細胞后的發育周期，湯飛凡是這樣描述的：“原體和始體均為沙眼病毒的演變形式……原體代表靜止，始體代表活動繁殖狀態。原體變始體，始體又產生原體……我們可推論沙眼病毒的原體侵入或被吞噬至上皮細胞內，即增大其體積變為始體，繁殖發展成散在型包涵體，以后繼續發展成帽型或桑椹型，終至填塞型的包涵體。此時或在此以前，始體復變為原體，最后細胞被原體填塞以致破裂，原體涌出，再侵襲別的健康細胞，重復感染。”這些發現在沙眼衣原體分離成功后，在人工感染和動物模型中被完全證實。
與此同時，湯飛凡所進行的猴體感染試驗也獲得了成功。他和助手讓猴子感染了沙眼，發現由于猴子與人的眼結膜解剖學構造不同，因此猴子患了沙眼后的癥狀也與人不同——沒有瘢痕和血管翳。他們還在猴子的沙眼病灶中發現了從來沒有人發現過的猴沙眼包涵體。
但是，他們所進行的病毒分離實驗卻失敗了。曾經有日本學者報告過用幼鼠腦內接種或雞胚絨毛尿囊膜接種法分離病毒獲得成功的消息，但是因為沒有能夠拿到病毒而未得到承認。湯飛凡認為用日本學者的方法分離出沙眼病毒是有可能的。因為他相信沙眼與鸚鵡熱和鼠蹊淋巴肉芽腫病毒性質相近，而后二者能在鼠腦內生長。于是他決定病毒分離試驗先從重復日本學者的實驗開始。但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他和助手從201 例典型Ⅱ期沙眼患者中取樣，接種了2500 余只幼鼠，卻沒有一只幼鼠發生類似于日本學者所描寫的癥狀，他們也沒分離出一株病毒。試驗雖然失敗了，但湯飛凡并沒有完全否定用幼鼠分離沙眼病毒的可能性，而是決定先把它擱置起來，改用雞胚來分離。 “湯氏病毒”TE8誕生
雖然經歷了一次失敗，但是湯飛凡沒有氣餒，他又重新做起了分離病毒的實驗。這次，他沒有采用絨毛尿囊膜接種，而是采用了研究立克次體常用的卵黃囊接種。湯飛凡分析了影響病毒分離的因素，認為除了選擇敏感動物和適宜的感染途徑外，還需抑制雜菌生長，因而決定在標本中加抗生素作為抑制劑。因為當時臨床上已經知道鏈霉素治療沙眼無效，但對于青霉素的療效還不明了，所以湯飛凡選了這兩種抗生素。沒想到試驗進行得非常順利，只作了8次試驗就分離出了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
這株沙眼病毒，被湯飛凡命名為TE8，T表示沙眼，E表示雞卵，8是第8次試驗，后來許多國家的實驗室把它稱為“湯氏病毒”。
由于青霉素能殺死病毒，因此病毒分離的成功率并不高。后來，湯飛凡和助手改進了方法，取消了青霉素，加大了鏈霉素的量，延長了鏈霉素在標本中的作用時間，使病毒分離的成功率達到了50％，湯飛凡在不到兩個半月的時間又連續分離出8株病毒。 矗立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湯飛凡紀念碑 解決了半個世紀的爭論
試驗成功了，有人建議湯飛凡趕快發表成果——當時世界上有許多實驗室正在競相分離沙眼病毒，不趕快發表，怕被人搶先。但是科學態度嚴謹的湯飛凡并沒有同意，他還要證明所分離出的病毒也能在人的眼睛里引起沙眼才行。
湯飛凡向衛生部提出申請，要求衛生部允許包括他自己在內的10 名志愿者進行人體感染試驗。衛生部沒有同意湯飛凡的要求，更不贊成他用自己的眼睛做試驗。他向衛生部解釋說，他已經找到治療沙眼的特效藥，感染了沙眼很容易治好，可是衛生部仍不放心，拒絕了他的申請。
就在人們以為他已經放棄了人體試驗的時候，他卻在新年假期里不聲不響地將沙眼病毒滴進自己的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后來又重新把病毒分離出來。為了能觀察到整個病理過程，他腫著眼睛堅持了40 多天后才接受治療。他通過對自己的人體試驗確信無疑地向世人證實了他所分離的病毒對人的致病性，從而完全、徹底地解決了延續半個多世紀的關于沙眼病原的爭論。
沙眼病毒分離成功很快就在國際科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因為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突破，將長期處于低潮的沙眼研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
1981年，國際沙眼防治組織為湯飛凡頒發了沙眼獎狀和獎金。
湯飛凡是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本期編輯：Tony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