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書,到民國十三年(1924)洛陽清義堂石印本問世,清代長篇章回小說《歧路燈》在長達一個半世紀(jì)的時間內(nèi),一直以鈔本形式流傳。存世鈔本不僅是《歧路燈》版本研究的關(guān)鍵,也是《歧路燈》研究史料的重要載體。
筆者在研究《歧路燈》版本期間,有幸得見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藏《歧路燈》鈔本二種,其一載有眉批、夾批一百五十余條,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六則明確題署“呂寸田評”或“寸田評閱”的評點,筆者因此將其命名為“呂寸田評本”。現(xiàn)錄此六則評點如下: 第八回夾批:“呂寸田批:誤天下蒼生,萬惡的狠。” 第十一回夾批:“呂寸田評:字字淚血,不忍卒讀。” 第三十八回(欒星校注本第三十九回)眉批:“呂寸田評:不認字的理學(xué)更難。”第三十八回(欒星校注本第三十九回)夾批:“寸田評:天下古今通病。” 第三十九回(欒星校注本第四十回)眉批:“寸田評閱:此休嫌窮酸,如此方是兄弟 第五十三回眉批:“呂寸田評:是何等識見,何等心腸,想箕子受辱,微子抱器,亦不過爾爾。”
今考呂寸田,即清代河南詩人、劇作家呂公溥,字仁原,號寸田,又號髯癡。呂公溥世居河南新安橫山,生于清雍正五年(1727),卒于清嘉慶十年(1805),年七十九歲,著有《寸田詩草》八卷、《寸田文稿》八卷、《宗祀祭規(guī)》一卷,及《彌勒笑》傳奇等。 此外,呂公溥于乾隆年間參與《(乾隆)新安縣志》《(乾隆)河南府志》的編纂,清楊淮《中州詩鈔》卷十五錄其詩三十五首。
呂公溥出身新安呂氏,為豫西著名大族,詩書傳家,代有聞人。自呂公溥高祖呂維祺以降,五代人中共有進士七人,舉人、貢生、監(jiān)生數(shù)十人。 清楊淮《中州詩鈔》稱:“新安呂氏為中原望族,學(xué)術(shù)之醇、科第之盛甲于全豫,而詩學(xué)猶有薪傳。一門揚風(fēng)扢雅,刻羽引商者至數(shù)十人,皆有專集行世”、“呂氏昆弟數(shù)十人,皆靈運、惠連之選”[2],并非言過其實。
在新安諸呂中,呂公溥被譽為“諸呂后勁”,其為人“生而穎異,卓犖不羈,流觀泛覽,博通載籍。好為古文,尤工風(fēng)騷,揮翰數(shù)千言立就,高談雄辯,率常屈其座人。”[3]然“窮與所遇”、“屢薦不售”[4],終身不仕,“辟別墅名曰掌園。……種花木,鋤芳草,逍遙其中。”[5]呂公溥精于書法、篆刻,雅好藏書——“寸田以累世書香,縹緗滿一樓,日坐其間,披閱吟誦,每卷朱墨燦然。”[6] 但呂公溥歿后,其藏書大多失散,據(jù)《中州詩鈔》:“寸田沒后,家計蕭條,……其書半歸淮家,每見寸田手跡讀之,不勝有今昔之感云。” [7]
在學(xué)界已知的《歧路燈》存世鈔本中,具體留下姓名的評點者寥寥無幾,更難能可貴的是,呂公溥與李海觀交游甚密。《中州詩鈔》稱李海觀“與新安呂寸田往來,講論詩學(xué),故詩有淵源。”[9]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海觀至新安馬行溝教書,由此直至乾隆四十四年前后李海觀南返寶豐,是李、呂二人交往的密切時期。
李、呂交游,也在二人詩作中得到印證。今考河南省圖書館藏李海觀《綠園詩鈔》殘卷,卷首有清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呂公溥撰序,卷中幾乎每首作品后都附有呂公溥評點。 乾隆四十三年,李海觀作《戊戌春正月坐橫山惜陰齋與中牟胡蕖船呂廿二寸田話山水》一詩,稱“髯癡(自注:寸田別號髯癡)今逾五十二,何得仍呼我小友。”此外,呂公溥《寸田詩鈔》中亦有《贈李孔堂二首》(“吾鄉(xiāng)風(fēng)教至今醇”、“云嶺虛懸待叩鐘”)。乾隆五十一年,李海觀與呂公溥共同參與了呂公溥堂弟呂公滋《碩亭詩草》的修訂和評點。 可見李海觀雖年長呂公溥二十余歲,二人卻是交游甚密的忘年之友。
更為重要的是,乾隆四十二年前后,也是李海觀最后修訂完成《歧路燈》的時期。筆者推測,正是在此時的交往中,呂公溥得以接觸到《歧路燈》文本。 從呂公溥評點《綠園詩鈔》、李海觀與呂公溥等人評點呂公滋《碩亭詩草》的事實推測,在李海觀與新安諸呂的交游圈內(nèi),存在互相評點作品的風(fēng)氣。 呂公溥評點《歧路燈》,很可能受到這一風(fēng)氣的影響。在《歧路燈》歷經(jīng)“蓋閱三十歲以迨于今而始成書”(李海觀《歧路燈序》)的階段,呂公溥作為李海觀好友,其評點不失為《歧路燈》流傳史上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 呂寸田評本《歧路燈》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校勘價值。 在史料層面,在既有的研究中,學(xué)界對呂公溥的關(guān)注主要集中在呂公溥本人的詩歌和傳奇創(chuàng)作,及其與李海觀的交游往來。 但是,呂寸田評本的發(fā)現(xiàn),證明了李、呂交游并不限于“講論詩學(xué)”的層面——呂公溥既是《歧路燈》的早期讀者,也是《歧路燈》的早期評點者。 在古代小說評點中,與作品同時代的評點較為難得,而來自作者好友的評點則更為可貴,特別是呂公溥本人在詩文、戲劇領(lǐng)域頗有所成。呂公溥對《歧路燈》的評點,是《歧路燈》流傳中的重要現(xiàn)象。
此外,就《歧路燈》的流傳史而言,在呂寸田評本發(fā)現(xiàn)之前,學(xué)界歷來承襲欒星《李綠園傳》:“呂燕昭即呂中一,是《歧路燈》和綠園詩鈔最早的讀者之一,今傳世鈔本《歧路燈》尚保留有他的批語”[10]的看法。此說基于欒星對“乾隆庚子過錄題識”中“呂中一評《歧路燈》有曰……”一句之考證。 然而,“呂中一”并非呂燕昭(字仲篤),而是呂公溥侄呂申(字中一),二人同族同輩,卻并非同一人。更為重要的是,呂申和呂燕昭都是呂公溥侄子,呂寸田評點的發(fā)現(xiàn),將《歧路燈》的評點史上溯了一代人,呂寸田評點同樣是反映乾嘉時期《歧路燈》流傳與接受的珍貴史料。
在校勘層面,呂寸田評本亦有重要價值。 首先值得說明的是,呂寸田評本雖不諱“寧”、“淳”等字,但其具體抄寫時間不詳。根據(jù)部分文字錯訛、個別早期評點的脫漏等現(xiàn)象,筆者推測,呂寸田評本或非呂公溥評點原本,其傳抄所據(jù)必有底本。 但是,無論其具體抄寫時間早晚,呂寸田評本所體現(xiàn)的一些特點,例如,存有不見于他本的早期文字內(nèi)容、具體文字優(yōu)劣、個別評點位置(是否闌入正文),甚至包括對呂寸田評點的保存,諸種優(yōu)于諸鈔本的版本特點,足以證明呂寸田評本的底本,極有可能是一個《歧路燈》的早期傳本。 筆者曾在校勘學(xué)界已知的《歧路燈》鈔本,以及筆者新發(fā)現(xiàn)的幾種《歧路燈》鈔本的基礎(chǔ)上,將《歧路燈》的存世鈔本劃分為甲、乙鈔本系統(tǒng)。相對于甲本系統(tǒng)的數(shù)種鈔本而言,呂寸田評本當(dāng)推版本最優(yōu)、校勘價值最大的一種。
此外,呂寸田評本還保留了一些較有特色的細節(jié),囿于篇幅,試舉一例如下: 在目前存世的《歧路燈》諸鈔本中,第四十四回《鼎旅店書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是較為特殊的一回。本回敘述譚紹聞欠賭債出走后,在亳州經(jīng)歷了銀兩被盜、行李被偷,最終重返故里的經(jīng)過。 但是,在已知的《歧路燈》存世鈔本中,本回?zé)o一例外存在內(nèi)容上的脫漏,即,回目中“度厄寺高僧指迷途”情節(jié)并未在正文中出現(xiàn)。 在呂寸田評本中,本回回末粘有朱簽,字跡與呂寸田評本諸眉批、夾批一致,稱:“此間漏卻高僧指迷途一段奇文,應(yīng)查原本添出,方得圓暢。”可見,朱簽作者不僅曾見“度厄寺高僧指迷途”一段文字,且對此頗為贊賞,譽為“奇文”。 由此推測,這一評點很有可能出自《歧路燈》的某位早期讀者,他見過不止一部《歧路燈》鈔本,而其中一部有“度厄寺高僧指迷途”情節(jié)。這不僅證明了該情節(jié)在《歧路燈》早期鈔本中的存在,還提供了一部尚不為今人所知的“原本”線索——這一“原本”,極有可能最為接近《歧路燈》的稿本風(fēng)貌。呂寸田評本(或其所據(jù)底本)與“原本”關(guān)系之密切,在諸鈔本中是獨一無二的。 由于文獻材料的匱乏,李海觀最初于何時、何種契機結(jié)交新安呂氏,已很難具體考證(李海觀《戊戌春正月坐橫山惜陰齋與中牟胡蕖船呂廿二寸田話山水》詩自注“余初至橫山,寸田尚幼稚”)。但在清乾隆四十二年、以及此后至少十年時間內(nèi),年逾古稀的李海觀仍與新安諸呂保持著密切往來。李、呂交游直接產(chǎn)生了呂公溥對《歧路燈》評點。 雖然囿于文獻材料,尚不能準(zhǔn)確得知呂公溥評點的規(guī)模,但目前所見的幾則評點,或可為今人勾勒出一段塵封已久的品評佳話。 呂寸田評本自身的史料價值和校勘價值,也使其成為現(xiàn)今存世的《歧路燈》諸鈔本中較為重要的一種。相信在今后的研究中,隨著更多文獻資料的發(fā)現(xiàn),能夠使《歧路燈》的早期成書和評點過程得到更為明晰、準(zhǔn)確的呈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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