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姍丨《歧路燈》作者李海觀印江宦跡考論

在對清代長篇章回小說《歧路燈》的研究中，囿于文獻史料，學界對其作者李海觀仕宦經歷的考證長期以來存在空白。筆者在研讀《歧路燈》期間，有幸查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地藏清乾隆朝檔案史料，其中直接涉及李海觀印江宦跡的題本、奏本等檔案史料共計三十余件。清代檔案作為官方史料，具有較高可信度，可據此補正《歧路燈》研究中的史料之闕。

在筆者目力所及的檔案史料中，刑科題本明確記載印江縣知縣李海觀經手辦理的重大命案、盜案有印江縣“徐小三案”“彭輝祖案”“羅德權案”“石秀睿案”“任士習案”五案，以及協辦思南府“冉裕山案”。同時，吏科題本明確記載了李海觀的離任信息。根據上述史料，可訂正貴州地方志《（道光）印江縣志》《（道光）思南府續志》所載李海觀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1773）任期之訛誤，并考證李海觀任期內重大事件如下：

1.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二十八日，李海觀到任。

2.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月，李海觀至重安江站所解送馬匹、協辦兵差。七月，辦差公出。

3.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初七日，李海觀委運辛卯年下運京鉛，卸事。

4.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二月二十日，貴州巡撫圖思德題請以魯寶補授印江縣知縣。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吏部遵議核準。至此，李海觀正式卸任。

5.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海觀至遲于此年北還河南寶豐。

李海觀印江縣知縣任內最為重要的事件，當推委運辛卯年下運京鉛。根據貴州巡撫報呈的黔鉛京運奏折、長江及運河沿線督撫報呈的鉛船過境奏折，以及鉛船沉溺事件相關的戶科題本，可對李海觀委運京鉛之始末作以下考索：乾隆三十五年二月，李海觀受命委運辛卯年下運京鉛；五月十二日，自黔赴四川永寧收鉛；十月初九日，李海觀船隊裝載二十七船、解運鉛斤一百八十三萬六千零二十四斤十三兩，自重慶府開行；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日，運抵天津；十月十五日，雇船剝竣，北上進京。

歷年黔鉛京運堪稱險象環生，李海觀船隊在上年鉛船延期、官員協調不力導致的運量增加外，還遭遇了山川之險導致的鉛船沉溺。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李海觀船隊出四川巫山縣境，入湖北巴東縣境。當日，船隊經行巴東縣萬流峽石柱子一帶，第十八號船只遭遇風暴沉溺。時至今日，今人尚能于戶科題本中得見李海觀移會巴東縣知縣公文，作為現階段所知的為數不多的李海觀佚作，彌足珍貴：

對此，巴東縣于兩年內合計打撈三輪，分毫無獲。據核算，“李海觀沉溺掛欠黑白鉛四萬九千八百九十五斤零，合共用過工本水陸腳價、镕工夫價等銀一千六百四十九兩三錢三分三厘”。相較于李海觀七品知縣理論上的俸銀，這筆款項的壓力無疑是非常可觀的。所幸的是，乾隆三十九年四月，經過逐級調查與上報，戶部“查與豁免之例相符”，“照例準其豁免”。至此，李海觀鉛船沉溺一事方有了結。由此結合李海觀詩作《宦途有感寄風穴上人乾隆癸巳暮春印江署中作》（其一）“禍不可攖聊遠害”句自注“予以運鉛之役，缺匱部項，幾瀕于險”，今人或可在落實“缺匱部項”的具體事由和金額的同時，一窺李海觀經歷鉛船沉溺事故后的復雜心境。

清代檔案中的李海觀印江宦跡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研究意義。首先，從李海觀研究角度，清代題奏史料保存了李海觀任期時長及任內重大事件，特別是委運京鉛過程的詳細情況。今人可據此輯訂貴州地方志對李海觀任期的著錄之訛，為學界長期存在的疑點提供可信史料和合理解釋，增補并豐富對李海觀任內重大事件的掌握，由此將李海觀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和精細。

其次，從《歧路燈》研究角度，李海觀的仕宦經歷對于《歧路燈》研究頗為重要。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海觀《歧路燈序》云：“蓋閱三十歲以迨于今而始成書。前半筆意綿密，中以舟車海內，輟筆者二十年。后半筆意不逮前茅，識者諒我桑榆可也。”由此結合相關文獻，可確證李海觀晚年存在撰寫《歧路燈》“后半”書稿、統籌修訂全書的創作過程。在現階段的研究中，李海觀“舟車海內”的過程已難以詳考，而出任印江縣知縣是其中最為明確的環節，這一仕宦經歷勢必對《歧路燈》“后半”書稿的創作，乃至全書的修訂工作產生密切影響。例如，李海觀出任知縣時間實為五年，特別是黔鉛京運過程中的諸種遭遇，其所接觸的社會面和官場環境在深度和廣度上遠超過學界所知的情況，為今人理解其在作品中流露的對官場腐敗黑暗的憤懣之辭提供了更為確切的寫作背景。又如，刑科題本所載李海觀任內對重大命案、盜案的處理，相較于貴州地方志中“愛民如子，疾盜若仇”的套語，更為鮮明、細致地展現了李海觀的為官經歷，對于解讀《歧路燈》相關情節不無裨益。再如，通過考索李海觀仕宦經歷，特別是鉛船沉溺事件帶來的重大打擊，可為今人理解其晚年統籌修訂《歧路燈》文稿時的心態變遷提供新材料，并從成書與版本源流角度為解讀《歧路燈》提供新的思路和啟發。

有必要指出，在對李海觀印江宦跡的考證中，雖不能具體落實李海觀仕宦經歷與《歧路燈》情節的對應關系，亦不能逐一查證李海觀任內見聞與《歧路燈》取材的直接關聯，但小說在文體特征上具有較強的虛構性，小說家的創作本就建立在豐富想象與靈活構思的基礎之上，其素材和靈感來源往往是多維度的。因此，考索李海觀的印江宦跡，對于今人全面了解其生平經歷、思想情感、創作心態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工作。更為重要的是，可由此勾勒李海觀出宰印江期間的真實經歷和見聞，對于今人一窺小說家在創作過程中對社會現象進行思考和提煉的藝術化過程，理解小說家的文學想象和精神活動，乃至推測小說家晚年統籌修訂文稿階段的心態變遷，均有所助益，而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意義與學術價值之所在。

值得玩味的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貴州巡撫圖思德以李海觀“病后虛怯，精神就衰，難膺民社之寄”為由，題請以魯寶補選印江縣知縣。次年三月，吏部遵議核準。對于此時已年逾花甲的李海觀而言，這不失為常見且令人信服的理由。這固然可以理解為李海觀遭遇鉛船沉溺事故后身心疲憊、精神萎頓，無力主持縣事；但筆者認為，另一種更具說服力的解釋則是，李海觀經此事故后深切意識到“禍不可攖聊遠害”，由此厭倦仕途、有意遠離官場，而以此為托辭。畢竟，今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精神就衰”并不符合李海觀的真實狀態。就在吏部遵議核準圖思德題本的四年之后，一部長達一百零八回的鴻篇巨著《歧路燈》，作為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優秀作品之一，即將在古稀之年的李海觀筆下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