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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春 . 之一：《 . 不管業內人士怎么強調先鋒文學創作的頑強生命力，仍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世人的成見。這個80年代中后期大出風頭的“王子”，如今在人前失去了關注的目光，逐漸淪落為衣衫襤褸的“貧民”。有人甚至已預測到隨著經濟的發展，俗文學將大行其道，而探索性的作品將逐漸衰亡……一句話，先鋒文學創作已淪為“瘋子”的事業。這一現象在曾經出現過《紅樓夢》這樣的作品的國度出現，真不知是一種必然還是一種諷刺？好在這些只是世俗層面上的問題。從另一角度看，我們還有一些樂觀的資本：優秀的作家仍在堅持，優秀的先鋒文學作品仍時有出現，而優秀的文學刊物仍在清貧之中一如繼往地捧出浸潤人類心靈的佳品。 這就是筆者寫作此文的目的：作為一個有良心的讀者，有必要對優秀的期刊編輯表示崇高的敬意。首先，有決定稿件命運權力的編輯，如果沒有開放獨到的藝術眼光，中國大多數優秀的先鋒文學作品仍將不得不束之高閣。正是那些稱職的編輯以高超的鑒賞力為人們挖掘出了真正具有品位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反過來又影響了人們的文學觀念，提升了讀者的審美能力，從而推動中國文學一步一步向前發展。1983年，《北京文學》的編輯王潔在堆積如山的自由來稿中“淘”到了余華的短篇小說《星星》，編委周雁如馬上打電話到余華工作的鄉鎮衛生院，讓他到北京改稿，路費和住宿費由雜志社承擔；1985年，在《收獲》當編輯的程永新經過與馬原徹夜長談后，決定連續三年、以每年兩期的篇幅在《收獲》上對馬原、余華、格非、葉兆言、孫甘露等青年作家的探索性作品進行展示。三年六期的先鋒文學專號，在文學界引起強烈反響，使原本無人問津的先鋒文學成為焦點。而著名先鋒作家洪峰的成名，則與《作家》原主編王成剛分不開。為此洪峰還專門寫了《和成剛相遇》一文以表達感激之情。（以上事例見《山花》2004年第11期，黃發有和王云芳合作的《文學期刊與先鋒文學》一文）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像程永新、王成剛這樣盡職而獨具慧眼的編輯，這些作家要想獲得像今天這樣的地位，可能要晚好幾年，甚至永無出頭之日。因為文學創作不僅僅是作家本身的事情，還與周圍的環境密切相關。 眾所周知，作為一個期刊編輯，推舉和發表某些“權威人士”看不懂的作品，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和壓力。據程永新回憶，對《收獲》連續三年用大篇幅推出先鋒小說專號，作協領導頗有微詞，認為刊物此舉有某種企圖。現在看來，和許多同類事件相比，“作協領導頗有微詞”幾乎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二十年來，因編發不合時宜的作品而被迫寫檢查甚至“下課”的文學期刊編輯和主編，加起來可能不少于一個加強排。 優秀的編輯是所在雜志社的頂梁柱，他的心血讓作家受益，對雜志社本身也不會徒勞無功。作家知道如何回報編輯，這回報不是物質上的，但比物質更重要。為感謝知遇之恩，作家通常會把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交給這個編輯發表，而一般不會被另一些雜志的“高稿酬”誘惑。余華的小說基本上發表于《北京文學》和《收獲》，隨筆則發表于《讀書》和《收獲》；格非創作的多部長篇小說都和大部分中短篇小說也是在《收獲》發表的。有了這些作家的支持，《收獲》想不成為中國文學雜志的“老大”都難。 更為可貴的是，一些有責任心的編輯在從眾多來稿中遴選出優秀之作的同時，自己也在踏踏實實地進行著創作實踐，他們中的不少人都可躋身當今優秀的作家和評論家行列。比如原《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的文學批評、原《北京文學》副主編李陀的文學批評、《南方文壇》主編張燕玲的散文、《花城》主編田瑛的小說。就筆者最為熟悉的詩歌界，“詩人編輯”現象更為明顯。葉延濱的《干媽》在二十年前就激動了千萬人的心靈，獲得過全國優秀詩集獎，多年來一直筆耕不輟，詩歌隨筆雙豐收；張新泉在日常瑣事中找到了獨特的詩意，讓人看到了平凡生活中的那一線精神的靈光，這一點也許正是他從眾多作家中脫穎而出，摘取魯迅文學獎桂冠的奧秘；而河北作家大解一開始就有著深層次的文體自覺，他的詩在語言和內涵上共同達到的澄明與開闊，使他在當今詩壇獨樹一幟，我總覺得是這種澄明與開闊才使得他參與編輯的那家刊物日益輝耀出博雅的光芒…… 談論這一話題不是毫無意義的。這不僅如上面所言，“作家編輯”的存在，使文學刊物與其它類型的刊物相比，對來稿的選擇更為到位，從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遺珠之憾。更重要的是，在先鋒文學受到的詰難日益增多，這一話題牽涉到的就不僅僅關系到作家/編輯個人的得失或某一家刊物的興衰，而是關系到如何進行文學創作，如何對待文學創作，也就是如何提高作家和編輯人員的素質的問題。如果說要求每一個編輯同時是一個著名作家是苛求，把優秀的作家都調去雜志社當編輯也不切實際，那么，留給我們的路只有兩條，要么繼續碌碌無為下去，要么像以上那些期刊編輯一樣注重職業道德，成為本領域的“行家”。我想大多數編輯會愿意選擇后者，因為只有這樣，才對得起納稅人的血汗，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 . 之二：《說穿了什么都不是》 在文學界，“識貨的編輯”不少，“識貨且值得尊敬的編輯”卻不多見。一些編輯，在業務上很有眼光、很優秀，但他們的人品卻與能力成反比，他們的某些行為很難令人尊敬得起來。友人說，編輯也是人，自然也有弱點，只要他把工作做好就行啦。此論斷我不敢茍同。雖說“編輯”作為動詞而言是一項技能，但實施這個動作的是人，在這個基礎上強調一下人品，應該是題中之義。比如那些以手中的發稿權做交易甚至玩弄異性作者的編輯，就如禽獸般令人不齒。去年有朋友向我介紹某個禽獸的劣行，我又把此事告訴一個朋友。朋友說：此等臟貨，日后有機會見到，必定揍之。我又把此事告訴另一朋友，令我驚訝的是，那個朋友竟然哈哈大笑，不以為然。也許在他生活的大城市，觀念已經開放到常人難以企及的程度了。我從此不再與此人發生任何往來——我堅信，一個人所交的朋友的品位，可以反映出這個人的品位；一個人對“骯臟事物”的容忍態度，可以反映出他心中“干凈品質”的儲存量。 這就說到編輯與作者之間的關系。前面所述，自然是少數害群之馬的極端行為，他們之所以屢屢得手，是因為他認為作者是來求他發稿的，作者自己也缺乏自信，想通過“發表”這一途徑獲得其它利益，從而認同“編輯發表我的稿件是給我面子”這個說法。于是本來正常的文友關系開始變異，甚至編輯的某些非分要求，作者經過掂量之后，即使心里不見得樂意，也做出了比較適合于自己處境的反應。平心而論，這是人的生存本能和利益權衡決定的，只要雙方你情我愿，旁人似乎也不必過多關注和苛責。一個愿打一個愿挨嘛。但必須認識到，某些編輯、特別是某些小有影響的刊物編輯總以為發表作者的稿子是對作者的恩典，認為他在作者面前有一種天然的優勢，甚至認為作者見了他就應該畢恭畢敬。其實這樣的編輯，無非是屁股占了一個好位置而已。感受到某種榮光多了，就漸漸地把自己當回事了。這些狂妄的淺薄人士不知道，刊物不是政府養活的，而是作者以及普通納稅人養活的。沒有好的作者，誰去讀你的刊物？沒有納稅人的稅錢，你所在的刊物能夠維持幾期？ 編輯和作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多么陳舊的觀點啊——作者應該慶幸遇到一個好編輯，反過來，好作品也能提升編輯的地位和刊物的質量。這是一種相互成就、相輔相成的關系。某些作者，總以為賄賂一下編輯，就能發稿，其實這一招只對低層次的編輯起效果，真正優秀的編輯，即使是好友的稿子，也非常講究質量的。畢竟刊物是他的飯碗，他不可能為了友情把飯碗砸掉，何況這是建立在利益交換的基礎上的友情。同樣，人格獨立的作者，他在向熟悉的編輯投稿時，甚至比向陌生的編輯投稿更為謹慎，因為他知道，要是自己的作品質量不夠，就等于是在故意為難朋友。所以，沒有任何資質平平的人能夠依靠賄賂而成為優秀作家。優秀作家的地位，是依靠實力一個字一個字地碼出來的。 “認識編輯就可以優先發表”這個說法成立嗎？成立，但是有個前提條件——在作品質量比較接近的情況下，這個時候，編輯一般會優先發表熟識者的稿子。這是人之常情。但即使是這樣也有例外。作為一個小報編輯，我認識一個外地作者。作品質量屬于可發可不發之間，但我多年以來一直盡量避免與他交流，也很少發表他的作品。因為每一次他發來自己的稿件，都會暗示或者明示：我剛從法國回來，給你帶了點禮物，改天寄給你；我們這里開了家飯店，有兩個菜不錯，你下次來我一定請你吃飯……每一次看到這些，我全身都會起雞皮疙瘩。如果真是好朋友，你偶爾請我吃一兩次飯或者我請你都未嘗不可，但你不要一邊給我遞上稿子一邊許諾好嗎？你以為我是一個除了吃喝就不顧其它的“乞丐”，或者以為我的時間多到必須和一個不算太熟識的人去浪費？當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喜歡占小便宜的編輯，發表了別人的一篇文章，就想辦法從別人那里取得一點回報；也知道有那樣的作者，每一次賄賂，都能得到“回報”。不過他找我算是找錯人了。因此多年以來，我一直在等待他改掉這個毛病，如果哪一天他不許諾了，我也可能會以比較正常的眼光看待他的作品。 當然，由于文學創作是一門特殊的手藝，由于文學作品的發表涉及到精神層面以及社會影響的問題，“編輯和作者的關系”有時候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簡單。雖說編輯與作者在人格上平等，但在某些情境下卻很難體現出來，一個高水準的刊物，似乎天然地擁有對低水平的投稿不屑一顧的權利；一個全國知名的作家，也可以對向他約稿的刊物挑三揀四。正所謂“店大欺客，客大欺店”。這不僅是“品質”兩個字可以解釋的，還牽涉到文學期刊在中國的歷史地位、作品質量、雙方身份和地位的對等程度等因素。 也許有人會問：你這樣寫，如果有編輯對號入座，豈不是對你以后發表文章不利？我想這人多慮了，且不說正直的編輯肯定會與我有同感，如若真有哪位覺得不舒服，以后不發表我的文章就行了。我珍惜朋友，也從不怕得罪小人。 也許有人還會問：你時常在外面發表作品，你對編輯是什么態度？我說：作為一個普通作者，我對人品干凈的編輯會十分尊敬，對自己不了解的編輯也會保持友好，但無論對哪一種編輯，我都不會曲意奉承。我同時也是一個20多年編齡的老編輯，也從不期望我的作者對我點頭哈腰。 . . 之三：《作家與編輯的“過節”》 事情要從1998年轟動文壇的“斷裂”行為說起。 1998年5月1日，韓東與朱文聊天，兩人決定進行一次“大動作”，向全國數十個青年作家發出一份問卷，請他們回答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然后根據作家們的回答進行統計并形成文件公布出來。 從5月12日發出問卷，至7月13日，朱文發出問卷73份，收回55份，加上朱文本人的答卷，共56份。隨后，朱文對各個作家的答卷進行了統計，并寫下了13則“工作手記”。《嶺南文化時報》《文友》和《街道》雜志相繼發表了問卷的部分內容，在一定范圍內引起反響，《南方周末》《精品購物指南》等媒體進行了報道。 1998年10月，《北京文學》以《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為題發表了這56份答卷，以及作為附錄的“問卷說明”、“答卷數據統計”、“工作手記”，還發表了韓東的《備忘：有關“斷裂”行為的問題回答》等內容。由下面節選的幾段文字可以看出，韓東的答卷的尖銳程度： 當代文學評論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瑣的食腐肉者。他們一向以年輕的作家的血肉為生，為了掩蓋這個事實他們攻擊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們的藝術直覺普遍為負數。 我對《讀書》《收獲》兩大名刊的評價是：知識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靈魂的理想掩體。 我對《小說月報》《小說選刊)兩大權威選刊的評價是：如果作為最差小說的選本，它的權威性將不容置疑。 我對茅盾、魯迅兩大文學獎的評價是：如果作為當今最惡劣小說的獎項它的公正性有目共睹。 . 56個作家的答卷發表之后，引起軒然大波。文學界議論紛紜，叫好的、討伐的、看熱鬧的不計其數。在當時的中國大陸，互聯網還遠遠稱不上普及，但即使是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搜索一下“斷裂問卷”這個關鍵詞，仍然可以看到上千條相關新聞。 韓東對一些主要文學期刊的評價，令很多人不快。時隔9年之后的2007年，時任《收獲》副主編程永新回憶往事，仍為韓東對《收獲》的評價“知識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靈魂的理想掩體”耿耿于懷： . 我們可以說說韓東、朱文，為什么我們后來跟他們疏遠了？快十年了，我一直對這件事保持沉默。他們在90年代后期，糾集一批剛剛學習寫作的新人搞了個“斷裂”，為了表示對現狀不滿，為了表示一種姿態，他們罵了很多東西，但是不應該罵《收獲》。就像莫言說的那樣，他們反對的很多東西也是我們所反對的。這是我很多年里，第一次正面談這件事。那時的韓東和朱文從社會底層拱出來，內心比較壓抑，對此我能夠理解。其實說穿了，他倆就是嫌自己還不夠有名。他們倆喜歡來事，卻又缺乏搞運動的素質，像是發育不良的侏儒。對朱文我無所謂，我計較的是韓東。也就是說，任何人可以罵《收獲》，你韓東不可以。什么道理我下面說。有一次上海寫小說的張旻碰到我，為韓東說好話，他說韓東不知道我還在《收獲》，我說我在不在韓東都不可以罵《收獲》，因為《收獲》是孵育你韓東長大的母親。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子不嫌母丑”，這是道德底線。……你韓東罵《收獲》就是違反倫理，為什么？《收獲》整個改變了你的生活境遇啊，狼仔對狼母也有情的，何況是人。你連做人的起碼道理都不清楚還混什么？（《關于先鋒文學和先鋒編輯》，載于程永新專著《一個人的文學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為了證明自己和《收獲》對韓東的知遇之恩，程永新花費了不少筆墨來介紹自己與韓東的交往情況： . 當年我去南京的時候，韓東他坐了輛“馬自達”來見我，“馬自達”就是三輪車。在茶館見的面。他是經我同學黃小初推薦、介紹認識的。我知道他寫詩，在詩歌界也有一定的影響，雖然并不屬于我特別喜歡的詩。黃小初說他寫了些小說，想見我。他用輕輕的聲音告訴我他在大學里教學，講課有心理障礙，不能當一個好老師，斷斷續續，嘟嘟囔囔，表達詞不達意。很落魄的樣子，給我一種病態的印象。后來他拿出一堆亂糟糟的稿子來，是他斷斷續續寫的六、七個短篇。當時因為是黃小初推薦的人，我把他的稿子帶了回來。 我第一次給他發了個很短的短篇，純屬是幫忙性質，嚴格的意義是人情稿。當然，他的文字很有特點，很洗練，很干凈，敘述也很簡潔，之前我聽馬原也提到過他，嚴格說，這篇東西按照我內心的標準，是不一定可以在《收獲》上發的。但是出于情面，還是想幫他。后來我看其他雜志，如《作家》等雜志也發了他的短篇，這增加了他的信心，他連續寫了不少東西，一直到他寫出《反標》，那時我知道他一下子上來了，《反標》后來在文學界的影響也是比較大的，他后來一些重要的中篇都是在我們雜志上發的。 據程永新介紹，他不僅編發了不少韓東的中篇小說，還編發了韓東推薦的其他作家的作品，比如朱文和李馮。據程永新稱，在《收獲》發表朱文的小說《小羊皮紐扣》之前，朱文尚未在中國大陸發過小說。和韓東一樣，李馮幾乎所有的重要作品，也都是在《收獲》發的。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程永新面對韓東的“斷裂答卷”時的那種憋屈和氣憤了。 公平地說，程永新的這番話，有可以理解的“悲憤”。中國的傳統，講究知恩圖報、禮尚往來。《收獲》對韓東們如此青眼有加，韓東們的確沒有必要對這份刊物“放狠話”。但是，這段話也反映出了程永新在憤怒之中的疏忽，首先，將參與“斷裂”行為的56個作家定位為“剛剛學習寫作的新人”，不甚妥當。誠然，這里面有少數幾個年紀較輕，進入文壇時間不長，可以說是新人。但至少就我最為了解的詩歌方面而言，于堅、翟永明、呂德安、楊克等人都是成名十年以上的“老詩人”了，用“剛剛學習寫作的新人”來概定他們，顯然不能服眾。當然，也許程永新這樣說是基于某個極為苛刻的前提，比如與卡夫卡、艾略特等人的成就來比較，這56個作家的確都是“新人”。可是，如果真的與卡夫卡、艾略特比較，不獨這56個作家，所有中國作家不都是“剛剛學習寫作的新人”嗎？ 其次，程永新把韓東和朱文比喻為“發育不良的侏儒”，以及說韓東“嘟嘟囔囔”、“落魄”、“病態”。有失厚道。無論如何，韓東“罵”《收獲》，是對刊物的一種態度，針對的是“物”，沒有涉及到人身攻擊，而將一個健康的人說成是“發育不良的侏儒”，不僅有失風度，而且是明擺著的是進行人身侮辱了。 而韓東似乎在填寫問卷的時候就已經預料到自己將來可能面臨的指責，所以，他在1998年《北京文學》第10期發表的《備忘：有關“斷裂”行為的問題回答》一文里，專門談到了這個問題： 我們備受指責的地方還在于所謂的“自相矛盾”。比如問卷上的問題涉及到對《小說選刊》《小說月報》《讀書》《收獲》、“魯迅文學獎”等的具體評價問題。《小說月報》曾兩次刊登我的小說，《讀書》轉載過我的談話，《收獲》五次刊登我的小說，我亦是“魯迅文學獎”的提名人，《小說選刊》因沒有刊登過我的小說特地向我表達了歉意，對此我將作何解釋？我覺得所有這些與我對它們如何評價是兩回事，它們對我個人所做的與它們的基本傾向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是兩回事。如果有人因此指責我“恩將仇報”那也沒辦法。 反觀當時“斷裂”行為出現的大背景，我們也許可以很“中庸”地認為：程永新和韓東都沒有錯。從韓東的角度說，對《收獲》的評價是整個“斷裂”行為的一個小小的組成部分，他針對的更多的是一種文學體制，其中的偏激和決絕，也并不一定完全出自深思熟慮，而是一種策略上的需要。因此對于《收獲》，可以說是一種無心之過，或者誤傷；從程永新的角度來說，他身為《收獲》的編輯，而且正好是韓東在《收獲》發表作品的責任編輯，他為這個作品付出了很多勞動，甚至可以說是韓東的“伯樂”，他不可能不注重一個作者對曾經發表過其作品的刊物的評價，于是，作為眾多回答中的一個，韓東對《收獲》的評價被專門拎了出來，就顯得異常突兀而刺眼。當人們——特別是與《收獲》關系良好的人們——把這一原本具有普遍性意義的觀點落足到具體的細節之中，“忘恩負義”和“吃完奶后不認娘”的“帽子”也就無法避免地被戴上了。 這里面還牽引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那就是：究竟是刊物成全了作者，還是作者成全了刊物的問題。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刊物發表了作家的重要作品，作家應該心存感激，日后不能對刊物產生不敬。問題真有如此簡單嗎？我們不妨反過來想，如果作家的作品讓更多的后來者認同并喜歡一份刊物，這份刊物是不是也應該對作者心存感激？選發優秀的作品原本就是編輯本身的工作職責，作為編輯，似乎不必因為自己曾當過“伯樂”而強求別人一輩子感恩戴德。所以，在遇到像“斷裂”行為這樣的特殊情況時，人們不妨寬容些，不必過于在意那些未經過深思熟慮的激憤之語。 我注意到，“斷裂”事件之后很長一斷時間，《收獲》好象沒有再發表韓東的作品，看來程永新是真的生氣了。但一個真正的編輯不會永遠和自己的作者賭氣，2012年4月，記者問程永新：“在當下的文學創作中，有哪些您認可的新一代先鋒作家？”程永新很大方地回答:“這些年，我對李洱、韓東、薛憶溈、艾偉這批中間層的作家充滿期待，因為他們的作品里，延續了一種文學的探索精神。”我還注意到，2015年7月出版的當年《收獲》第四期推出了韓東的長篇小說《歡樂而隱秘》。 這個結局令人開心。 . （注：此三則小文摘自劉春即將出版的隨筆集《文壇邊》。紙質媒體如需發表請提前取得作者同意。網絡媒體轉發記得署名及注明“摘自劉春隨筆集《文壇邊》，海豚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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